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過新版本的《國家安全法》，首次把香港、澳門和台灣納入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範圍，在某程度上也是管控範圍。筆者嘗試從4個角度探討這問題：
（一）不少香港人擔心，這會不會促使港府加快《基本法》23條的立法工作？或者內地會否通過法律程序，把國安法塞進基本法的附件內，並在香港生效？
就眼前形勢而言，我不太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無論從北京或港府的角度看，上述工作並非急務，更非首要任務；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誤了官方的「大事」。什麼「大
事」？就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努力讓建制派搶奪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令泛民的議席跌至三分之一以下。如果這個願望成真，那麼以後官方和建制派就可以（相
對地）順風順水了，甚至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減少泛民拉布或否決政府重大議案的機會；更長遠而言，還可以在適當時候按官方意旨推動新一輪的政改和23條， 因為屆時條件成熟了。
港23條非急務 立會選舉才是「主戰場」
所以，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才是官方眼中的「主戰場」，他們不希望
一些不太着急的任務影響了眼前重中之重的工作。而且，有關方面也吸收過去的教訓，就是在立法會選舉之前出現一些事件，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建制派的選情，「破 壞了官方的大局」。例如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內地發生李旺陽事件，梁振英則在香港硬推國民教育科，引致「反國教」事件，嚴重影響建制派選情。
最後，內地敷衍地「調查」了李旺陽事件，港府亦撤回「國教」，相信這些事件會令官方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之前稍作忍耐。官方也看得出，如果急於擴大國安法在香
港的壓力，只會增加泛民陣營在立法會選舉中的籌碼，建制派更為不利，尤其是建制派在「甩轆事件」之後元氣大傷，更不希望面對「國家安全」之類的敏感議題。 這也是官員和建制派紛紛為國安法降溫的原因。
（二）雖然說官方基於眼前現實，不急於推動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法例，但官方在長期的心魔驅使下，
仍希望達至一些眼前的效果，例如製造即時的寒蟬效應，震懾官方眼中的「不穩定因素」。只要把近期的一些行動放在一起考量，就不難發現官方的心裏絕不平靜， 例如二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加強堵塞官方眼中的「外部勢力」（包括香港在內）；日前在香港的軍演，也帶出官方「已作好準備」的信息。
在官方眼中，這是「未雨綢繆」、「話說在前」、「先立法而後有所依據」的行動，無非想「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所以，官員一方面勸說香港人不用
緊張，但有關方面又通過不同渠道就國安法進行解讀，並放出頗具壓力的言論，例如某些人和某些言行在香港不算犯法，但越境則有可能因犯法而被追究。這既為眼 前震懾起作用，也為日後可能出現的行動作防備。
官方無限擴大「外國勢力」納「超限戰」範圍
（三）上述第二點談及官方的心態，但關鍵是，這些心態是否正常？即使屬於正常，但有沒有無限擴大，變成過了頭，掩蓋了實質？
從國際政治現實的層面看，官方經常強調的「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和「外部勢力」，確實存在，而且無法避免的。可是，官方已把這些勢力無限擴大，甚至把很
多正常的東西都納入了「超限戰」的範圍。所謂「超限戰」，就是超出任何界限的戰爭，包括經濟戰、金融戰、輿論戰、信息戰、民意戰、網絡戰、間諜戰、環境 戰、外交戰………例如中國最近的股災，馬上傳出「外國破壞中國金融秩序」的傳聞，後來官方發覺「外因也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才逐步減少「外部勢力」的說法。
其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在香港出現的「外部勢力」，以及「不穩定因素」，有沒有被官方刻意誇大？如果有，那麼官方的目的是什麼
呢？是轉移視線？迴避矛盾？例如在政改問題上，如果官方能夠令市民相信真的有「外部勢力」，最終影響國家和香港的安全，這會否更有利於官方的政改方案呢？ 在國安法之上，同樣道理，只要「外部勢力影響國家安全」之說成立，官方的強硬措施就更有「理據」了。
（四）我在不反對提防「外國勢力」的同
時，更重視中國要拿出比外國高明、更能凝聚民心的方法。很可惜，中國正缺乏這方面的力量；相反，在左傾回潮之下，官方把芝麻當作西瓜，把外部矛盾與內部矛 盾纏在一起，把「本土」說成是「港獨」，把個別現象視為普遍現象，甚至把外部矛盾掩蓋了內部矛盾，從而擴大了官方與人民、香港與內地的摩擦。
說到底，官方其實不光是擔心國家安全，更擔心的是政權安全。就短期和中期的形勢而言，中國無論如何不會受外國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穩定，甚至說暫
時沒有一股新的力量可以取代。按理，他們應該很有信心，但可惜偏偏官方卻擔心，內部的不穩定因素（包括民怨、民亂、民主訴求等）與外部因素結合，對政權構 成威脅。這就把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混為一談了。
所以，官方必須以「條塊分割法」理清內外矛盾，順應港情民情，才能理出頭緒，找出治理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