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陳雲:香港文字學系列(一)


陳雲:正體  <中文解毒>

是日報慶,宜正體直排。三十五年來,《信報》維持中文直排為主,橫排為輔,直排文章不以阿拉伯數字入文,九七之後,香港報紙紛紛夷化之際,《信報》依然故我,成了中國文字的域外孤忠。至於曹仁超先生的「投資者日記」,文言白話與英文諧音夾雜,雖是遊戲文字,卻是古道熱腸,是港式「三蘇」體的文化保留地。有了他押尾陣,其他人就不敢放肆了。

正體直排,行文素潔,是舊日香港正道報紙的最低要求,今日已是最高的報格了。語文是最後一道文化屏障,中文不再正體直排,西文與阿拉伯數字便乘虛而入,漢文正統就沒落了。正道報紙要直排,接通漢朝制定楷書以來的文脈,這是文化國格,連日本人都懂得的。

程十「發」病逝

正道須以憂患始,不妨以一喪氣之事說起。香港既有富豪李實發,李大發、李十發之類自是有的。大陸人口十三億,在悶聲發大財的中央號召下,叫大發、十發、萬發的人,所在多有。二○○七年七月十九日讀《信報》,新聞版第十三頁,題為〈國畫大師程十發病逝〉,通篇報道連帶照片註明都是「程十發」,當下有兩重悲哀。第一重是大師西去,丹青之林,又少一人,而且這大師難得也畫插畫和連環畫,兒時讀《阿Q正傳》、《聊齋誌異》,看過他的插畫。其時只知有人叫「三毛」,豈有人名「十髮」?翻閱字書,才知「髮」是古代度量衡制度,寸之千分之一也。《說文》曰:「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因「十髮為程」,故大師姓程、名十髮就有妙趣。

第二重悲哀,是記者編輯恐怕將大陸的簡體字新聞稿〈国画大師程十发病逝〉按鍵轉為繁體之後,也不重看一下,或是看了,不識畫家程十髮。中共國務院規定出版物要簡體橫排及以阿拉伯數字入文(重印古籍除外),香港徵引內地消息,易出差錯。然則,《信報》仍不如香港頗多執意阿拉伯數字化的報紙,不至於寫成「程10發」,也聊可安慰矣。同年十二月六日,柳葉在《信報》副刊紀念大師,先寫程十發,後寫程十髮,不知逝者何人。年前,我在書展上看了《尺牘10 講》,胡傳海著(上海書畫出版社,二○○二),講歷代書家的尺牘章法,封面是橫排的印刷體,「十」寫為「10」,大煞風景。幸而詩人李金髮於一九五一年自
駐外使館移居美國,一九七六年終命異鄉,避過身後不得正名之辱。

祖先神靈俱受辱

工序外判大陸,名字隨時受辱。二○○一年五月,香港中央圖書館啟用,台階刻有名人金句,其中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的摘錄,「鍾」字誤作「鐘」字。至於姓趙的,找不到簡化偏旁,中共負責漢字簡化的一幫文痞,便用打X的方法,趙成了赵,如政治批鬥,祖宗十八代都罵了。姓蕭的很多被幹部強迫改為姓肖,漢姓混同了契丹及蒙古姓,祖宗化夏為夷。大陸擺壽宴,變了擺「寿」宴,減筆折壽,大吉利市。

莫說是人,當世做神仙的,也會辱及。二○○七年香港《法國五月》(Le French May)的十五周年紀念刊物印刷本,訴說香港五月節日,凡聖包羅:「中國的五月不但滿天神佛,而且節日一個接一個:佛誕、天後誕、譚公誕、國際勞動節,還有中國青年節,想不到五月還滿多節日吧?」貪圖工價便宜,請內地人編書,后後不分,「天后」娘娘到了香港,自要改稱「天後」娘娘了。不印成「後天誕」,已是校對有功了。

