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來日大難

香港立法會否決偽普選之後，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發表《香港家書》，說對民主前途，仍然樂觀；他的法律系同事陳弘毅教授則上商業電臺說，照目前所見，政治制度將長期維持不變。兩人的見解，我都未敢苟同。

香港民主之路，分明已豎起一個路標，上有四字：來日大難。在大難的來日，香港原有的一點民主自由，恐怕都將陸續喪失。因為外有中共，內有本土派。

本土派已成為香港民主心腹之患。他們高擎「香港民主」大纛，干戈卻一味揮向傳統民主派，而不是中共獨裁政權，甚至主張和獨裁政權「一起高興」，蠱惑年輕一 輩。下屆區議會、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勢必大舉出動，專搶傳統民主派選票，務求鷸蚌相持。他們明知不可能贏得民主派多數選民支持，但要民主派輸掉議席，卻是 力所能及。下一屆立法會之中，民主派能不能佔三分之一議席，今天已是一大疑問。而三分之一議席不保，民主派就連否決權都沒有，香港政制改革更將倒行逆施。

至於中共，習近平主政之後，對香港毫不假借。職業鬥爭團體之風起雲湧，共家警察之恣行無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之發表，《中英聯合聲明》之撕毀，偽普選方案之頒布等等，已教香港面目全非。總之，盱衡時事，實在無由樂觀。來日大難。

程翔﹕「世紀大蝦碌」事件引起的思考

在上蒼冥冥中的安排下，香港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罕見地上演了一場「退場鬧劇」，使本來應該是多數贊成、少數反對的投票結果，改寫為大多數反對、只有少數贊成的局面。誠如李怡先生所說，此事足以令香港政壇「笑一世」。我們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今天香港的困局。

第一，中共在港的代理人，沒有誰真正願意為一個假普選方案辯護。

事件源於所謂要等劉皇發：退場為了拖延時間等劉皇發回來。筆者認為，等待劉皇發只是事件的表象，事件的本質是沒有人願意在議會的莊嚴場合裏為中共的假普選辯護。

在原先曾鈺成主席的安排中，周四（6月18日）的辯論是預計要進行11個小時，擬於當晚8時結束然後付諸表決，即使後來因為劉江華的短訊，會議擬提前在下午 5時表決，也有足夠的時間等到劉皇發回來參加——前提是假設每個建制派議員都充分利用他們的發言機會和權利。但是，我們看到，絕大多數的建制派議員卻放棄 發言的機會和權利（兩日之中僅有18個建制派議員發言），以至立法會的辯論到中午就結束並付諸表決。所以，當建制派人士都歸咎於要等劉皇發回來，我卻要問 為什麼當時沒有建制派的人繼續發言為方案辯護？正如曾鈺成說，只要多一個人發言就可以等到劉皇發回來，就不至要用集體退場的辦法來拖延表決。換言之，早在 劉皇發現身之前，建制派議員們早已放棄辯護的權利。他們這種迹近集體放棄辯護的表現，反映了他們的顯意識和潛意識在打架（這裏套用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的分 析）：顯意識指揮他們去為北京的假普選保駕護航，但潛意識卻驅使他們不去真正這樣做。顯意識是基於現實利益（與北京的關係）的考量，潛意識則是因為他們畢 竟是香港人，生活在香港，心底裏明白這個方案有嚴重的缺陷，是一個難以辯護（indefensible）的方案，這才能解釋為什麼他們都不珍惜這個發言的 機會去為方案保駕護航。所以，等待劉皇發這個表象後面卻暴露了沒有人願意為假普選辯護的本質。

第二，中共在港代理人的政治水平，竟然是如此不濟。

據筆者了解，中共對回歸後建制派一個最大的不滿，是抱怨經過這麼多年的培育，始終無法產生一個能幹的治港班子。這次世紀大笑話恰恰反映了中共所依靠的代理人竟然是如此不濟。例如：

．他們重形式多於實質：為了要表面上做到北京定下的「一票不能少」的「硬任務」，他們選擇集體離場藉以拖延時間以等齊最後一票的辦法，而不是充分利用等待劉皇發的機會而慷慨陳詞為方案護航；

