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二零一二年，香港民眾與中國民眾之間的關係，緊張程度達到史無前例程度，先有D&G事件，令D&G廣東道分店多次被包圍，後有孔慶東在網上指香港人是狗的侮辱言論，不單有大批香港民眾前往中聯辦抗議，在銅鑼灣亦出現指中國遊客是「大陸狗」的塗鴉，中港關係緊張至一個一觸即發的程度。
孔慶東就算言論有多出位，以他有限的才學，指他一人之力足以觸發中港緊張，未免太看得起他。中港關係搞到今日的地步，某程度上，英國在一九九七年便把香港交給中國是否一個正確決定，值得商榷。
文化衝突
不論國家由什麼理由分裂，國家統一從來都不是一門容易的課題，國家統一得太急，只會製造社會矛盾。像東德和西德，講同一種語言，東德的經濟實力甚至己是前華沙集團國中最好一個，甚至東西柏林民眾曾經在打破柏林圍牆中有多少共同合作，東西德人之間仍然是有心病，否則也不會二零零三年有討論這問題的喜劇《Goodbye Lenin!》（港譯《快樂的謊言》），南韓首爾大學甚至為怕東西德歷史重演，寫了《南北韓，統一必亡》這本書，反對南北韓急統。
之所以有這種心病存在，因為受過共產黨殘暴統治後，共產黨對人性的扭曲令受過共產黨統治的一方，就算受過良好教育，甚至富有起來之後，價值觀都無法重回正軌。像東德有不少人對東德共產黨的崇拜和懷念，在西德人眼中簡直匪夷所思一樣。
而香港和中國分歧更甚，就以孔慶東為例，在火車車廂上吃東西吃得亂七八糟的行為，一定不可能獲孔子子孫認可，這是一種無禮、失禮的行為，儒學學者是引以為恥。但孔慶東是文革的產物，文革把中國傳統價值觀來了個大扭曲，再加上沒有心靈改革跟進，一切向錢看的經濟改革，所以才出現孔子子孫公然認可失禮言行，甚至口出毒言。至少筆者未曾在《論語》見過，孔子會罵別的民族的人為狗。
香港雖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但由於英國人管治殖民地，都不像法國、西班牙等殖民帝國，熱衷消滅當地文化，相反，英國人可以不碰當地的固有文化，就盡量不碰，甚至刻意保留，以免招惹對抗。因此，才出現英國治下的山東威海衛，居然有纏腳女人，或香港保留《大清律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至今天不少財產官司，仍然涉及爭論有沒有經過三書六禮這些禮節的奇事。因此，香港人的基本思想心理，既有西化的一套，亦有保留中國傳統的一套，中國遊客不排隊、高聲談話等行為，不論中西都是不接受，那火星撞地球，就自然不出奇了。
不履行一國兩制
文化有衝突都不要緊，如果政治上安排，可以做到不影響當地原有生活方式和文化，像印度尼西亞亞齊，亦即筆者的家鄉，曾經打了足足三十年的內戰，但自由亞齊運動最終放棄獨立，換取印度尼西亞政府保證百分之七十亞齊油氣收入保留在亞齊特區內，亞齊特區實施回教法，以及由亞齊通過當地可蘭經考試的人參選省長，而非由雅加達指派，只要自治得到保證，兩個文化出現衝突的民族都可以在同一個國家下生活。
問題在於，中國並不是像印度尼西亞一樣有智慧，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經常只是口號，像承諾了由港人自己選出特首，以及全面民選議會，中國當局經常以各類奇怪方法和理由阻止，而今天亞齊議會和省長，都是亞齊人自己選出來，香港自治程度連筆者家鄉也不如。
雖然內戰結束，但為保亞齊自治，就算印度尼西亞本國人，都不能隨便定居亞齊特區，因為大批文化、宗教不同的爪哇人移進亞齊，定必引發猜疑，而結果隨時自由亞齊運動戰士走出政府辦公室，拿起兵器作戰。而偏偏香港每天要硬食一百五十名經單程往來港澳通行證批准南下定居的中國人，香港沒有審批權，香港亦不能主動收緊一百五十名配額。而修改《基本法》中，容許沒有香港居民身份父母在香港出生子女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條文，也要得到北京同意。當大量文化不同的移民，中國任由他們來港時，政治制度亦不保證香港自已管自己，自治權還不及亞齊時，那亞齊可以平息幹戈，而香港就大操幹戈就殊不為奇了。
因此，香港今天與中國的衝突，有著深厚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如果中國政府以為問題可以不解決的話，那香港人只能坐等族群衝突大爆發，一如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台灣，或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亞齊省。如果北京還不想一國兩制最終血腥失敗收場，中國名譽掃地的話，最好在促進港人自己選出自己的首長和議員，以及限制中國移民上小心行事。香港畢竟在《中英聯合聲明》下，由英國交到中國手上，中國在履行國際協議上一敗塗地，這將是中國外交史上一大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