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4/15 「奪命Loudzone」

古德明: 太平戲院的年代

走過石塘咀華明中心，仔細端詳，往日這幅地上的太平戲院了無痕跡。華明中心對面新建的地下鐵路站，是石塘咀摔進另一個新時代的標誌。不過，我還是懷念一九六零年代的太平戲院，懷念太平戲院那個年代。

一 九六零年代下半葉，太平戲院附近頗多工廠，我家出租的一個小房間，就住了一個工廠工人，身體健壯，為人友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下午五時左右下班。太平 戲院放映的公餘場，五時二十分開始，正是為工人而設，入場券不過幾毛錢，映出的全是舊西片，天天不同。每月初，戲院會派發整個月的公餘場電影名目表，方便 街坊選擇觀看。當時我年紀還小，課餘偶然也會向父母討幾毛錢，和兄長一起去太平戲院看公餘場。在電視機還未普及的年代，看電影是一大娛樂。《劫後英雄傳》、《決死雄師》、《血洗古戰場》等電影，我都是在太平戲院看的，至今還印象深刻。

石 塘咀的工廠，到了一九七○年代，陸續倒閉。太平戲院經營到一九八一年，也撐不下去了。香港據說越來越富裕，新興的娛樂五花八門。但是，當年「朝九晚五」的 工作時間，一九九七年之後，逐漸變成「朝九上班已覺遲，晚六下班還嫌早」，當局則對「標準工時」的呼聲左推右搪。「越來越富裕」的，似乎不是上班者。

有公餘場的年代，那裏要制定什麼標準工時。

蘇鑰機﹕新聞自由指數的面面觀

在本月初筆者曾 介紹了香港記者協會最新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指出公眾對指數的評分輕微下跌，記者的評分明顯下降。有關調查的資料數據甚多，值得進一步分析。本文集中比較 公眾和記者對新聞自由評分的異同，特別是看不同人口特徵及新聞經驗會否帶來不同的評分，以及大家如何看新聞自由不同組成部分的重要性。

先看在市民調查中，不同人口特徵的評分變化。原來男性對新聞自由的評分稍高於女性。年齡方面，評分最低的群組是18至39歲的人，而評分最高的是60至69歲人士。教育水平的關係不大，有大專教育的人所給的分數稍低於其他組別。

市 民從事的行業對新聞自由評分有點影響，評分最高的是老闆及專業人士，而司機及非技術工人所給的評分也高。給予分數最低的包括機器操作員、手工藝人員、文員 及輔助專業人員。收入和社會階層均是重要的人口特徵。個人月入低於2萬元的人評分最低，月入4萬以上者評分最高。中上層人士所給的評分較高，下層人士其 次，最不滿的反而是中產當中靠近下層的人。

新聞工作者的調查顯示，不同性別的記者的評分沒有分別，30至49歲年齡組別的記者的評分最低，評分最高的是50歲以上的記者。影響記者評分的因素是他們的新聞工作職級、年資和性質。

新 聞工作崗位有明顯影響。有人認為年輕的前線記者日常面對外間的各種挑戰，他們對新聞自由應感受最深、憂慮最多。實情是老總及副老總級別的評分才是最低，其 次是一般編輯和前線記者，評分最高的反而是採訪主任這個職級。可能是新聞界高層閱歷較多，又涉及宏觀和政策性的事務，較能感受到各方的壓力。採訪主任的工 作以內勤為主，較少直接接觸外界，不需處理高層次矛盾，壓力或許因而較輕，他們的評分也就較高。

新聞工作年期長短也有點關係。評分最低的是 工作了5至15年的從業員，入行不足1年的記者評分卻最高。電台及電視的行家評分最高，接下來依次是報紙、雜誌和網媒。報道形式愈簡短和描述性為主，新聞 自由的壓力愈小。涉及深入報道和長篇分析，面對的壓力較大，因而對新聞自由的評分偏低。報章不同版面的記者的評分也有些分別。涉及網上內容的從業員所給的 評分最低，接下來是攝影及財經版的人，評分最高的是在國際版任職翻譯的人員。

總結以上所述，在市民方面，男性、長者、收入較高及中上階層人士對新聞自由評分較高，反之亦然。在記者方面，50歲以上、任職採主、在電子傳媒工作的人傾向給予較高的評分。一些人口特徵和新聞工作經驗，明顯影響了新聞自由的評分。

新聞自由指數由10個分項因素組成，這些因素的比重不同，市民和記者的看法也有分別，詳情可看附表。公眾最看重的因素依次是記者人身安全、自我審查、獲取資訊困難；最不重要的因素是大財團、傳媒立場多元化、老闆。

市民關注記者工作困難   記者強調政府老闆影響力

記者的看法卻很不同。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依次是自我審查、特區政府、老闆、中央政府；最不重要的是法例保障、傳媒立場多元化。市民和記者都同意，自我審查是重要的因素，但市民較關注記者在工作時遇到的困難，而記者則強調政府和老闆的影響力。