．他們缺乏熟練的政治技巧：古語有云：「臨危不亂」，他們卻是「不危而亂」，反映他們只習慣按指示辦事而缺乏獨立思考、見機行事的能力；

． 他們的習慣性盲從，在這次事件中亦表露無遺。在43名建制派議員中，只有10人（包括主席曾鈺成及勞聯潘兆平）留在議事廳內，絕大多數人都不知就裏就糊裏 糊塗地跟隨葉國謙、林健鋒撤離立法會（這從他們事後向傳媒解畫可知）。正是這種習慣性盲從，才會使他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錯失自己的投票機會。

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中共以其龐大的資源來培養一支它能控制的團隊，卻在執行「硬任務」的關鍵時刻竟然犯下這麼低級的錯誤，怎怪中共難掩其對建制派不爭氣的不滿？

至 於為什麼中共在港的代理人的政治水平會這麼低？孰令致之？這是中共歷來幹部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共的幹部政策，只看一個人是否忠誠於它，其次才是他的能 力。這本來也是無可厚非，問題是它對忠誠的定義是絕對服從，不容有半絲異見，以致像曾鈺成這種它自己培養出來的人，僅僅因為提倡京港要「大和解」，最終也 不允許其出任大位。

第三，西環治港常規化的隱憂。

早在2012年3月梁振英當選後，筆者就撰文判斷今後「西環治港常態化」。 （見〈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載《信報》網2012年4月19日）。這個判斷在出現世紀大笑話後更表露無遺：有人第一時間往中聯辦謝罪，有人則因中 聯辦表揚而沾沾自喜。先有梁振英謝票在先，繼有建制派議員謝罪在後，他們已經徹底敗壞了香港的綱紀，因為從香港的憲政架構看，中聯辦在香港是完全沒有任何 角色的，沒有正式角色卻是謝票和謝罪的主要對象，則香港的實際管治權已經不知不覺間從中環轉移到西環。這種趨勢現在才剛剛開始，香港人要做好心理準備，全 面接管可能為期不遠矣！

李立峯﹕政改「民意戰」有影響民意嗎？

——滾動民調結果的一些分析

自從政改方案在 4月底出爐，特區政府一心要打一場民意戰，希望支持方案的市民能超越六成，增大泛民支持方案的壓力。但3所大學研究中心合作進行的滾動民調顯示，如果以每 5日的總結果來計算的話，支持政改方案者從未超越50%。兩個月來，支持者的比例甚至有反覆向下的趨勢，反對的比例更曾經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雖然支持及 反對的比例未必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不過，反對者在數字上反超支持者的情况也只是出現了兩三天，到表決前夕，淨支持度又回到9%，整體結果接近於最初 的「五四一」格局，即約五成支持、四成反對、一成無意見。

民意在起起跌跌之後回到接近原來的水平，是否代表期間官員和政治人物的說話和行動對民意沒有影響？如果「五四一」格局真的那麼牢不可破，那麼民調結果在兩個月內又為什麼會有明顯起跌？

首 先要指出，民意在起跌過後回歸「基本盤」，其實不是香港或這次政改爭議獨有的現象。美國總統選舉也經常有類似情况：兩大黨積極進行選舉工程，而選舉期間候 選人的支持度亦會有起跌，但政治學者其實可以在選舉前半年左右就根據當時的經濟狀况、現任總統的支持度，以及兩黨支持者比例，頗為準確地預測到選舉中執政 黨候選人的得票率。哥倫比亞大學的Andrew Gelman和哈佛大學的Gary King就合著過一篇文章，題為Why ar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Polls So Variable When Votes Are So Predictable？另一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則出版過專書討論同一現象，書名叫Do Campaigns Matter？

有清晰立場者難被說服

綜 合他們及其他學者的分析，競選工程和選舉期間的事件對民意是有影響的。這也是民調結果會有起跌的原因。但大部分選民對兩大政黨及其候選人其實已有清晰立 場，能被選舉工程影響的游離票數量有限。有清晰立場的人很難被說服，部分是因為他們對資訊會作出選擇性接收和詮釋，如兩黨支持者都會傾向認為自己政黨的候 選人在電視辯論中表現較對方優勝。所以，競選工程的主要影響是使自己的支持者「歸邊」，而不是爭取到對方的支持者。

