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6日星期一
2015年7月5日星期日
古德明: 講什麼耶穌？
香港聖公會秘書長管浩鳴效忠權貴誓無反顧，本月初更親上電臺，說貓須服從主人，以喻民須聽命中共。不少人大力反駁，無不引用《聖經》，如牧師劉志雄，如作家余杰等。這樣的反駁其實沒有意思。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載：明朝末年，景城南郊有一破寺，由一個僧人和兩個徒弟司香火，師徒都十分淳樸。有人見破寺夜泛焰光，更有菩薩羅漢偶然一現，跟三師徒談
起，他們都惶恐合十說：「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為？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讐，何必造此語禍我？」但他們越否認，民眾越相信破寺有佛光臨照，於是施主 日多，三師徒日富，終於招來強盜，以身殉財。官府查案，發覺寺內有松脂，晚上可造焰光；又有戲服，可扮菩薩羅漢，大家這才知道那三師徒貌淳樸而心狡詐。這
樣的佛門子弟，你跟他們講什麼佛法；同樣道理，聖公會寺內司香火者，是管浩鳴、鄺保羅那樣的基督門徒，奉殘賊百姓的政權為主人，你還跟他們講什麼《聖 經》。當然，他們比景城那三師徒高明。那三師徒可未能攀龍附鳳。
我對宗教，向來敬而遠之。佛祖有靈，基督有知，怎會一任他們的寺院，落入神棍手上，更一任他們富其家，肥其身，欺斯世，惑斯民。而我所見宗教領袖，如景城那三師徒者，十有八九。
林泉忠﹕抗戰是誰打下來的？
——兩岸「抗戰史詮釋權」之爭
「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因此在勝利者的國度，涉及勝利者的相關歷史爭議較少。然而，「攤在陽光下」的抗戰史這部分，在今日兩岸三地的論述空間裏，卻顯得愈來愈弔詭。
原因是雖然目前統治大陸的是中國共產黨，但是當年領導全國軍民浴血奮戰的中華民國政府今天還存在於台灣，加上網絡時代多元信息現象的呈現，使抗戰史由不得「中共單方面一手遮天」。
明 天將迎來「七七事變」78周年紀念日，兩岸在今年都各自舉辦了一系列「抗戰勝利70周年」的紀念活動。本來，全民慰藉戰爭亡魂，理所當然；共同緬懷抗戰歷 史，也無可厚非。然而，「歷史也是現代史」，主政者在今日所舉辦的紀念活動，都或多或少免不了是為了當下的政治服務，在兩岸缺乏共識的抗戰史部分，尤為突出。
「共產黨是抗日中流砥柱」惹對岸反彈
不難察覺，今年大陸的紀念活動高調得非比尋常，重頭戲是9月3日在天 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自1949年建政以來，新中國從未在國慶日以外的日子舉辦閱兵，而9月3日這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則是去年才剛開始實施，紀念 抗戰勝利的「現代意義」不言而喻。無他，正是為新時期共產黨凝聚向心力及為習近平新體制的正統性護航。
重點是「共產黨領導抗戰」這一中南海
向來的論述，在網絡時代愈來愈受到挑戰。因此，儘管書本上及各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仍充斥着此類論述，但是一年來，大陸的相關論述卻已悄悄地統一為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過即便如此，仍免不了來自各方尤其是對岸的反彈。
曾參與抗戰、高齡96歲的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一年來3度親返當年華北、華中、華南的抗日戰場，並透過文字、照片、圖表等珍貴資料，於近日出版了《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目的在於「還原歷史」。
郝柏村在一年前的「七七」紀念日到訪事發地點盧溝橋旁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對紀念館的抗戰描述不以為然，表示「抗戰歷史要講明，到底是誰領導中華
民族抗戰的？紀念抗戰歷史，必須要明確知道，8年對日抗戰是誰領導的？是蔣委員長領導的！」 無可否認，相信所有從這些大陸抗日紀念館參觀出來的觀衆恐怕都會得出一個印象：一、抗戰是共產黨領導的；二、共產黨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貢獻最大。
然而，此類論述漠視了中華民國政府正規軍作為抗戰主體的存在及國軍的貢獻與犧牲。對接受中共教育的大陸民衆而言，以下是一組完全陌生的數字：國軍發動的大型
會戰22次、以台兒莊為例的重要戰役1127次、國軍包括8名上將在內206位將軍壯烈殉國、陸軍傷亡321萬多名官兵、海軍艦艇全部打光、空軍4321 名飛行員犧牲、2468架戰機被擊落……
