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耗費整整一年時間追尋的那個女孩子，如今就在眼前。
湧現的衝動幾乎支配了我，迫不及待想衝向她身邊的同時，我拚命壓抑住這份激昂的情緒，一動不動地等待著。幾分鐘之後，拜訪她、和她接觸的時機即將到來。
時間是二○一四年五月。迄今為止，我不斷漫無頭緒地打探著據說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的習近平獨生女的蹤影。大約從四年前開始，便有消息指出「中國最高領 導人的獨生女，正在美國留學」。傳言很快地被加油添醋，傳得沸沸揚揚，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主要媒體，也派遣人員潛入哈佛大學，試圖暗中尋訪，可是 始終無法鎖定確切的對象。
「這只是個子虛烏有的傳言吧」、「搞不好已經回國，不在哈佛了吧」，隨著這樣的訊息逐漸傳開，來查訪的媒體也愈來愈少。當然，我必須老實說，對於「習近平的女兒來美國念書」這樣的消息，就連我自己也是半信半疑。
中國，是對美國超強地位虎視耽耽的敵手，雙方的軍隊更是將彼此視為頭號假想敵之一。然而，中國軍隊最高領導人的女兒居然會在這樣一個敵對的國家、而且是在培育美國最菁英人才的哈佛大學就讀，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對於嚴格管控訊息的中國而言，習近平的獨生女在美國媒體面前曝光，毫無疑問是最必須避免的事態；就常理來思考，她也沒有理由承擔著這樣的風險前往美國才對。
只是，中國是一個總會讓人發出「竟然如此」的驚歎聲、不可思議的國家；也正因如此，對採訪者而言，它才更充滿難以言喻魅力的題材。當各位讀者展卷閱讀 本書之際，或許也能窺見這樣的心境之一斑吧！這次的事件也是如此；原本屢屢碰壁、只能暫時放棄尋找的習近平獨生女身影，卻在極其意外的情況下，被我牢牢掌 握在手中。
然後，此刻，她就在我眼前，正和同學們談笑風生。等到談笑暫告一個段落之際，我邁開腳步，走向她所在的地方。
十公尺、五公尺、三公尺……我們之間的距離，慢慢地、不斷地縮短。
能夠命中目標的時機，唯有此刻。
關於這件事的始末，我將其記載在本書第二章，還請各位讀者不吝詳讀。
這次的突擊採訪究竟是成功抑或失敗，其實很難斷定；不過，縱使如此，在我心中那種異樣的充實感，以及洶湧澎湃的情緒，卻直至今日依然縈繞不去。不論成敗，對所有採訪者而言，「現場取材」，都是一切的最根本，對我而言自然也是如此。
然而，除了這點以外，還有另一個讓這種激昂情緒愈發沸騰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國這個嚴密管控資訊的國家之下，避開中國共產黨的監視耳目去進行現場採訪，基本上被視為是一種嚴重的禁忌行為，至於對黨幹部之類高層的突擊採訪，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日本，有關中國方面的新聞報導，當然有一大部分是從當地新聞媒體上取材，就算是立場傾向批判中國當局的媒體，在報導時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經中共過 濾後的報導與資訊牽著鼻子走。或許是對這種資訊封閉情況的反彈吧，以「難以進行現場取材」為由，完全忽視現實狀況，僅僅把中國當成是一個「未知的國度」， 大肆談論它的「異常」之處，這類號稱為「論」的報導和書籍，在市面上也多如過江之鯽。
於是，當我在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時，總會產生某種違和感；那是一種既不存在「當事人」，也不存在所謂「現場」的空洞。
因此，這本書是我以最真實確切的感受，親筆記錄下來的產物。在這本書中，沒有憑空臆測，唯一存在的，就只有一心一意奔赴「現場」後，在那裡發生的「現實」。
自二○○七年五月起的五年又十個月間，我以朝日新聞社北京特派記者的身分，不斷追逐著這個巨大鄰國的脈動。
二○○七年與二○一二年舉行的兩次共產黨大會，以及二○○八年的北京奧運，我都得以躬逢其盛；二○一○年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的中國冷凍水餃含毒事件，以及二○一二年四處掀起的反日風暴，我也都站在最前線，親眼目睹了這一切。
不管是怎樣的新聞現場或是採訪會見，在它們背後，都可以察覺到某種隱隱流動的暗流。
──那就是，權力鬥爭。
記者會上的中國官員，就算說詞明顯漏洞百出，還是死命強辯；所謂的「元老」，明明已經引退不知多少年，卻在每次人事異動時期逼近之際，便坐著輪椅現身台前，以顯示其存在感……凡此種種都令人深刻地感受到，深埋在這些人的ＤＮＡ當中，那份對於權力的強烈執著。
在表面上，中國共產黨一向都是「全體一致」的；不管是人事或者政策，全都是透過平和的對話與討論來決定。在官方媒體上，永遠看不見「政爭」或「派閥」之類的字眼。
然而，在這種平和的表面下，隱藏的其實是血流成河、永無止盡的激烈攻防。新的犧牲者不斷不斷地浮現；用「死鬥」來形容這樣的鬥爭，一點都不為過。
在一黨統治下的中國，法律與規則往往被視若無睹。唯有黨內鬥爭的勝利者，才能憑藉自己的好惡去解釋法律，並依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運用規則，至於鬥爭中的失敗者，只能坐以待斃，默然等待勝者的裁決。