同時，雙方的競選工程所 產生的影響也傾向互相抵消。而且競選工程或事件的效果也有邊際效應下降的問題。如果一個候選人接連犯了幾個嚴重程度差不多的錯誤，那麼第一個錯誤使他失去 的支持度會最多，之後的錯誤使他失去的支持度會較少，因為會基於該候選人犯某種錯誤而捨棄他的選民在第一個錯誤時已經不支持他了。由於邊際效應下降這現 象，要通過競選工程來累積很大的支持度升幅是非常困難的。

以上幾點加起來，結果是雖然選舉期間民意會因競選工程和事件而有起跌，但是競選工程對選舉結果的總效應不會很大，甚至接近零，競選結果始終是基本因素主導。

政 改民意戰不是美國總統選舉，但類似的地方是香港市民對政改的態度，就算只由人大8．31決定開始計，在4月底政改方案出爐時都已經有近大半年的醞釀，其間 亦經歷了雨傘運動，在這議題上可以再被影響的人本來就較少，再加上泛民和官方各自進行宣傳，和邊際效應下降的現象。所以，民意最終大幅偏離早已成形的基本 盤，可能性本來就不大，筆者的同事蘇鑰機教授在4月底接受傳媒訪問時，就預測過民意不會有大變動。

但我們如何理解近兩個月民意的起跌呢？除 了如高永文在落區宣傳時「發脾氣」等個別事件外，筆者認為，中方擺出比之前更強硬的態度，為泛民的「袋一世」論提供了論述機會和說服力，應該是影響民意的 重要因素之一。筆者於是做了一點分析，首先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得出自4月底開始每天在11份香港報章的港聞及要聞版上提及「袋一世」一詞的文章數目（註 一）。然後，為配合滾動民調以5日的總結果為發布基礎，筆者為每一天計算了之前5日有提及「袋一世」的文章數目總和，得出「袋一世」見報率這變項。

從一個簡單的相關分析可見，「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民意淨支持度呈顯著的負相關（如表一所示）。亦即是說，每當「袋一世」愈多被人在新聞中談論，政改淨支持度就愈低。這亦說明了輿論的確是可以影響民意的。

不過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袋一世」這口號本身的影響。「袋一世」見報率高的時候，往往就是中方或特區官員擺出強硬姿態的時候，而「袋一世」見報率低的時候，則可能是另一些論述較為主導的時間。

回應「袋一世」爭論 民意歸邊

上 面的討論提過，人們在面對政治資訊時會選擇性地詮釋或接收，所以不同政治取向的人對中方的強硬態度或泛民的「袋一世」論的反應可能不一樣。事實上，如果我 們把市民依政治取向劃分後再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袋一世」見報率其實只令自認屬於民主派的市民對政改的淨支持度減低。「袋一世」見報率跟自稱中間派 的市民的態度沒有關係，跟自稱建制派的市民的態度更是正相關。換句話說，在回應「袋一世」爭論時，民意主要是歸了邊，只是因為自認屬民主派的市民較多，所 以在整體樣本上「袋一世」見報率和政改支持度亦呈負相關。

同樣，如果我們以日期建立一個時間變項來跟政改支持度作相關分析的話，我們亦會發 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整體樣本中呈負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來，整體民意對政改的支持度的確有所下降，只是下降幅度不大。但若把市民分類，我們則會 發現，時間變項跟政改支持度在民主派市民當中是負相關，在建制派市民中則是正相關。亦即是說，兩個月以來，民主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整體上有下降，但 建制派市民支持政改方案的比例則有所上升。

這些結果說明，影響民意不是不可能，但要在一個人們大都心裏有數的問題上，在一個較短的時段內大 幅度地改變民意，是絕不容易的。密集的政治宣傳戰的通常結果是使雙方的支持者歸邊。若幾年後香港再回到政改討論，要真正取得更廣泛的民意支持，對政府而 言，還是要看能不能提出一個真正回應民意訢求的方案出來，而對民主派而言，就要視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能否通過深耕來鞏固及擴展市民對真普選的認知和訴求。

註一：11份報章分別為東方、蘋果、明報、星島、頭條日報、都市日報、am730、經濟日報、信報、文匯、大公。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古德明: 劉淑儀緣何老淚縱橫？

中共制定的香港偽普選方案，遭香港立法會否決了。表決前一刻，在朝派四十多名議員，突有三十一名離席，務求表決停頓，待同志劉皇發趕到，共投贊成票，以壯 中共聲威。不料離席人數未足，表決未能拖延，方案遭二十八票反對，只得八票贊成，令中共大敗虧輸，貽笑天下。那三十一名離席議員大錯鑄成，噬臍莫及，或互 相指摘，或自怨自艾。