一黨專政之文字符號

見微知著,簡體字道出中共粗疏急進的現代化策略。新舊並存還是去舊革新,是現代化最核心的策略。君主立憲是並存,在過渡之中不斷改良;廢帝制而試行共和,是遽然行革命。正體與俗體及手寫草書並存,觀其興替,是改良;通令全國行簡體,禁制正體,則是革命。中共強令推行簡體字,禁制正體字,只在古籍重印及書法題詞容許正體字,有如一黨專政,只留下民主黨派和政協做裝飾花瓶。

楷書有楷模之意,魏晉時,楷隸演變為正書,隋唐時統整字形,為歷代之正體。正體字用於刻板印刷,也稱正版字,簡體字舊稱簡筆字、簡化字,後來中共正名為簡體字,另造「繁體字」之名,與簡體字相對,企圖淡化「正體字」之名位。文字乃國體所依,簡體字乃當年用以快速散播共產思想之工具,如以「斗」代鬥,當年在蘇區(中華蘇維埃)稱為「解放字」。舊時中國,手寫的減筆字與正體並存,如禮字之古體為礼」,但由於與「札」字混淆,故另造「禮」字,以豊為音,豊亦是祭禮所用之禮器(從「豆」,食器也),手寫仍可作「礼」字。若以立法規定「礼」字替代「禮」字,則無視古人造字之原委與文明之演化,以為是復古,其實是復歸蒙昧與野蠻。

漢字定型以來,三千多年,都是繁化與簡化並行,繁化以辨義,簡化以利書,兼且俗體及行草書體並用,只是在中共建政之後,才有中央政權主導下的系統簡化,且以國法推行。中國歷朝都有新造字,但容許舊體,也容許異體字,學子兼收並蓄,日後考訂文字,辨別雅俗,有個根底。

簡繁演化,一任俗成

工業化的社會強調標準,以同質性促進快速交流,新建國家都提倡標準語及典範字。然而中國是古老文化國家,文字與交流語之統一,應從緩漸進。字體隨世人之應用,自會演化,繁簡有所依歸,不必明令強行。舊時我讀小學,中文老師教的正體字,今日很多都採用了原本並存的簡體。如臺灣的臺,今通寫作台,鬭爭的鬭,今日都作鬥,鏽亦作銹。同理,軟取代輭,砲取代礮,咀代替嘴(地名),岩代巖,灶代竃,飢代饑,晒代曬。糭今作粽,癡今多寫為痴。證與証仍是並存。往日「纔」與「才」分工,一為虛字(我纔知道),一為實字(天才的才),分工雖然合理,但纔字難寫,只好從簡。往日群羣並立,峰峯相連,床牀同用,麵麪互見,今都以前字取代後字矣。舊日的舖與鋪,今日仍是分工,電掣、手錶與身份等,尚在香港。
少時讀書,小學課本寫的麪飽,今已改作麵包。飽字與食飽的飽字混淆,後來包就缺了個食字。然則自此之後,後人難以領略唐伯虎之絕聯「食飽包食飽」矣。民初,另創了「麭」字,經不起時間考驗而湮沒了。至於那個麪字,換了麵字,標音的字由生僻的「丏」改為熟悉的「面」,倒是合理,麥字部首仍在,看得飽肚。大陸的簡體字「面包」,沒了食字,連麥字都消失了。食面做的包,或面上長出了包,盡是觸目驚心,山西的「刀削面」更是嚇人。大陸人習以為常,看得順眼,是由於語文感覺自小已經蔫死了。

簡筆  陳雲<中文解毒>

自小在農牧工會看《人民畫報》等大陸書刊,幾乎是同時學會兩種字體,初中的時候在土共資助的元朗書店買內地的武術書籍,用五角錢港幣買了書店櫃台擺放的《簡化字總表檢字》,認識了簡體字的簡化方法及例外。當時在學校和港台書報讀正體字,在大陸書刊讀簡體字,香港坊間有俗體字和減筆字,古籍有古體字和異體字,見一個認一個,只覺得有趣,無礙學習。舊日香港各式文字並行,是不經意的文化民主。

