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唐滌生之誤

有朋友談到大陸電視劇《武則天》：「劇中人說『水落石出』，但這成語出自宋朝歐陽修《醉翁亭記》，唐朝人怎麼會說？」一般人應不會留意這樣的細節。

古 裝劇人物滿口現代漢語，句句是什麼「面對挑戰（face the challenge）」、「血濃於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負面看法（negative views）」等，已是司空慣見。這不能怪劇作者：他們從小受中共現代漢語教育，根本不懂得中文。

至 於「水落而石出」一語，固然見於《醉翁亭記》，但唐朝杜甫《奉贈李八丈曛判官》詩「秋枯洞庭石」一句，有宋朝趙彥材注：「水落石出，所以為枯。」而蘇軾 《徐州鹿鳴燕賦詩敍》也有「天高氣清，水落石出」等句。蘇軾、趙彥材、歐陽修是不是沿用前人成語，今天恐怕無法斷定。唐朝人說「水落石出」不是沒有可能 的。

說起來，即使詞章聖手，所作古裝戲劇，有時也誤用近人詞 語，粵劇名作家唐滌生的《洛水神仙》就是例子。曲中的曹子建對宓妃指天誓日：「我對德珠無印象，無愛更無情。」按「印象」或作「印像」，本來指「暫印水 中、鏡中等的影象」，如《大集經》卷十五說：「喻如閻浮提一切眾生身及餘外色，如是等色，海中皆有印像。」後來，中文就用「印象」翻譯西方心理學名詞 impression，指「心中對所見人、物等的感受」。三國曹子建斷不可能說「我對德珠無印象」。當然，這只是唐滌生作品大醇中的小疵。今之劇作家，中文修養及得上唐滌生十分之一者，百無一人。

陳韜文﹕個人在政改民意戰中的作用

在過往，香港特 區政府大權在握，加上社會動員經驗不足，所以民意戰也都多是照本宣科，透過既有官方渠道進行。但是，這次政府就政改發動的民意戰自我估算甚高，認為政改方 案受到六成市民的擁戴，加上佔領運動期間所積累的民意及民意動員經驗，是以政府一公布政改方案就宣布落區，並高調要求各高官參與，足見政府戰意甚高，大有 乘勢追擊，迫使民主派議員改投贊成票，並把政改可能失敗的責任推給民主派，要他們在來年立法會選舉中付出代價。

無權的民主派，過去只有靠公共論述和民意表達擴大自己的聲勢，試圖迫使執政者讓步，是以對民意戰一向採取較積極的態度。不過，這次民主派在佔領運動潰散之後，組織內部分化，元氣未能恢復，何去何從缺乏共識，對民意戰大體只能消極回應。

寫在牆上的政改民意

關 於政改的民意，其實一直異常清楚，只是為政者沒有認真回應而已。首先，絕大多數港人要求民主，差異只在於速度和幅度有所不同。就以8‧31政改框架為例， 根據中大的民意調查，支持和反對的人大概相若，各佔四成多一點。在認同「袋住先」的市民當中，應該也有不少是希望加快民主步伐的，接受人大框架只不過是礙 於現實而已。根據多所大學的民意調查，反對政改方案的多為教育水平較高和較年輕的市民。年輕而教育水平較高者的傾向很多時候是社會走向的反映，往前看的社 會大概都不會忽略此等群體的政治取向。多所大學的調查也有追問，希望找出在什麼條件下更多的人會支持政改方案。結果也十分清楚，如果執政者能保證以後會繼 續民主優化和加強現時方案的民主成分，支持方案的人會跳升為絕大多數，由此可見普遍港人對加快民主化的渴求。

民意雖然已經寫在牆上，但現實 是中央及特區政府一邊開放投票權，但卻嚴守候選權，引致不少市民的不滿。不過，按港人傳統實用主義的傾向，縱使不一定滿意方案，但最終會礙於現實而接受， 是為「袋住先」心態的註腳。根據這一想法，我們可以預期港人接受現實的傾向會隨着政府的宣傳而日趨普遍和強烈。

阿叔女茶客「道破皇帝新衣」

出 人意料的卻是，5月初政府高官連番落區以後，支持方案的民意比例反而比高峰下降了近7個百分點，跟反對的頗為接近，彼此只相差3個百分點。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理論上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隨機因素的影響，但是按民調的走勢看，政改支持度逐步下降確實是調查期內發生，而那段時間內，較為引人注意和引起社會議論的 是政府高官落區時與個別市民辯論衝突的新聞，循此找尋答案應是合理的。有論者認為董建華發表特首候選人不能反共的言論，也可能導致一些市民的反感，波及民 意。這也有道理，我不排除落區事件與董建華言論有疊加效應，但由於在我接觸中，落區事件似乎引起更大的注意，所以我的分析見集中在落區事件上。