而自艾自怨最能形諸顏色的，首推新民黨主席劉淑儀。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只能瞠乎其後。

偽普選否決之後第一天，劉淑儀一早就上商業電臺，告罪懺悔，一說到「中央對投票結果一定很失望」，就醞釀哽咽，不久即涕泗滂沱，舉手帕抆淚，在一張年逾花 甲臉上，展出十塊細意染紅指甲；兩片膏潤紅唇，吐出萬千心意：「昨夜，我耿耿無眠，滿懷憾悔，難過非常，深感辜負了各方期望。為了這普選方案，我們二十個 月來十分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不料昨天卻錯失投票機會。我們不是不聽中央的話，不是不乖……」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使人想起楊愿之哭。

《容齋續筆》卷十五載：宋高宗年間，朝臣楊愿善佞，宰相秦檜初則愛之，後則厭之，叫他準備貶官。楊愿一聽，「涕淚交頤」，說道：「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 不啻足（已非常滿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塵馬足耶（何時再見太師車駕）？是所以悲也。」這一哭，喚起秦檜憐憫之心，楊愿於 是得保厚祿。後來，參政李若谷罷官，有人勸他學楊愿，李若谷笑道：「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檜聽說，一怒把李若谷流放江州。

誰都知道，劉淑儀雖然身兼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兩個要職，卻是既得隴，復望蜀，只盼中共拔擢，出任行政長官。她所求比楊愿多，哭聲自然比楊愿悽切。習近平一定青眼相加，恕她未有乖乖投贊成票之罪。

林健鋒和劉淑儀相比，譬如爝火餘燃，根本不可與日月爭光。他在偽普選否決後第一天下午，才會見記者，痛陳悔意，輸了劉淑儀幾小時；他眼淚只擠出一滴，僅及劉淑儀胭脂老淚的百分之一。當然，他不是李若谷，料不會被習近平流放。

舊中國政德，在於不肯逢君之惡。秦檜畢竟只是歷代少見的權姦。唐總章年間，高宗皇帝有意遊涼州，詳刑大夫來公敏恐耗民財民力，進諫說：「隴右諸州，人戶寡 少，供待車駕，備挺稍難。臣聞中外（朝廷內外）實有竊議。」高宗欣然納諫，還擢升來公敏為黃門侍郎。那是直臣得賞的時代（《大唐新語》卷二）。

在新中國，得賞的卻盡是劉淑儀之輩。她們的政德是：「乖乖聽中央的話。」

林行止: 破壞和諧是何居心 循序漸退該當何罪

一、

京官和必須「受命於京」的特區政府官員，為替港人「擇媳婦定親」，這兩年以來，可說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連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和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都走到台前粉墨登場，可是，結果卻是如此不合京意，負責推動政改的政要官員，怎能輕易免責（不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今晚請「失場」的建制派議員「茶敍」， 據說與「問責」完全無關）？在香港撕裂港人歸邊、暴露建制中人愛國棄港，對外妖魔化北京成為不恤港情、隨便更改《基本法》的專制本色，什麼是徒勞無功？什 麼是事與願違？還不明明白白寫進歷史！在這場言文攻防戰中，很多京港的「學術權威」都披甲上陣，他們雖然理論滔滔，為港人條陳利害，希望說服市民尤其是泛 民支持政改方案，結果還是聽者藐藐，這些在象牙塔或其他行業、專業頗有所成並有點名氣的人物，如果謙遜本性未萌，便當重新思索一下究竟是講求功利還是辨別 是非的能力，更能成功打造一個人的前程。

政改方案被否決後，全國政協委員兼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在總商會舉辦的《基本法》活動中指出，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說法， 一個文明、自由社會的普選，每個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但是並無提名權；他因此批評提出「公民提名」的香港人，挑戰《基本法》的既定機制，由此聲稱政改方 案是「假普選」，更是欺騙港人；胡氏反問不要提名委員會的反對派：「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列明是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沒有提委會，行政長官 候選人怎樣產生呢？」