日前，郝柏村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再次批評大陸官方在抗戰宣傳上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有欠公允。他進一步指出，共產黨主要在敵後抗日，「（但是）毫無疑問，正面戰場是決定性，敵後戰場只是一個補助性的」，「正面戰場95%，敵後戰場5%」。
正 因為「竄改抗戰史」的北京今年異常地高調紀念抗戰勝利，企圖「獨攬抗戰勝利的成果」，因此馬英九政府今年也罕見地大規模舉辦相關活動，前天舉行的「國防軍
力展示」只是這一連串活動的開始。而明天開始連續3天由國史館主辦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目的也是為了要對歷史「正本清源」。
對 此，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不甘示弱，在北京《環球時報》撰文，為共產黨的抗戰功勞辯護，並批評郝柏村有關抗戰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至此，兩岸在
爭相舉辦抗戰紀念活動背後的政治目的呼之欲出，而圍繞在「抗戰是誰打下來的？」、「誰的貢獻大？」的爭論恐怕也將無休止地繼續下去。
表面上，這是一場歷史事實的是非爭論，然而其本質，卻是赤裸裸的「歷史詮釋權爭奪戰」。之所以沒有妥協餘地，因為「掌握了詮釋權，就掌握了歷史，掌握了歷史，也就掌握了現在，掌握了現在，也就掌握了未來」。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銳紹﹕國安法的現實與虛幻
北京通過新版本的《國家安全法》，首次把香港、澳門和台灣納入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範圍，在某程度上也是管控範圍。筆者嘗試從4個角度探討這問題：
（一）不少香港人擔心，這會不會促使港府加快《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或者內地會否通過法律程序，把國安法塞進基本法的附件內，並在香港生效？
就眼前形勢而言，我不太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無論從北京或港府的角度看，上述工作並非急務，更非首要任務；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誤了官方的「大事」。什麼「大
事」？就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努力讓建制派搶奪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令泛民的議席跌至三分之一以下。如果這個願望成真，那麼以後官方和建制派就可以（相
對地）順風順水了，甚至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減少泛民拉布或否決政府重大議案的機會；更長遠而言，還可以在適當時候按官方意旨推動新一輪的政改和23條， 因為屆時條件成熟了。
港23條非急務 立會選舉才是「主戰場」
所以，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才是官方眼中的「主戰場」，他們不希望
一些不太着急的任務影響了眼前重中之重的工作。而且，有關方面也吸收過去的教訓，就是在立法會選舉之前出現一些事件，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建制派的選情，「破 壞了官方的大局」。例如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內地發生李旺陽事件，梁振英則在香港硬推國民教育科，引致「反國教」事件，嚴重影響建制派選情。
最後，內地敷衍地「調查」了李旺陽事件，港府亦撤回「國教」，相信這些事件會令官方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稍作忍耐。官方也看得出，如果急於擴大國安法在香
港的壓力，只會增加泛民陣營在立法會選舉中的籌碼，建制派更為不利，尤其是建制派在「甩轆事件」之後元氣大傷，更不希望面對「國家安全」之類的敏感議題。 這也是官員和建制派紛紛為國安法降溫的原因。
（二）雖然說官方基於眼前現實，不急於推動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例，但官方在長期的心魔驅使下，
仍希望達至一些眼前的效果，例如製造即時的寒蟬效應，震懾官方眼中的「不穩定因素」。只要把近期的一些行動放在一起考量，就不難發現官方的心裏絕不平靜， 例如二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加強堵塞官方眼中的「外部勢力」（包括香港在內）；日前在香港的軍演，也帶出官方「已作好準備」的信息。
在官方眼中，這是「未雨綢繆」、「話說在前」、「先立法而後有所依據」的行動，無非想「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所以，官員一方面勸說香港人不用
