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指數的起跌，每天都牽動着散戶及金融界的脈搏，但相信沒多少人知道誰是恒指創辦人，他就是剛於多倫多去世的關士光。關士光出身於金融世家，父親及大伯開辦銀號，他曾在舅父鄧肇堅的天福銀號打工；六二年加入恒生，在老闆何善衡的推動下，於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創立恒生指數，不單成為香港金融業的指標，更為恒生打造一個金漆招牌廣告。
年輕時，滿腔熱血的關士光在二戰時曾任美軍的翻譯員，他不屑中國政府「講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遂於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離開栽培他廿二年的恒生，舉家移民加拿大，過着平淡的生活。喜歡閱讀寫作的他，在彼邦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The Dragon and the Crown》，記載着香港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他與恒生銀行的感情。
關士光於去年除夕於嘉堡慈恩醫院（ Grace Hospital）去世，喪禮於多倫多時間上週六於北約克央街（ Yonge Street）的
R. S. Kane Funeral Home殯儀館舉行，約一百五十名出席者都是關家親友，關士光的長女關慧瑜及姪女關慧中分別致辭，談及生活趣事。現場所見，儀式簡單低調進行，也未見有老僱主恒生銀行致送的花圈，喪禮舉行約四十五分鐘，由姪兒關卓中等人扶靈，遺體隨即送往火化，一代恒指之父化作一縷輕煙。
晚年的關士光，因心臟病需要照顧，入住多倫多頤康安老院，院友後來才得悉他是恒指之父，與關士光特別投契的姪兒關卓中接受本刊訪問時說：「叔父在加拿大，生活平淡清靜，佢有一班恒生舊朋友喺呢度，閒時一齊打麻雀、飲茶，他最愛閱讀及寫作，香港嗰邊都有定時寄恒生通訊俾佢。」曾任雜誌編輯的關卓中又稱與妹妹慧中，鼓勵叔父撰寫回憶錄，讓年輕人認識香港早年歷史及經濟，關士光遂於二○○八年十二月在多倫多出版《 The Dragon and the Crown》，書中不止憶述編製恒生指數的過程，還透露他有如恒指般變化萬千的人生。「阿叔都係想寫俾下一代睇，叫做對子孫有所交代，佢好鍾意寫作同睇書，我哋做姪嘅，都鼓勵佢。」
父親大伯辦銀號
關士光雖然像個文人，但他一生與金融業有不解之緣。關士光一九二五年在香港出生，在家排名第三，與四兄弟、一家六口居於堅尼地城青蓮台，母親鄧肇瓊為鄧肇堅的妹妹，父親關濟東曾與伯父關淮洲合作開辦肇源銀號，風光過一陣子。但二十年代末期，美國經濟衰退、全球經濟陷入危機，銀號又因從事投機，接連虧蝕先後倒閉，伯父的銀號破產。
父親關濟東為養家從事過多份工作，雖然經營銀號失敗，惟他還安排當時十五歲的關士光，到舅父鄧肇堅主持的「天福銀號」當後生兩個月，希望他能學習銀號經營之道，在金融界發展。關士光小學畢業後入讀名校皇仁書院，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港英政府備戰，在親友鼓勵下，成為防空救護員，至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關士光被迫輟學，一家生活亦陷入困境，母親鄧肇瓊只好先後送他及四弟子光，到柳州投靠親人，關士光渴望繼續讀書，但人浮於事，加上父親在一九四三年七月病逝，令他打消升學念頭，並響應國民政府號召，入伍為美軍當翻譯官。關士光在回憶錄透露，歷經二戰、國共內戰，到共產黨解放中國大陸，他與很多年輕人般，懷着一腔希望新中國可以進步的熱血，一度想入讀專為培訓革命幹部的廣州南方大學進修，但最後打消念頭，他接受朋友勸告，指他的英文底子好，不如回港，了解國際經濟及社會後，才重回祖國服務。就這樣一念之差，改變了關士光一生。
編製恒指 免費廣告
關士光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加入恒生工作，雖說有良好英語根基，但他在書中透露，能加入恒生全因人事關係，年長他四年的兄長關文光，當時在新加坡大昌貿易行任總經理，董事長何善衡是恒生銀行老闆，而大昌行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梁銶琚也是恒生董事，關士光得兄長引薦進入恒生，擔任資料研究室主管。當時的研究部只有他一人，一張書桌、一張椅和一個小書櫃。
而關士光在恒生的「伯樂」，則是於六十年代後期，升任為董事長的利國偉，當時經濟發展迅速，何善衡、何添及利國偉等人認為，恒生應編製一項對投資者有用的服務，利國偉等人便構思一個測度股市走勢的指數，何善衡亦對此大表支持，一個以恒生為名的指數，每天在各傳媒通報股市消息，宣傳之效無可估計。利國偉便着關士光籌備，在多位經濟學家相助下，關士光等人以加權資本市值法（ weight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method）計算恒指，而為分類市值良莠不齊的股票，又將股市最有代表性的股票選為成份股（
component stock）；最後選擇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恒指基數日，因當年股市表現最為平淡，當天甚少公司宣布派息或紅股，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公開發表。恒指的誕生也帶來不少壓力，關士光在書中透露，當時有傳媒戲稱恒指為「老友記指數」，暗示恒生與某些成分股公司關係密切，亦因名列這些「藍籌股」，故不少上市公司均意圖說服恒生，以其股票作為成分股，幸何善衡等人站得住腳，婉拒不合理要求。
不諳職場權鬥
關士光創辦恒生指數之餘，也作為銀行的文膽，曾在恒生銀行工作的許沂光回憶：「關士光文筆好好，當時利 Sir（利國偉）的講稿演詞都係佢寫。」關士光於一九七八年一月獲利國偉升任為高級經理，但他在回憶錄中，坦言在恒生工作，如果不懂辦公室政治，即使有多大本事，在恒生的前途有限，又形容自己「個性耿直、嫉惡如仇，不屑對人呵護奉承」，在同事心目中亦是「不識撈」的人，在工作與辦公室政治壓力下，一九八三年他心絞痛入院後，令他萌生去意。對香港，他不見留戀，他不滿香港空氣混濁、環境侷促，不適合退休生活；他承認崇洋，但亦希望中國不會出現一個以暴易暴的政權，在書中直言：「中國政府往往講一套、做一套，結果人民受到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很難相信回歸後的香港會是下一代安樂窩，他遂於一九八四年、五十九歲退休，與妻女移民加拿大，歸於平淡。但在八九年六四民運時，仍組織民眾在多倫多市中心遊行，聲援民運人士，還自言當地比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更有集會自由。恒指之父在書中引述孔子說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為香港人創立重要經濟指標，晚年卻在異鄉，方可尋求到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