豐富多姿的舊時文字
舊日無電腦打字,鉛字排版昂貴,商業用字多是手寫張貼,社團的印刷品多是手寫油印,俗體字在舊日街招告示、傳單小冊、戲院畫板及茶樓酒肆,處處可見,今日僅存於舊時歌譜及粵語長片字幕矣。點字寫作点,飛字寫作,年字寫作,藥簡化為葯,戀簡化為恋,褲簡化為衭,俗體字一般省筆,然而為了辨義,也有增筆之處,如在「人」字的橫捺之上多加兩點,以辨別「入」字。與學校講課的刻印書籍教材不同,俗體字來自各式的手寫本,並無範本,是自成一體的民間文字傳承,然則如今都被普及的學校教育及便宜的電腦打字淘洗去了。正體字在港台仍有傳承,仍有人堅持其文字正道,然而俗體字之消逝,如很多方言的消逝一樣,無人注意,無人憐惜。

兒時學校視簡體字為共黨字,俗體字為坊間流俗,前者視作政治禁忌,嚴禁使用,後者如有減筆成分,如葯、点等字,寫之無礙。公開考試禁寫簡體字之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放寬,考試當局並無解釋,然而想必與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奠定香港回歸有關矣。

法定簡體,其弊有三
正體字有典範的楷書刻印標準,簡筆字與俗體字的地位一樣,只屬於異體字。大陸頒布簡體字為法定用字之際,廢棄正體字之名,改稱「繁體字」。繁體之名帶有貶義,誣陷傳統文化為繁複、繁雜、繁瑣。即使不稱正體,也應稱為原體或舊體。

漢字應以類似往日翰林院的穩當機構(今日可稱「國家語文委員會」),定期訂正,商議執行,而不是一批頒布了事。中共法定簡體字之最大流弊,是違反漢字約定俗成的漫長成文過程,改以體系性質,急速大批造字,且以共產國家的權威強令執行。一批過的文字簡化,令造字原則受到某些學者的成見所限(在中共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顧慮不周。中共建政初期,銳意鏟除舊文化,從不考慮日後會有傳統文化復興之事。如簡體的「后宮」,是皇后的正宮還是皇帝的後宮,當年就不加顧慮,反正封建舊物一掃而光了。將「願」簡化為「愿」之時,也不會預計今日內地人竟然重新讀起《論語》來,讀到「鄉愿」這個詞(愿是謹厚之意,與願不同義)。某些生僻字,日後變成常用之後,便來不及簡化,如中共辱罵西方「政治挑釁」的釁字。

其二,中文之詞組並無分隔,端賴文意辨義,是故歷代添文造字,演化字義,增強文字傳意的準繩。中共以簡化字取代歷代的新造字之後,難以預計日後中文的構詞組合。如廢棄了「製」字,生物化學興起之後,用
簡體字寫「制氧」,不看前文後理,誰知是抑制氧氣還是製造氧氣?實驗室從內地買來一個細菌培植箱,環境控制鍵板上有一個「制氧」的鍵,香港的技術員敢貿然按掣嗎?特別是第二批簡化字(一九七七年頒布的「二簡字」,後廢除),混淆更多。如新詞「午後」與「舞后」流行之後,簡體字「午后」是午後還是舞后?正體字的「午後請舞后喝茶」,很是清楚,換了簡體就麻煩了。即使五十年代頒布的第一批簡體字,在「船隻進入運河」與「船只進入運河」之間,簡體也是無從分辨,若要辨義,惟有增詞另述。至於大陸的色慾笑話,女子向男友傳短訊「來我家吧,我下面給你吃」,文意曖昧。

其三,是簡化的文字學義理不一致,悖理之處甚多。在聲符簡化方面,由於中共簡體字與普通話同時強令推行,有消滅方言之策,故此簡化時只以北音為主,歧視其他方言:如艦之簡化為舰,釀之簡化為酿,竊之簡化為窃,都是以北音為主。正體字「艦」、「釀」和「竊」的聲符,在粵語和北方官話都是同樣讀得出來的。「鬱」字簡化為「郁」,也是遷就北音。廣東原有的簡化字,如衭字,由於不通北音,就無採用,褲只是簡化為裤,省不了多少筆畫。

