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安徒: 戀殖意識的二重奏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新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王振民日前在《紫荊》雜誌發表文章,談論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一口氣列舉了四大要點,包括「資本主義與追求福利社會」的矛盾、「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保守與激進」的衝突、「全面落實基本法」的問題。

 雖然文章在香港沒有引起多少討論,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卻在其報章專欄,連續四篇文章對王振民的觀點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令人眼前一亮。

  針對王振民所謂「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的主張,曾鈺成提醒王振民「香港政 府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輕微程度,令美國傳統基金會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程度仍高踞榜首」。

 針對王振民香港「無論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均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曾鈺成則直指,香港「在回歸前,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實際上是『獨立於』中國其他地方」。也就是說,「香港從不曾獨立於中國發展」只是一種自我陶醉的謊言。

 王振民謂「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曾鈺成則以李波事件為例,直指「內地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的理解,跟大部分港人的價值觀念有很大落差」。

 就內容而言,曾主席上述這些論點都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令人驚喜的新意,然而出自香港親中建制最大黨民建聯的創黨元老,兼今日立法會的主席之口,又的確令人耳目一新。

 京官與開明「土共」的落差

 王振民剛剛接任中聯辦高職,文章官腔滿紙自不稀奇。然而曾主席卻十分認真,條分縷析,直斥其非。似乎想要給這位尚算年輕的南下幹部搞清楚一下,香港與北京認識之間的落差究竟有多大。這種落差不單只存在於反對派和中共當權者之間,也一樣存在於京官和「土共」開明人士之間。

 不過,最令人訝異的是,曾鈺成竟然直指王振民「戀殖」。王振民在文章中抱怨「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話是這樣的﹕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

 曾鈺成不單說他對王振民的這番表述感到「出人意表」,他更說「很難猜到這些滲透着戀殖意識的話,是出自一位中國的法律學者、『一國兩制』研究專家。」細心的讀者很容易讀出曾鈺成筆下的確流露出心中一股不平之氣。

 共產黨 為恐共意識加油

  事實上,一直以來,北京對港統戰以籠絡資產階級為主,王振民定義民主普選為邁向福利國家,甚至招來共產主義,危害資產階級利益的推論,在馬列毛的理論中均 無所據。歸根結柢,這種為了封殺民主普選而打造出來的階級復仇恐懼症,其實只是香港殖民買辦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階級特權而向北京撒嬌的回音。

  北京在過去要消減這種「恐共意識」,不斷扮演資產階級的「恩主」(patron),以維護這些人的特權來換取他們的忠誠,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當年 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理想的曾鈺成也未必能預想得到,今天京官來港反而是要提醒香港不要忘記「恐共意識」,意謂千萬不要讓人們透過民主普選去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黨人為恐共意識打氣加油——這就是香港式的荒謬。

  過去,中共一方面為了統戰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對民主普選的政策,但另一方面還是要借用起家於工人運動的土共去撐起階級聯盟的假象。一頂愛國大過天的帽子就把 階級矛盾抹消得一乾二淨。然而,如何才是愛國?除了緊跟中共之外,香港的土共社群就只有以過去他們在殖民地下的鬥爭乃正義事業而自我安慰。

 可是,今日這位新晉京官竟然說:「香港變得愈來愈不像香港」的原因,是失去了英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傳統。他說,「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換句話說,今日共產黨不僅要來香港動員「恐共意識」,還要向英國殖民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的祖墳進香供奉,樹幡招魂。對於曾鈺成這輩老反殖、老愛國,當年也曾激進地受中共感召,因「打倒白皮豬」而坐過牢、流過血的「左派群眾」來說,又是情何以堪?

 京官談「繼承英國政治文化傳統」

 今日香港的街頭上,屢見青年們揮舞英屬香港旗幟,而中聯辦內,卻有京官大講要「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雙重而又平行並置的「戀殖情結」,想任何後殖民理論專家都無法解釋。難怪曾鈺成都說「難以想像,難以猜到」。

 不過,如果讀者沒有參閱王振民刊在《紫荊》的原文,也未能真的想像這位年輕京官,為了強化這種英國政治保守主義乃優良傳統的論據,可以去得幾盡。曾鈺成文章也未有詳加討論的一段,王振民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 端。……相反,香港這麼一箇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 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

 中國過去一百年,有什麼衝動和極端得像連綿不絕的革命和戰爭,當中最極端和激進的無疑是共產黨人奉為圭皋的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

 可是,在憲法還寫着堅持馬列毛思想的同時,王振民卻一腦子把極端、激進主義的罪孽,都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頭上,並論定中國人不喜歡保守,缺乏保守主義傳統。

 如果說王振民錯讀了五四運動、中西文化論戰的歷史,更沒有讀過唐君毅、牟宗三新儒學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那可能還是未有充足證據,但他深情地愛慕這城市的殖民地遺產,那份「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傳統」的感情,卻是躍然紙上。

  王振民的這份戀殖情懷,讓他有重新審視五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視野,也讓他發現香港這彈丸之地,原來真的蘊藏着拯救中國無可救藥的激進型文化病的秘密藥方。 王振民教授的這番說話,逕直就印證了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名句:「比被殖民更壞的事就是沒有被殖民」(the only thing that was worse than being colonized wasnot being colonized

 只是這份被王教授譽之為「得來不易」的代價,正是一場輸得慘烈的鴉片戰爭。他似乎要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和得益者高聲慶賀。

「衝動走極端」的大陸人?

 不過有趣的仍是,由2008京奧前後北京大肆宣揚「和平崛起」的時候開始,官方就不斷反覆宣傳中國的文化特徵是「追求和諧」。京奧開幕式那個巨型的「和」字,不少香港人還是歷歷在目,印象深刻。但王振民三言兩語,就把這迷思拆解掉。

  「中國五千年內發生了六千次戰爭……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這是中聯辦王振民說的。這是否符合歷史和 思想史事實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描述又的確符合今日香港街頭巷尾可感覺得的「厭中」以至「反中」情緒所想像的中國及中國文化。香港人能否貫徹所謂的英式保守 主義是另一回事,但「中國人」(大陸人)不文明、欠禮貌、愛撒野、蠻不講理……這種種刻板印象,恰好和王振民教授所說的「容易衝動、走極端」若合符節。

  當王教授說﹕「香港回歸前……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 統,很保守,很文明。」怕且是因為教授要來香港,所以想恭維香港人。但如果不告訴你誰是作者,大抵不少人會猜這幾句是剪裁自那幾本街知巷聞的城邦之論,或 者本土主義、香港民族論者的手筆。

 這些作者們和王教授所見略同,這並不奇 怪,但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目前所憂慮的,正是這種理想化的香港人自我形象,被來自另一種「容易衝動、走極端」的文明所消滅、吞噬。而王振民在這裏強化的文 化二元對立,恰好在為這種文明衝突想像添柴加火,後果卻非王振民所期待的有利建制的政治保守主義。

 「激進」為保守核心價值

 因為活在香港的一般人都會體會到,眼前的所謂「激進」,目的正是為了「保守」,只是所保守的並不是永恒不變的殖民秩序、資本霸權的秩序,而是王教授的香港文化想像中刻意要排除的,那些屬於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真正的民主普選,恰好就是實現這套價值信念的不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