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會契約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戰，對於如何更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提高治理的水準，如何增強民眾的幸福感將是新一年的各國的共同課題，而這些問題是否處理得好不僅關係到各國國內的穩定，也會直接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歷史必將會記住2011，眾多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都集中地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發生：
年初，“阿拉伯之春”讓執政幾十年的中東北非獨裁政權在頃刻間崩潰，本·阿裡，穆巴拉克，卡紮菲等政治強人在同一年退出了舞臺；3月11日，日本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核電站事故對日本的影響將會持續幾十年；5月初，本·拉登被擊斃宣告長達10年之久的“反恐戰爭”即將結束，隨後出現的美國國債降級，債務上限危機預示著美國的後反恐時代的到來；進入秋天，歐元區債務危機引發了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歐洲國家治理的反思，預示這個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超國家行為體的合法性開始受到懷疑；印度則爆發了自甘地以來最大的大規模絕食抗議遊行活動；入冬以後，俄羅斯杜馬選舉引發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預示著普京時代已經過了高峰；東南亞最封閉的國家緬甸開啟了融入世界的進程；歲末又傳來朝鮮領導人金正日逝世，金正恩時代是否到來還充滿著未知數。2011年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沒有發生上述具有極大衝擊波的事件，但無論是動車事故還是烏坎事件都對新一屆領導層提出了更高的執政要求。
回首2011展望2012，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混沌，無序，而又充滿變數和活力的圖景，世界似乎開始進入“無極時代”（nonpolarera）。筆者認為看似“無序”的世界可以用一個關鍵字來盤點，即開始重建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而不妨將2011年定義為“全球社會契約重建元年”。
後反恐時代的美國社會契約重建
美國紀念“九一一事件”十周年的前夕，6月奧巴馬總統宣佈從阿富汗撤軍，8月初美國兩黨在最後一刻才就放寬債務上限達成妥協，而後標普公司（S&P）取消了美國長期以來的3A地位。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nce）成為了美國國際戰略目標，而十年前的“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政府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把美國帶入了“單極時刻”（uni-polarmoment），過去的十年時間裡美國與美國人充分地享受到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至高無上（global primacy）國際地位所帶來的利益。美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社會契約被這場戰爭和這種國際地位所重新定義。
雖然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的做法在國際上並沒有太多的支持者（包括歐洲盟友在內），但是世界對於美國的實力深信不疑，國際知名評級公司一直維持著美國國債的最高級別，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阿拉伯產油國始終在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他們判斷的前提都是對美國的單極世界的信心。這些國家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美國不僅向其間接地提供了反恐軍費，也為美國的消費者提供了廉價的信貸。而大量的廉價信貸推動著美國旺盛的國內需求，消費經濟在國際上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在國內則讓美國的普通民眾體會到了當美國人的優越感，因為借錢太容易，美國消費者們也就自然對政府的反恐戰爭必要性以及道義上的宣傳深信不疑了。但是，次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讓世人看到了反恐十年的美國的社會契約的不可持續性。
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注意結束反恐時代，並為後反恐時代謀劃新的社會契約，但是道路看來很不平坦。美國新的社會契約不大可能繼續依靠國際戰略為基礎，而主要取決於如何重振美國經濟，創造就業，改善貧富差距的國內戰略來建構，否則任何美國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受到社會的嚴重質疑，無論美國政治在形式上如何民主都不能保證“佔領華爾街”運動不會重現。
主權債務與歐洲社會契約的重建
大約在10年前，歐洲聯盟導入了歐洲單一貨幣的歐元，貨幣聯盟讓歐洲一體化模式成為了世界上地區一體化不用置疑的範本。雖然在歐盟內部對於採用歐元的負面影響有不少爭論，但是歐洲的政治家們一直向歐洲民眾宣傳歐元區的美好遠景。特別是那些經濟相對落後的歐洲邊緣國家的民眾得到的是將會獲得同歐盟富國同樣的社會福利，勞動條件和生活水準的政治承諾。
這些歐元區的邊緣國家在過去的10年時間裡雖然在表面上實現了同歐盟富國類似的高福利和高消費，但是這些並非因為他們的實體經濟得到了發展，而主要依靠來自歐盟富國的大量“廉價資本”的支撐。無論是希臘，愛爾蘭還是義大利事實上在國際競爭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優勢，年輕人失業率極高，而這些都依靠政府舉債發放救濟金暫時緩解憤怒。但是這種政府舉債維持高福利，民眾容忍政府的腐敗和揮霍的社會契約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立即顯現出不可持續性，希臘的暴動和義大利總理的辭職就是明證。