用 因子分析方法來整合記者調查中的10個分項因素，可以發現3個因子。第一個因子是政治的面向，包括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大財團、自我審查、老闆。第二個因 子屬操作層面的，包括自我審查、老闆、記者人身安全、獲得資訊困難。自我審查和老闆同時屬於首兩個因子，可見它們均有政治及操作的屬性。第三個因子有關環 境方面，包括法例保障、監察功能、傳媒立場多元化。3個因子當中，以第一個因子最為重要，第二個因子次之，第三個因子再次之。

新聞自由具決定性的本質是其政治性，操作層面只屬次要。我們除了要看新聞自由指數在評分上的升跌外，也要留意其不同方面（市民與記者的評價）、10個因素的比重變化及政治、操作和環境這3個因子的重要性，才能對新聞自由的情况有較深入的了解。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古德明: 問責？麻×煩！

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匪慶，香港篩鑼擂鼓，結彩張燈，萬眾騰歡。當晚，維多利亞港更是煙花燦爛，岸上觀者如山，海面遊船若鯽，不料兩船相撞，一船轉眼沉沒， 三十九人死於非命。事後調查才發現，船沉主因，在於海事處荒疏職守，玩忽船隻安全檢查，一時輿論譁然，主張追究海事處、運輸及房屋局責任。

二零一四年四月，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會見記者，鄭重宣佈：「高速鐵路鋪建工程，將不能如期竣事。我剛剛收到鐵路公司通知，才知底蘊。」這條鐵路，當局逆 民意強建，香港人本不關心，但建築耽誤，等於工程超支至少六十五億元，每一元都是小民血汗。而新聞界還發現，張炳良原來和鐵路公司行政總裁韋達誠就耽誤事 早有密議，攜手向公眾瞞瞞瞞。於是輿論再度譁然，認為應向鐵路公司、運輸及房屋局問責。

海難一事，當局對策是馬上拘捕兩名船長，抓上法庭，判處入獄。至於海事處長廖漢波，則尸位如儀，直到光榮退休，永享俸祿；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二零 零八年開始任職，也素餐如故，若無其事。海難死者家屬三年以來四處奔走，當局才勉強起訴兩名海事處職員，一是助理處長，一是驗船督察，其他涉事者全部得 脫。律政司長袁國強說：「不是故意行為失當，不須負刑責。」這一定是為官場特頒的法律。那兩名繫獄船長，總不能說是「故意行為失當」撞船的吧。他們最大的 罪過，應是既不隸屬海事處，又不隸屬運輸及房屋局。

至於高速鐵路一事，鐵路公司行政總裁韋達誠去年提早結束合約，光榮辭職，表示負責。內情又瞞瞞瞞了一年，香港民眾才發覺，韋達誠雖說提早一年離任，卻獲額外酬金一千五百七十萬元，等於一年薪水還有餘。這就是新香港政府的「問責」制度。他們有責共民之產，分民之肥。

春秋時，楚國重臣虞丘子引咎辭職，向莊王說：「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治安沒有改善），獄訟不息，處士不升（賢士未見起用），尸祿素餐，臣之罪當稽於理（罪該受審）。」莊王見他去意堅決，也不敢多挽留。這是我國高官任責的典型故事（《說苑》卷十四）。

東漢時，徐防任太尉，掌國家軍事。永初元年，西羌叛亂，殺官民，掠財物；同時，多處水災，死者千計。徐防救民無力，「上書自陳過咎」，解綬去職，完全不戀棧豆。這和現代歐美政要「有過即退位」的規矩，絲毫無別（《後漢書》卷四十四）。

當然，在新中國，政壇從來沒有「引咎辭職」這回事，虛報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高官，縱容毒奶粉的共幹，就沒有一位不還在宦海淘金。請不要說高速鐵路、海難等事，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副局長邱誠武理應負責，否則你就是「麻×煩」：這三個字，見於張局長給學生播放的宣傳片。

林行止: 釋法奪權擺布港是 一黨兩制傀儡登台

一、

二○一四年啟動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可以說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否繼續落實的終極一戰。

自回歸之日起，取代殖民統治「法寶」（《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的《香港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 的全國性法律，當中說明了特區政府的組成辦法、權責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基本法》載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港人認為那是日後特區民生經濟民 主自由的有力保障，這種想法，說服了部分港人接受回歸的安排，由於沒有其他選項，他們只好「袋住先」。