在摸索民主建政過程中，筆者習慣在人人都想香港好的基礎上，考慮各方的不同見解，所以筆者並不認同胡漢清把「欺騙」（蒙混？）之類帶有貶義甚且惡意 的詞彙，加諸佔領人士或反對派（泛民）身上。民間出現要有「真」普選，那個「真」字，的確一度令筆者感到疑惑，認為那並不恰切，後來想到回歸後建制黨派在 不同層次的選舉工程上，蛇齋餅糭遊之外，尚派發「動員補貼金」，這種等同變相賄賂的小恩小惠，不但愈來愈多，亦愈來愈明目張膽，把過往香港連選舉亦是「廉 正奉公」、不涉任何物質誘因的誠實作風，一掃而空。想到這裏，遂覺得普選求「真」大有必要且極有道理。

胡漢清對提名權及選委會的看法頗有見地，如果北京與特區政府嘗試以此為「有商有量」的爭拗破冰點，政改也許便不會如此這般的還在原地踏步。北京把那些民間 不同訴求視為敵對、當異見人士對國家安全有威脅，而梁振英政府惟恐香港沒有楚河漢界，以鬥爭運動的手法，發動群眾對壘，激化意在支持和反對操控選舉人士之 間的情緒，故意挑起毫無必要的社會仇恨！

胡漢清在總商會同一活動上，還說到多數港人本來都希望政制發展可以向前，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是「循序漸進」，意思就是既非原 地踏步亦不是一步到位。胡氏認為現屆特區政府不應放下政改工作，即不應只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是要及早考慮如何優化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否則香港的政制 發展將停滯十年，最快要到二○二二年才有改變……。由於特區政府是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啟動五部曲推行政改，沒有後備計劃（Plan B），原有方案被否決後便不能「循序漸進」，這種有違《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情況，最大責任在梁振英政府。提出政改方案的政府，在方案被否決後一再表 示在本屆任期內不再做有關政改的工作，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認為那是違反《基本法》的！這是一句對特區政府非常嚴重的指摘，卻似未受到傳媒的應有重視。昨午 本報網站消息指示，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在立法會上回應涂謹申議員的詢問時，斬釘截鐵地指出，政府不僅無意在本屆餘下任期內重啟政改五部曲， 「亦不打算建立任何平台討論政改」。對基本法研究中心負責人的「評論」置若罔聞，劉署理憑什麼作此連對話平台亦不建立的決策！

二、

 
「坊間」盛傳，即管梁振英上任後香港亂成一團，且因其行事毫無章法而無法招賢納能，令失序無效的施政，導致港人對北京反感度上升、認同具中國人身份的港人 大降……。這種對香港對內地均不利的「逆變」，本是梁振英責無旁貸的責任，可是，為了辣手整治打壓泛民（或不愛國泛民），北京會排除一切困難，讓梁振英再 做一屆。北京有以強硬手段一了百了把泛民的氣燄壓下去的打算，不足為奇，因此行政長官換屆不換人，可能性不應抹殺；然而，這種安排，筆者不以為可收香港社 會和諧之效，而且亦對國家有負面影響。

經過這場政改對峙，老於世故者知道北京鋼板一塊，事情難有可為，相繼退出政治第一線者數不在少，不難預期；但這絕不意味泛民力量的式微，以「留守」 的老一輩政客固大有人在，且年輕一代對政治的熱誠，比起先輩遠遠過之。換句話說，在不能、無法使用武力的前提下（理由見昨文），香港未來的管治愈趨困難， 北京若能找一位較孚民望且有誠意與泛民溝通者出掌港政，才有人和政通之微望。在北京當政者眼中，特區香港是個小卻仍有剩餘價值可以利用的地方，在前海羽翼 未豐之前，不宜摧毀其原有功能；同樣重要的是，政改爭拗已使香港成為國際注目的中國城市，剛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美方突於恒常議程 中加進「討論香港民主發展」，不論中方如何反應（包括不理會），美國此舉已盡顯其對香港民主進程的關注，香港的民主發展若荒腔走板，與國際標準背馳，中國 在國際上必會遇上一些不必要的尷尬；而在日本政壇有相當影響力的政團「日本會議」，據沈旭暉教授十九日在本報專欄的陳述，竟對「香港局勢之關心或起碼十分 好奇」，因為該政團可能認為「北京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對日後如何處理釣魚台問題有一定啟發……」。

北京不應以對付新疆西藏的手法管治香港，對有關各方較為有利，彰彰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