歐元區國家，尤其是那些債務國的社會契約必須得到重建，關鍵在於如何提高這些國家和民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力，另外相對降低高福利，並將有限的資金用於經濟發展和人員培訓，這些都需要政治家的勇氣和民眾的理解。
中產階級推動中國社會契約重建
誰都公認中國目前處於發展黃金期也是矛盾衝突期，中國的群體事件年年增加早已不是什麼新聞，2010年中國發生的群體事件達18萬多起，在過去五年內翻了一倍。但是，2011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的表達開始明晰化。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特別是1992年市場經濟的確立後，城市居民為主的中產階級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人數最多的獲益人群。上述的群體事件在過去主要發生在農村，或者小城鎮和城鄉結合部，但是現在城市的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開始進入集中表達階段。六四事件和蘇聯解體後，中國的改革的重點放在經濟改革上，在政治改革上步子不大。中國政府和社會（中產階級）之間的社會契約在過去近20年時間裡不僅存在，而且運轉良好，即在經濟上政府保證持續發展和生活水準提高，在政治上中產階級保持不爭論或者沉默，這種默契不僅發展了經濟，而且也維護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國的城市在過去20年時間保持了相當的穩定。
但過去10年時間裡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壓力明顯增加，高房價，子女教育，老人贍養等實際問題讓很多的城市白領的優越感和安全感下降。與此同時，相對富裕和教育水準較高的中產階級對於政府的執政水準，治理手段，資訊公開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發達的傳播手段有為中產階級表達自己的聲音提供了有效平台。
“7.23動車事故”的遇難者主體都是中產階級，雖然遇難人數遠遠低於中國煤礦礦難的死亡人數，但溫家寶總理親自到現場才讓事件告一個段落，而過去礦難的解決往往是賠款就了結了。動車事故後，鐵道部的降速，召回，檢討等動作以及在年底前國家公佈調查報告等都證明了中產階級的不滿得到了有效回應。中國的社會契約將會在中產階級的要求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得到重建，他們需要安全，安心，尊嚴和透明，這些已經不是依靠收入增加能夠解決的事了。
俄羅斯須更新社會契約
世紀之交，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後明顯加強了國家的統治力度，在政治上實行所謂的“有管理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強化總統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在短時間內樹立起個人權威。這種威權式統治帶來的直接效應就是政治穩定，而且獲得了國民的認同。與此同時，在經濟上適逢國際油價和天然氣價格高位以及歐洲的旺盛需求讓俄羅斯經濟到2008年保持了較快增長。在外交上，普京的強勢滿足了俄羅斯人希望洗刷葉利欽（耶爾辛）時代飽受西方頤指氣使的屈辱的願望。
從1999年到2008年，普京擔任總統期間他與國民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的契約關係，即普京保證政治穩定，國際地位和生活水準提高，國民則自願對威權統治容忍。但是，2011年的俄羅斯杜馬選舉的結果以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遊行示威證明這種社會契約已經開始接近有效期限的終端。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了俄羅斯經濟，失業率上升收入減少等情況讓很多原來支援普京的選民開始失望；第二，普京的長期執政讓一批新的“寡頭精英巨富”開始出現，他們往往同能源和金融行業相連，社會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受阻；第三，2008年普京從總統轉任總理，特別是今年9月宣佈同梅德韋傑夫交換“職位”競選總統，加上修改憲法將總統任期延長到六年等做法讓很多選民對此充滿了疑惑和不安。
明年3月的大選，普京仍然很可能當選總統，但是俄羅斯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更新現有的社會契約，否則將不可能一帆風順。
阿拉伯之春後的中東北非國家
民主化運動後的中東北非國家面臨的課題同上述國家不同，不是重建社會契約而是要創建社會契約。中東阿拉伯國家政府收入來源主要依靠以能源出口等非創造性生產部門的收益，經濟結構高度單一的特點直接影響其社會結構，隨著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政府與國民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契約”關係。世界多數國家的政府通過向國民徵稅獲得財源，並向國民提供各種服務，對國民負責，雙方存在著隱性“契約”關係。而中東國家的政府類似依靠收租金生活的“寄生蟲”，這些國家對於國民徵稅較低，有些國家甚至可以不向國民徵稅。靠不勞而獲生存的政府幾乎感覺不到任何必要和動力去建立政治體系來傾聽國民的聲音，相反認為將政府對國民的服務視為統治者對臣民的賞賜，更不認為國民有權利過問政府決策。豐富的資源和政府可觀的容易收入（easy
money）則被用來與西方國家進行交易的籌碼和壓制國內反對派的資金來源，國家機器趨向暴力化，社會生活趨向凋零化。
民主化後的中東北非國家的社會契約的創建要建立在經濟社會改革上，經濟結構的多元化，教育現代化是關鍵，如果原有的經濟結構得以延續，政府與國民的契約關係仍然不能建立，利益集團仍然會壟斷決策過程，政府仍然可能將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更不認為國民有權利過問政府決策，這就又回到原來的模式，即使有了一個民主的外衣，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從以上五個案例可以看出，重建社會契約已經成為我們這個地球村的共同的挑戰，對於如何更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提高治理的水準，如何增強民眾的幸福感將是新一年的各國的共同課題，而這些問題是否處理得好不僅關係到各國國內的穩定，也會直接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作者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