香港前途談判引發爭拗時，港人早已意識「英國不可靠、中國不可信」，雖然《基本法》的草擬工作廣徵民 意，處理謹慎，定憲內容亦備受肯定；可是，對於北京會否貫徹到底、會否兌現承諾仍多顧慮，其時有識者指出，香港他日若有港人不願見到的變化，「病灶」肯定 在於人大釋法的權力。果爾不然，無論是香港提請釋法的誠惶誠恐，還是人大主動釋法的毅然決定，香港人在回歸十年的二○○七年，已隱約看到「高度自治」不穩 的端倪。

九七年落實的《基本法》，附件一、二對香港選舉制度的程序與步驟，原有如今俗稱「三部曲」的詳細說明， 那便是政改須要經過三分之二的多數立法會議員通過，在行政長官同意後，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備案。可見，經人大釋法並於二○○七年確立的「五部曲」程 序，卻輕描淡寫似地在「三部曲」之前加上兩 步，一是行政長官先向人大常委提交報告、一是再由人大常委決定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那好比唐僧緊箍咒之於孫大聖！啟動政改的主導權便在從「三步」到「五步」 之間，由香港人鳴鑼開道翻筋斗，變為由全國人大常委發號施令。這便是人大常委「八三一框架」足以令「港人治港」的選舉走向「傀儡治港」的根源。過去英治時 期，大家都領教過「傀儡治港」，當年港人所以默默承受，只因對倫敦真普選產生的政府較有信心；如今不少港人對這種安排忐忑不安，其理安在？「你懂的！」

如果港人對選舉制度的意見受到人大常委的尊重，那麼，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提交政改報告前的首輪諮詢，便 絕對不能兒戲馬虎；可惜，證諸去年七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公告天下的報告內容，「政改專責三人組」那份避重就輕的堆砌文本，活生生地抹殺包括「民間公投」 的多方民情，筆者對三位盡屬本港精英的高官，竟會「在眾目睽睽之下，把『一國』的駕馭放在『兩制』之前，把政改前期的諮詢工作，捆綁到貼近北京思維的港共 主張。」（見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本欄《預設立場賊民意　港式民主入鳥籠》），令人直覺感到港人對於「高度自治」的堅持，已到了棄械投降的末路！筆者預感香港「共民」民主專政即將高調登場，而所謂一人一票的雙普選，會標示什麼是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路（見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本欄《蠍子游上一國岸　兩制魂歸永無鄉》）。

二、

經過去年九月至十一月的「雨傘運動」，北京的以靜制動、特區政府的大樹好「風」涼， 筆者體會到在當權者眼中，香港民意不值一哂的強橫心態；反倒是運動群眾所炮製民意，才有論價的「阿公錢」！治港港人的選舉，港人意見受偏聽的冷待，只能看 盡《白皮書》的白臉（假扮友好）、八三一框架的紅巾（「根」）和灰頭土臉的港官港共信口雌黃。中央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的「一錘定音」，林鄭月娥司長是春 江水暖的先知鴨。她昨天以一身粉紅洋裝打扮，說話穩重、目光閃爍地就政府公布的二○一七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在立法會接受未離場的議員提問，已離場的泛民議 員，則人人一身「毋忘初衷」的黑衣未「亡」人模樣，加上木然上坐的建制紅人和非建制孤雁，誰在期待「共黨專政花開兩枝？」誰在哀悼「一國兩制」的消亡？誰 為「離心」的抉擇掙扎？誰為「離德」的取捨猶豫？其實答案都已寫在牆上，追蹤政情的市民，大家莫不心中有數。要是市民有支持和否決的投票權，他們會怎樣投 票？

事到如今，港人本着《基本法》所憧憬的「一國兩制」，看來是很難在現實中繼續存在，反之，「共產黨專制 的花開兩枝」卻在發酵、萌芽；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意識形態與運行，尚且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智慧去尋覓、去面對、去掌握，怎樣走上眼前這條「一黨兩制」的窄 路，更屬不可思議了。在「一國兩制」的氛圍下，香港能有比較包容的政治量度，改為「一黨兩制」的話，向受黨紀規範的思維政見，其兼容崇尚個人自由選擇空間 的機會便大為收窄，而且會格格不入。

在人大「八三一框架」下，「政改三人組」這回在提名委員會和出線票數的設計上，算是下過點工夫，不像在 首輪諮詢報告中那樣荒謬，可是，議會中的泛民議員和不少與其政治意識相若的選民，他們鄙夷猶如虛擬的操控選舉；然而，香港民意在京意之前，根本是毫不着 力，他們若不虛與委蛇，拒絕投票通過那有名無實的民主選舉，結果必然是繼續受中央和特區政府抵制和排擠，發揮不出任何民選議員該起的作用，在這種情形下， 議會亦無法正常運作、民怨沸騰，而北京若有把香港打造成「人民幣國際化」基地的打算，落實之期可能不得不「順延」；若是屈從新方案，泛民議員改變初衷，投 以贊成票，他們又會過不了自己良知的一關，陷入離地的半天吊煎熬！

二○一七，不一定得．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