有 一些論者認為民意逆反是因為官員落區所致，不過這是較為表面的看法，我們可從各個「出事」案例中探求當中較為關鍵的因素。高永文與一「阿叔」在街頭短兵相 接時，前者只顧推銷政改，而後者則咬着選委會缺乏代表性的事實而不放，結果高永文一輪宣示之後一聲「講完」，掉頭就走，留下態度仍算淡定而堅執的阿叔。行 會成員陳智思跟高永文一樣，是屬於民望較高的建制中人，但是落區之時也遇到滑鐵盧。女茶客贊成對立雙方應妥協，但質問為何建制派沒有踏出第一步，並指出方 案的要害在於只有投票權而缺乏真正的選擇權，好像老婆由人代選一樣。陳智思在女茶客步步進逼之下，最後不得不承認那等於是由阿媽代揀老婆。

街頭阿叔和女茶客的「殺傷力」在於他們是平民百姓，卻能以直接的語言及論述邏輯，幾近一語道破，引起不少市民的共鳴。老實說，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只不過 是普通常識的運用，收「小孩道破皇帝新衣」的效果。這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公論邏輯的問題，是實質的問題，不是落區與否的問題。當然，自由落區就有遇上民間論 述「高手」的可能，一旦遇上，傳媒在有聞必錄及競爭的狀况下也很難選擇不報，一經報道放大，自然又對民意戰造成衝擊。就算政府不落區宣傳，政改方案的內在 矛盾在其他處境下也有可能被引爆，不能完全避免。

結語

權力中心無疑在公共論述和民意中佔了優勢，因為他們在傳媒及民眾眼中， 有更大的發言權，有更大界定現實的權威，是以建制代表的一舉一動都帶有新聞性，受到傳媒的青睞。香港公共論述的環境近年確實有崩壞的走向，指鹿為馬、偷換 概念、矮化香港核心價值的情况此起彼伏，愈來愈明目張膽。如果你關起門來，只說給自己人聽，你可以覺到自己理直氣壯，但是你一旦走進人群，你就要放下身 段，面對常識與公論邏輯的考驗。如上所述，在適當條件配合下，個別市民的意見表達也可以對社會民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話說回來，此次民意 的變動是否代表民意戰轉勢，為時尚早。事實上，如果民主派在策略上犯錯，好像採取暴力衝擊的方法，或是建制代表發放較開放的言論，民意對比均有可能產生相 應的變化。說到最後，民意戰不光是口水之戰，它的成敗固然會影響政改的動態，更有可能會影響到未來的權力結構，因為今天的起跌，說不定預示了未來立法會選 舉的得失成敗。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古德明: 大陸獨裁，香港民主？

中共給香港的民主普選諾言，拖了整整十八年，終於現了本象，所謂普選，所謂民主，都實行偷梁換柱。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旗下法律學者陳弘毅上電臺說：「除非 中國不行社會主義，否則香港不會實行西式民主。」只要把「西式」這個形容詞刪去，陳弘毅的意思就很清楚。現代漢語最愛用形容詞眩人目耳，知言者不會眩惑。

獨裁政權決不會稍容民主，這一點，陳弘毅了然於胸，只是不能宣之於口。《史記》卷三十九有一個故事：晉昭侯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成師「好德，晉國之 眾皆附焉」，有識者說：「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曲沃比晉國還富足），而得民心，不亂何待！」果然，晉國不久就戰亂相尋，最後為曲沃吞併。假如香 港行民主德政，主政者得民心，一國之眾皆向慕，大陸不亂何俟。

所以，過去十八年，香港為政者無不毅然與民為讐，倒行逆施，務求和大陸看齊。董建華制定二十三條法案，力圖防民之口；曾蔭權與大腹賈酒食征逐，力去廉潔之 政；梁振英繼承董、曾風烈，還力行鬥爭政治，四處收買兵馬，跟抗議民眾對壘。總之，治港者絕對不可以得民心。董建華在位時，就說出箇中真諦：「批評我的人 越多，越是證明我所為正確。」

所以，據樹仁大學今年三月發表的調查，香港市民「生活痛苦」者，有百分之七十九；據聯合國四月發表的世界快樂情緒報告，香港排名跌至第七十二位，和大陸的 八十四位相去不遠。五月上旬，《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發表研究結果，說香港人是世界上「最不愛笑」者。美國人哪裏知道，香港人不是不愛笑，只是值得開懷的 事太少了。

有些「國情專家」說，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閹割香港民主普選的八三一決議，習近平從未齒及，是以也未必贊同。有人甚至「引述」據說是習近平的話：「八三一決 議並非我的意思。」習近平今天權傾中國，比江澤民、胡錦濤還要攝威擅勢，那些「國情專家」卻似乎認為他無力駕馭人大常務委員會，連香港情況都無權過問。我 不知道這是天真之想，還是有心為習近平開脫。習近平怎會不明白曲沃亂晉的道理。