省字增文,枉作小人
為了加速政治宣傳,中共以簡體字「掃盲」(掃除文盲的簡稱,文明社會叫「識字教育」)。以文字學義理而言,簡化字復用古體字,以「同音通假」的方法淘汰歷代的新造同音字,是違反文明演化之理。常用字之通假(如麵、髮、鬆等),混淆尤甚。通假字是異字同寫,化詞為音,如干(干幹榦乾)、斗(斗鬥)、后(后後)、面(麵面)、谷(谷穀)、发(發髮),余(余餘)、咸(咸鹹)、复(複覆復)、松(忪鬆)、吊(吊弔)、念(念唸)、挽(挽輓)、沖(沖衝)、郁(郁鬱)、历(歷曆)、庄(裝莊)、获(獲穫)、纤(纖縴)、御(御禦)、折(折摺)、范(范範)、钟(鐘鍾)等。原本是望文生義,通假之後變了憑聲猜義,中文局部變成拼音字,意符變為音符,加上同時推行音調貧乏的北方普通話,同音字多,行文講話需要大量採用複合詞來辨義,致令內地人不論在口語或是文書,多是囉囉唆唆,正話曲說。文字簡化了,卻換來長篇累牘。

簡體字易寫難認,乃造字學之一大敗筆。很多簡化字由行草而來,書寫方便,印刷成書卻難以辨認。鸟與马,风、凤與凡,气與乞,丰與主,无與天,驟眼看不出差異。邏輯虛詞如沒有與设有、沒法與设法、沒想與设想,一字看錯,全句讀錯。進入電腦打字時代,中文輸入法可減正體字書寫之困,而且字體筆畫愈多,輸入的編碼反而愈少,字形也鮮有重複,打正體字變得比打簡體字更快。假若當初是逐步整理字體,而不是一次頒令,便可以靜待印字技術演進,不至有枉作聰明之憾。猶如當年大陸如果容許自由經濟與國營企業及農業公社混合並存,不一次過強制推行共產主義,大陸也不會延誤國計民生三十多年。

傷殺語言心靈
簡體字之大患,是傷殺國人的語言心理意識。簡化字禍及造字理念,內地人也慨嘆文字簡化之後,「親不見,愛無心,廠空空,產不生」。簡化字形妨礙象形字的規律,打擊國人對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字系統的文化自信,加速中國文字的符碼化,這恰好是配合早年中共要將漢字拉丁化、完全脫離傳統文化的計謀。古人即使造新字,也顧及象形,如白雲的「云」字借用作說話的「云」之後,就另造「雲」字。甲骨文及金文的古體「云」字略有浮雲舒卷之形,楷書乃有雨字以象形。今大陸簡化成楷體的「云」字,以為是恢復古字,實則是食古不化,書體不同,由古體轉為楷體,就失了象形之義了。至於與說話的「云」字混淆,就懶得理會了,當年怎料到今日大陸竟然時興子曰詩云的古書,學界明星在電視開講國學?

其次,是文字美學與書法修養,正體字乃由楷書法帖而來,空間線條勻稱,寫之讀之,心正氣平,有駕馭複雜事態之耐性,使人做事恰如其分。如手書正體的「鹽」與「鬱」,無疑是難,但寫之各部呼應,令人做事顧慮周到,留有餘地。中共推行簡體字,是要斬斷正體字傳遞的人文美學,方便鼓吹言文鄙俚、行動粗暴、不留餘地的政治鬥爭。今日大陸很多人言談喧嘩,行動魯莽,不識大體,也略可歸咎於簡體字以醜為美之積弊焉。

領導人破格之專權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的學生在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獲得溫家寶回信及題詞。溫總題的兩句詩是:「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溫家寶的信,從信封到信函到題詞,都不寫簡體字。可見簡體字對於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來說,是不大莊重或成氣候的文字。若把「葉」姓的校長寫成「叶」,溫家寶寫成「温家宝」,题词的「精衛」寫成「精卫」、「憂天淚」寫成「忧天泪」,就無法突顯溫總的文化素養了。

陳雲:保衞大粵語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

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