當我在北京採訪的時候，我認為這種權力鬥爭必然會縮短中國共產黨的壽命，並且最終導致該政權瓦解崩潰。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這類充滿個人魅力的領導者過世之後，中共的黨內鬥爭便日趨激烈。
在這樣的混沌與混亂之中被選為領導者的，正是習近平。他是在缺乏最高實力者的情況下，各方勢力經過檯面下的激烈交鋒鬥爭之後，妥協出來的產物。正因如此，我當時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基礎相當脆弱，並且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他的寶座便會產生動搖。
然而，當我從中國返回日本，從檻外之地重新審視整體情勢時，浮現在我眼前的，卻是一幅彷彿錯覺藝術般的畫面。
二○一三年夏天，我擔任北京特派記者任務暫告一段落，隨即接受哈佛大學邀聘，以客座研究員的身分前往該校，任職的單位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這是由該校已故的中國現代史教授John King Fairbank於一九五五年設立的研究所，Fairbank教授的中文名字是「費正清」，因以這間研究所便被稱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對中國人而言，這或許是最著名的外國研究機構之一。除了學者之外，還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與新聞記者在此進行研究；因此，我的同事雖然是以美國人和中國人為主，不過也可以看到德國、韓國、英國人等各種不同的面孔。
費正清中心經常會邀集全美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與政府相關人士，舉辦研究會與討論會。包括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前國防部副部長助理、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Joseph Samuel Nye, Jr.），以及現役的美軍幹部等形形色色的來賓，也會共襄盛舉。討論會的主題涵蓋甚廣，從引發中日兩國嚴重對立的釣魚台（尖閣）問題，一直到中國的不動產 泡沫危機都包含其中。
中國的黨政官員，也是費正清研究中心邀請的對象。對中國人而言，「哈佛」是海外最有名的大學，因此中國重量級人士訪美之際，往往也會順道前往哈佛進行 研究。費正清中心做為接待這些要人的主要機構，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為這些人籌劃演講的內容與演說場所。在這些訪客當中，也包括了我擔任北京特派記者的時候 屢屢提出採訪申請，卻始終無法得見的重要官員。
或許是暫時脫離了本國的嚴密監視、踏足自由國土之故吧，這些官員演講的時候，往往會觸及到某些在國內無法明言、關於政府和黨的敏感內容。在他們的反覆論述中，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一件事情，那就是：
權力鬥爭，或許正是中國共產黨永續存在的原動力。
回顧中共的歷史，自一九二一年組黨以來，路線對立與鬥爭便始終不曾停止：毛澤東為了掌握權力而引發反右鬥爭與文化大革命，身為毛澤東後繼者的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的政爭，然後是鄧小平與保守派高幹之間，以改革開放為爭論核心而展開的對立……
一部中國共產黨史，可以說正是由敵對派系之間的衝突所建構而成的。
不只如此，這種鬥爭並不只限於黨的高層，事實上，打從黨員入黨的那一瞬間，鬥爭便開始了。隨著地位逐漸爬升，鬥爭的激烈程度也愈形增加；不管爬到什麼樣的高位，都必須持續著只許勝利、不許失敗的鬥爭，這就是他們的宿命。
同時，這就意味著，在這樣的機制下，無時無刻都會產生難以計數的「失敗者」。「敗北」兩字，是不時壓在這些人肩頭的沉重負擔。這種一邊畏懼著敗北的恐怖，一邊拚命往上攀爬的心境，或許正是驅使著身為世界第二大國的中國，不斷朝著未來邁進的動力吧！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對於習近平的評價也必須有所改變。身為史無前例的激烈鬥爭中最後的勝出者，習近平不只具備了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最強大的正統性，同時我們也可以說，相較於歷代的領導者，他是權力基礎最快獲得穩定的一人。
美國專研中國問題的專家以及政府相關人士，對於習近平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然而，我們必須省思的是，這樣的評價是否過於溢美了呢？
習近平將會以怎樣的方式，立足於十三億人民的頂點呢？他將會將這個大國，導向什麼方向呢？他的統治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透過筆者親身所見所聞的事實，本書希望能針對這些問題，提供一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