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一過，儘管空氣仍舊清洌混沌，但市場對於來年卻不乏新鮮期待，1月6日與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正是如此。
這一會議在中國金融領域地位不菲，每一次都對應著金融業巨大變遷。第一屆會議始於1997年，對應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可謂內憂外患，也正是那次會議啟動中國銀行業改革大幕，也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監管原則，証監會與保監會得以成立﹔第二屆於2002年召開，國有銀行業上市重組得以加速推進，銀監會也應運而生﹔第三屆則在2007年，其間中國農業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改制成為亮點，中投也因外匯投資需要而成立。
也正因此，在近期經濟疲弱、股市低迷境況之下，本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頗受矚目。嚴格來說，本次會議應該在2010年召開，卻因種種變局延遲至今，討論議程也幾經變故。從最終出台8項部署來看，與諸多前瞻有所迥異，不少期待落空。
首先，爭議頗多的金融國資委未見明文。這一議程其實從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已經引起廣泛討論。隨著國有銀行的改制與上市，其后境外投資者的引入與退出，金融國資委一直是一個惹眼話題。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其定位與必要性仍舊模糊尷尬：又一個國資委，還是效仿匯金模式？是一行三會之外的監管者，還是單純行使國有資產代理人角色？
筆者認為，無論從經濟效率還是有效監管角度，金融國資委未必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上述爭議未能回答，那麼也許下一個五年的金融工作會議上，金融國資委仍舊可能懸而未決。
其次，業界熱議的利率市場化並未入局，這令人非常遺憾。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中國金融業綜合實力力顯著提升，當前到了有條件也應該加速利率市場化的時刻。2011年11月末，中國金融業總資產達119萬億元，比2006年末增長149%﹔2011年9月末，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2.3%，比2006年末提高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為0.9%，比2006年末下降6.2個百分點。
利率市場化是一個老話題，無論十一五規劃還是十二五規劃，甚至在第三屆金融工作會議部署之中，都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至於與利率市場化配套的存款保險制度，雖然入選十二五規劃，卻在本次議程中未見提及。
利率市場化為什麼是金融改革核心？中國改革已過三十年，基本市場經濟框架已經搭建完成，但是涉及關鍵要素的價格機制卻仍舊缺失，譬如能源，譬如利率。價格雙軌制之下，必然是體制內機構獲得尋租機會，而體制外個體付出高額贖金——中國銀行業高得“不好意思”說的利潤中絕大部分來自存貸利差，而近些年諸多民間金融亂象不過是利率管制之下的必然結果。
與此同時，溫家寶總理的部署中不乏意料之外亮點。除了投資者看好的“提振股市信心”之外，不少媒體將重點聚焦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更多出於綜合平衡想法。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口號其實是十二五規劃之類文件中的老生常談﹔本次又一次提出，其意義或許在於暗示，金融改革不是為房地產政策鬆綁。
金融的根本意義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在識別風險與機會的過程中，促進實體經濟的更好發展。也正因此，正如中央銀行不會將鈔票印刷成虛擬經濟專用以及實體經濟專用一樣，無論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與否，隻要設置好正確的金融體系、設置正確的金融參數（譬如利率），金融必然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
筆者認為，溫家寶諸多部署之中，最值得肯定也最為人忽略之處在於再次肯定了民資開放。“對推進股權多元化，切實打破壟斷，放寬准入，鼓勵、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參與銀行、証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改制和增資擴股”。這一表態超出了以往諸多文件綱領，如果貫徹得法，事實上對於推動中國金融體系建設大有裨益。
回頭追問，金融改革為什麼重要？對於以投資與出口驅動的亞洲國家來說，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在某一階段面臨結構轉變的巨大壓力，否則極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中國或許已經到達這一階段，金融領域改革已經到了不得不改地步。
讓我們在再回顧一下所謂中國模式的經濟邏輯。之前，由於農村勞動力邊際成本（及邊際生產率）為零，產能增長隻取決於資本積累的速度。這意味著，每一分新增資本都可以攫取邊際產出為零的農村勞動力，典型表現為農民工，從而保証資本內部報酬率大於零。諸多失敗的國有投資仍舊可以被經濟增長消化，這也造就了我們今天仍舊享受的“經濟奇跡”。
這一經濟增長模式並非沒有盡頭，如今步入轉折點。隨著沿海一帶農業就業人口比例降低至26.4%（2009年），這意味著沿海一帶即將跨過以農村勞動力獲取增長階段。由於勞動力邊際成本不再為零（事實上，沿海一帶農民工工薪近年多以兩位數水平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明顯，投資內部報酬率因此面臨降低壓力。
按照日本學者青木昌彥的研究，中國目前處於從農村勞動力比例降低導致的增長階段（庫茲涅茲型增長）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階段（H增長）轉換的過程，這一過程又與人口紅利降低（乃至消失）重疊，增加了未來增長的艱巨性。
新階段游戲規則開始改變，需要更有效率的投資才能驅動經濟增長。這意味著，金融系統以及資本市場重要性大為提高，其資本配置功能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大量寶貴資源仍以低廉價格提供給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項目，譬如地方政府國營企業投資項目，那麼將無法保証宏觀經濟的健康成長，甚至債務與銀行危機也會可能接踵而至。從國際經驗而來看，在這一階段往往也是社會各階層矛盾分化的階段。如果資源被權貴階層壟斷，導致金融抑制以及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那麼該國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大歷史角度考察，中國經濟之騰飛，得益於市場化紅利的釋放，這已經是業界共識。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之前，不少人士認為制度紅利消耗殆盡，尤其在金融領域難有建樹。事實上，正是在金融領域，存在很多領域亟待鬆綁，不僅事關一時一地經濟增長，更有望為中國下一階段經濟成果轉型帶來動力。
剛剛過去的一年是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他在那次明確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改革成敗事關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不可不做，不可不慎。
展望未來，難點有二。一方面在於約束地方政府，尤其是對金融資源的壟斷與濫用，另一方是如何在加強監管基礎上促進金融自由化，其中包括對民資的開放、利率市場化、匯率機制改革等。盡管計劃屢遭變化沖擊，但成立健全現代金融體系，一直是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主導思路。本次會議也邁出了一步，但是未來更多配套制度改革落實，不僅需要金融體系的自身改善，更需要配合配合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問責、透明機制有序展開。這並不是一條坦途，需要更多勇氣與智慧。或許在此，可以借用90年代初朱镕基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一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