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淩晨發生的旺角事件，是自從1967年左派暴動後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城中譴責暴力之聲四起，有人
更說：「誰不譴責暴力，誰就是幫兇」，或 「誰不站在反暴力這一邊，誰就是香港的敵人」等等。筆者既不贊成暴力手段，也不認同「香港建國」的目標，但我認為事件中應該受譴責的，首先是梁振英和他背
後的中央政府。
一
梁振英在2012年3月25日當選特首，他一上台，筆者就預料到在他的執政下，香港社會將會出現動盪不穩的局面。 2012年5月17日筆者就在本欄發表題為《震盪在前請大家坐穩一點！》的文章，向大家預示即將到來的動盪。文章的結尾說：「香港即將出現的變化已經很明
顯。震盪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穩，以免受傷」。為什麼梁振英上台就會有這種動盪？
在他勝選後不久（那時還沒有正式上任），我便在2012年4月19日寫了一篇文章《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指 出在他的領導下，香港將出現「四化」危機：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四，治港班子「左派化」。他上
台以來四年，香港「一國兩 制」的實踐就真的朝著這「四化」潰敗下去，這些預言完全兌現，包括這次旺角事件。
出現「四化」危機的結果，就是令一國兩制的空間大大縮小，就是令《基本法》的落實越來越「變形走樣」（套用習近平的
話），在此情況下，香港人被迫站出來用更大的決心來捍衛原本《基本法》賦予我們的高度自治，捍衛我們這一制的核心價值，其結果必然是大大激發本土意識。這 次旺角事件，少部分激進人士喊出「香港建國」的口號，正是在梁振英的「四化」政策主導下催生出來的。
事件發生後，很多人都義憤填膺地譴責暴力。但對我來說，既然我能夠準確預測梁振英任內將會發生社會動盪，那麼邏輯
上，我要譴責的，首先是梁振英以及他的導致香港社會越來越動盪的政策，正是他和他的政策，激發了少部分人的極端行為。不譴責梁振英而去譴責「暴徒」，客觀 上是倒果為因。
更何況，梁振英這種「到處樹敵」的人是得到京官欣賞的。大家還記得嗎？2012年5月12日清華大學在深圳成立港澳研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說過：「梁振英應發揮狼性」。香港人以「狼」來比喻梁振英，肯定不是一個褒詞，因為在一般語文常識中，「狼」代表陰險、奸詐、狠
辣、甚至嗜血。被稱為「狼」的人，肯定不是受大家歡迎的人。可是，在京官眼中，「狼性」竟然是一種優點，乃至敦促梁振英要發揮他的狼性。在京官教唆、袒護 下，一旦香港社會出現了動盪時，請問我應該如何「譴責暴力」呢？
二
2014年8月31日當中共的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議，剝奪了香港實行真正普選的權利後，當晚很多人在天馬公園集會，其中一位講者沮喪地說 （大意）：「8.31決議標誌著我們這一代人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來實現民主回歸的努力徹底失敗！」他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失敗。」筆者當時在現場，感 同身受，也產生嚴重的挫折感和被騙感，因為我也曾經相信可以透過和平、理性、非暴力來實現民主回歸。
二
2014年8月31日當中共的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議，剝奪了香港實行真正普選的權利後，當晚很多人在天馬公園集會，其中一位講者沮喪地說 （大意）：「8.31決議標誌著我們這一代人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來實現民主回歸的努力徹底失敗！」他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失敗。」筆者當時在現場，感 同身受，也產生嚴重的挫折感和被騙感，因為我也曾經相信可以透過和平、理性、非暴力來實現民主回歸。
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失敗，才激發出今天年青人提出以勇武來代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以建國來代替回歸的目標。在我們老一輩的人看來，雖然這些目標和手段都期期以為不可，但作為失敗者，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譴責」年青人的另類嘗試呢？
佔中時，有一個年青人對我說：「正是你們這一代人，當初回歸時天真地相信中共會給你民主，而不去努力爭取更大的自治
權，才會迫使我們這一代人要挑起重擔去爭取獨立；正是您們相信可以透過對話、忍讓、等待，才迫使我們今天要勇武地走上街頭」。我聽了這位年青朋友這番話， 雖然不盡同意，卻也感到幾分