又香港「本土派」巨擘李怡說：「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而是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並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 大家高興。」中共不能尊重大陸民權，而能尊重香港民權；不能以西藏自治為利，而能以香港自治為利：我不知道這是天真之想，還是有心欺世。我只知道，「本土 派」已和「中共不高興」的香港民主派勢不兩立。他們只求和中共「大家高興」。

王永平: 施政困難與管治問題

現時政府推銷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兩個招數是一、袋住先、將來可以優化，以及二、方案通過後，政府今天施政困難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後者的邏輯很簡單：現時特首是由1200人選出來，所以缺乏認受性，令部分立法會議員挾持民意反政府；將來特首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一聲令下，誰敢不從？

不提歷任（包括今屆）特首都理應按《基本法》向全港市民（而不是選委會或提委會的千多人）負責的憲制責任，上述普選特首便可解決管治問題的邏輯根本不成立，理由有二。

第一、今天阻擾政府施政的議員不限於被標籤為反對派的泛民議員。缺乏廣泛民意支持的建制派在保障自己或其界別的利益上異常勇猛，有時較泛民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他們成功迫使特首不敢履行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承諾。他們會因為特首是普選產生而改弦易轍？機會恐怕等於「袋住先」——即是「信住先」。至於泛民議員，他們不會因為特首得票較他們多而放棄選民對他們的期望。舉個例子，如果普選特首在未有社會共識前建議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泛民黨派肯定照舊反對。因此，現時立法會的畸型產生辦法以及行政、立法如何共同承擔管治責任的問題一天未解決，政府或特首依然不能（像在議會擁有多數議席的執政黨般）有效施政。

第二、假設政府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內容不變，由此產生的特首不會被近4成反對先篩後選安排的港人認可。這名特首的認受性不會高於當年上任時獲7成民調受訪者支持的董建華或曾蔭權。在普選遊戲規則不被港人廣泛接受的情況下，說一人一票選出的特首擁有以前特首沒有的認受性，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除了否定今次政改方案能夠解決政府施政困難的謬論外，本文的主旨是想清楚指出，政府施政困難只是管治問題的一部分。我會在下面討論何謂管治、何謂良好管治、如何量度良好管治等概念，讓讀者藉此對照香港今天的管治情況。

「管治」一詞是來自西方政治學的近代詞語（英文是governance），最簡單的定義是指政府（government）如何運用權力去管理一個國家或地方，而受眾當然是當地的居民。雖然良好管治（good governance）包含什麼元素在學術上有很多討論，但我會選擇兩個應該很少爭議的國際標準。其一是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ESCAP）在2009年發表的一份文件（What is Good Governance），良好管治包括8個特徵：公眾參與（participation），決策及資訊透明（transparency），法治（包括司法獨立及政治中立的警隊）（rule of law），合理回應（responsiveness），建立共識（包括理順不同利益）（consensus oriented），公平、包容（equity and inclusiveness），有效施政、善用資源（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以及問責（accountability）。

此外，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設計了一套衡量各地管治水平的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包括公眾參與及問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穩定及沒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 absence of violence / terrorism），政府效能（包括公共服務及公務員的質素、政府施政的成效等）（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及促進私人企業發展的成效（regulatory quality），法治（包括市民對警隊遵守法治的信心）（rule of low）以及貪防反貪（control of corruption）。

世銀的管治指標是根據數十個獨立機構的評估和各類商業機構及民意調查結果整合而成。以100分為滿分計算，香港的最新（2013年）評分有四項逾90分（例如政治效能為95.69，管制及促進私人企業發展為99.52），最低兩項評分是意料之內的是公眾參與及問責（69.19）和政治穩定（74.41）。

世銀對2013年香港管治的良好評價，相對今天港人經歷過今屆政府兩年管治的感受，相信有很大的不同。這個落差反映一個事實的兩面：在視香港為「搵食」地方的過客眼中，香港的管治水平及宜居程度（例如治安、公共服務等）依然屬世界一流水平；但在以香港為家、希望回歸後下一代可以較自己生活得更舒暢的本地人（無論持什麼政治或民主理想 或者根本沒有）的港人眼中，香港今天的情況較之前肯定是顯著退步。

現在政府把管治問題簡化為泛民事事反對，令施政停滯不前，與中央的對港政策和特首的管治手法無關，而解決辦法卻是通過先篩後選的普選安排。這好像一名病人全身感染多種病毒，而醫生的診斷是只要醫好他的感冒，病人便會康復。更麻煩的是醫生給的特效藥根本對治理感冒無效。

再作另一個假設：泛民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中大敗，全部激進分子如梁特首所願被vote out，未來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所有法案和撥款申請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順利通過。在這個政府施政無難度的情況下，難道市民就無須理會構成良好管治的其他元素，例如公眾參與、政策質素和社會穩定等？當沒有政治力量制衡政府時，市民會有信心香港的法治、廉潔不會受到影響？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認識問題的根本和全部。香港的管治問題不是政府施政困難這麼簡單。這僅是香港管治墮落的一個病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