緊張，但有關方面又通過不同渠道就國安法進行解讀，並放出頗具壓力的言論，例如某些人和某些言行在香港不算犯法，但越境則有可能因犯法而被追究。這既為眼 前震懾起作用，也為日後可能出現的行動作防備。
官方無限擴大「外國勢力」納「超限戰」範圍
（三）上述第二點談及官方的心態，但關鍵是，這些心態是否正常？即使屬於正常，但有沒有無限擴大，變成過了頭，掩蓋了實質？
從國際政治現實的層面看，官方經常強調的「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和「外部勢力」，確實存在，而且無法避免的。可是，官方已把這些勢力無限擴大，甚至把很
多正常的東西都納入了「超限戰」的範圍。所謂「超限戰」，就是超出任何界限的戰爭，包括經濟戰、金融戰、輿論戰、信息戰、民意戰、網絡戰、間諜戰、環境 戰、外交戰………例如中國最近的股災，馬上傳出「外國破壞中國金融秩序」的傳聞，後來官方發覺「外因也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才逐步減少「外部勢力」的說法。
其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香港出現的「外部勢力」，以及「不穩定因素」，有沒有被官方刻意誇大？如果有，那麼官方的目的是什麼
呢？是轉移視線？迴避矛盾？例如在政改問題上，如果官方能夠令市民相信真的有「外部勢力」，最終影響國家和香港的安全，這會否更有利於官方的政改方案呢？ 在國安法之上，同樣道理，只要「外部勢力影響國家安全」之說成立，官方的強硬措施就更有「理據」了。
（四）我在不反對提防「外國勢力」的同
時，更重視中國要拿出比外國高明、更能凝聚民心的方法。很可惜，中國正缺乏這方面的力量；相反，在左傾回潮之下，官方把芝麻當作西瓜，把外部矛盾與內部矛 盾纏在一起，把「本土」說成是「港獨」，把個別現象視為普遍現象，甚至把外部矛盾掩蓋了內部矛盾，從而擴大了官方與人民、香港與內地的摩擦。
說到底，官方其實不光是擔心國家安全，更擔心的是政權安全。就短期和中期的形勢而言，中國無論如何不會受外國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穩定，甚至說暫
時沒有一股新的力量可以取代。按理，他們應該很有信心，但可惜偏偏官方卻擔心，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包括民怨、民亂、民主訴求等）與外部因素結合，對政權構 成威脅。這就把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混為一談了。
所以，官方必須以「條塊分割法」理清內外矛盾，順應港情民情，才能理出頭緒，找出治理新法。
陶傑: 書卷天涯
最近的所謂「筆戰」，引起一些朋友熱議。
我 所認識的梁文道是一位君子，我不相信他會陷我於不義。只是天有可測之風雲，梁文道最近對我的評論，我感到於我或會引起一點危險，怵然以驚，當亦有主觀的臆
測，所以我引用了魯迅一句我極不喜歡的話：「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的」，哪知道在網上引起許多對文道極為淒厲的人身攻擊，這一點，我才應該向 被誤解的梁文道致歉。
梁文道喜歡閱讀不倦，在香港人之中罕見
的。他論述以十八世紀末英國的浪人知識份子班恩（Thomas Paine），寫得非常好，並以同名的「常識」（Common Sense）為他的書名。班恩堅持講邏輯和道理，去美國支持獨立戰爭，然後去巴黎參與法國大革命。班恩被英國視為叛逆，但在法國又因為抨擊革命黨的激進差
一點賠上一條命。梁文道推崇班恩，是心跡自道，那時他剛去大陸發展，我明白他的苦心，但我缺乏他的勇氣和激情，因此，我願他在大陸，影響越來越大，功業越 來越好。
梁文道不喜歡「民族性」之說，也可以理解。「一概而
論」（Generalization），一向引起爭議，即使是根據普遍現象的歸納，亦必有粗疏。譬如，胡蘭成論中國文學，一開頭就論斷：「中國文學是人世
的，西洋文學是社會的」，然後以此引申，中國文學是「禮樂文章」，有忠君的意識，所以中國文化的「忠君」比西方的議會民主高明，胡蘭成之說，就是梁文道所 稱的「玄談」。
同理，西方近年湧現的「政治正確」，雖出於眾生平等的理想，也流於意識型態的玄談。在華文世界，「文革」餘毒未清，加上愛國主義的右翼仇恨，如果香港也引入「政治正確」之極左，語言污染，思想混亂，只有與香港為敵的人得益。
梁文道崇尚的是房龍和左拉這一脈的寬容，我完全明白，可惜香港一些攻擊梁君的本土網民並不諒解，大陸五毛更遑論。然而西方的左翼近年也有「白血球過多」的血癌惡變，形成壓制自由的官僚霸權。如果梁文道有一天能在英國或加拿大住幾年，當知此弊。
在戲謔左膠之時，我的腦海中並無梁文道；當我看見大陸良心勇氣的知識份子如賀衛方、茅于軾、陳丹青遭到中國毛左的謾罵恐嚇，我的心中卻長懷梁文道。長劍一杯酒，夜雨十年燈，孤吾「道長」，但願他書卷天涯，梁道不孤，走下去，走出一條中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