慚愧。所以，與其譴責暴力，不如譴責當權者失信。正是當權者失信在先，青年人才被迫勇武建國在後。
三
事發後，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從回歸18年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被扭曲的角度，去尋求善後辦法，卻仍舊一貫
地諉過於人。梁振英率先把事 件定性為「暴亂」，繼而外交部發言人指責「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繼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升級為「激進分離勢力的恐怖傾向」。他們為什麼急於為旺角事件扣上
「暴亂、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的帽子？原因不外兩點：
第一，諉過於人，問題出在別人，自己則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第二，充分利用事件帶來的「政策視窗」（policy window），借勢推行一些本來難以推動的不得人心的政策，例如劉兆佳、饒戈平等就先後表態要儘快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饒戈平更指出，「香港本地 安全，也是廣義上的國家安全，旺角騷亂後香港社會應該更明白，就《基本法》23條立法的必要性，香港在法律上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有缺憾」。根據饒戈平的邏 輯，既然香港法律有缺陷，則將來更可以大條道理把新的《國家安全法》明確為適用於香港、甚至把現行的《反分裂法》及《反恐怖主義法》也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以便彌補這個缺陷。
正是這個難得的「政策視窗」，驅使梁振英一開始就拒絕委任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對事件作出深入的分析並提出對策，因為獨立委員會的結論，很可能把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香港回歸以來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中央在普選問題上的失信，從而打亂了中央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的目的和意圖。
梁振英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對事件的定性（「暴亂、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無形中已經把香港同疆獨、藏獨等同起來，成為「四獨」（疆獨、藏
獨、台獨、港獨）之一。香港定性的「升格」，正正反映需要接受譴責的是中共，因為香港自從1842年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從來沒有脫離中國的訴求，恰恰相 反，香港都是非常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的，而且竭盡全力去幫助她走向現代文明。即使到近日，香港仍然心繫祖國（1991年華東水災時香港救災募捐額達6 億，2008年汶川地震時香港捐了10億），但是為什麼最近幾年卻出現「分離主義」傾向？這難道只是香港少數人受外國勢力唆擺就會出現嗎？中共不去檢討這
個問題，光懂得「譴責暴力」，能解決問題嗎？
當中共在2014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時，筆者就曾經在一個民間組織以《今日
西藏明日香港》為題，指出中 共不斷收縮香港的「兩制」空間，將會驅使香港走向更極端的「港獨」路線，也曾經以《諸獨根源皆中共》的題目，分析中共的政策如何導致在過去60年間逐漸出 現疆獨、藏獨乃至可能出現的港獨。當年這些分析，今天看來也是不幸而言中！（由於這兩個題目都比較敏感，當年演講後都沒有公開發表）。
所以，當今天旺角出現以勇武手段來推動「香港建國」的目標時，我是應該先譴責中共的政策，還是譴責被迫喊出獨立口號的青年人？
我認為，旺角事件敲起「一國兩制」的警鐘。這裡「警鐘」有兩重意義：
第一，它是「一國兩制」付諸實踐18年來在政治上失敗的象徵：這種失敗，導致香港的年青人（哪怕只是少數人）從過去期盼民主回歸，演變到高喊香港建國的口號。分離主義的出現，是「一國兩制」出軌的結果。從這點看，這個警鐘是「過去式」的，即對過去政策失誤的警告。
第二，它警示中共當局，假如不改弦更張，回到《基本法》的初衷，則今後「一國兩制」將徹底失敗。從這點看，這個警鐘是「未來式」的，它預示著如果繼續執行這種「左」的政策，則它將帶來更大的動盪。
警鐘長鳴，就看中央及特區政府如何去檢討自己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