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梁亦華: 何時裁掉香港精神?



踏入2012年,各大銀行再次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令不少人對新一年的一絲美好憧憬都蒙上失業的陰霾。自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各國均實行量化寬鬆,向市場大規模注資,為何經濟仍未如歷次經濟危機般好轉?朝不保夕的職場又將如何影響新一代員工?

量化寬鬆政策源於經濟學家凱恩斯,旨在透過政府刻意干預,增加貨幣供應和基建來產生更多投資和就業機會,避免消費者在經濟不穩定下抑壓消費意欲,造成過度儲蓄的惡性循環。

然而,增加貨幣和利率下降不一定令人減少儲蓄或刺激投資,相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職場,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盛行,各企業全力去中央化,業務紛紛競價外判,職場上合約工、外判工盛行,新一代所失去的職業穩定性,遠非增加貨幣或基建所能補償。

企 業大規模裁員除了影響消費意欲外,亦影響了一整代的職場心理。美國經濟學者Peter Bernstein指出,毫無意義的成功,不能得到回報的努力等欠缺客觀標準的短期合約,將令裁員潮下倖存的員工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在工作或個人發展上放棄長遠計劃,反而像兔子緊盯狐狸利爪般,把注意力無用地集中於辦公室瑣事,如老闆怎樣打招呼、公司聚餐的拍 照排位等小道消息,以協調對現狀不安的無力感。

新一代員工在企業彈性聘用政策下亦會發現,二十一世紀職場能生存下來的,不再是埋首不語、默 默耕耘的香港精神,而是擁有嫻雅口語能力、高超游說技巧等可隨身攜帶的社交技巧。更重要的是,彈性聘用下,新職位的磨合期比「獅子山下的時代」大為縮短, 各員工須於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快速研判新情勢和各類人物。

誠然,新自由主義下的彈性職位能容讓企業自由調整營運開支,然而,企業所裁掉的,不只是任由宰割的合約工,更裁掉了政府近年重新積極提倡的香港精神。

那麼,昔日香港精神從何時起給合約化浪潮取代?正是十年前政府以合約公務員全面替代常額編制,繼而把海底隧道、領匯及其他業務分拆外判之時。

香港大學政策、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