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過去三年，香港的政治生態出現突變，以致在象牙塔、實驗室裏做研究的科學家袁國勇，也感覺到香港社會已經無法解決「一國」與「兩制」的矛盾，「失去了微妙平衡」。這個變化是史無前例的，不能僅僅用「很大」、「極大」等詞語來形容。
一、袁國勇說的「過去三年」
經過頭15年特區民眾對新政權的逐步「適應」，加上期間當權派的準備工夫逐步到位，北京認為香港社會可以而且應當正式向「2047真回歸」進發。如此萬事俱備，東風當然不欠，遂有驍勇善鬥的梁振英三年前上台當特首。
三年下來，統治階級「新常態」已經確立，並且已經相當清晰地形成若干特徵，可略述如下。
（一）管治班子變成鬥爭班子：梁特自上任至今，從司局長到行會到中策組到政府發言人，台前幕後裏裏外外各個方面的領導及骨幹分子，都是一些性格或政治立場比較偏激、一言一行甚至身體語言都容易挑起矛盾的人物。相比之下，前有號稱「好打得」的林鄭，不意已經成為「中人之資」，其本來相對強硬的作風姿態，現在不僅在行會成員李國章面前相形見絀，就是與近來愈發強悍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比，也差了好一截。甚至，愛國愛黨立場不容置疑的曾德成，據說也因為行事太低調「唔啱key」而被清除。管治班子裏如此日漸濃郁的鬥爭格，上行下效導致整個香港三年來明顯「變味」。
（二）第二管治隊伍全面干政：2008年西環幹部曹二寶「研究論文」裏述說的干政「概念」，經過四年操練，技術已經十分純熟，在干預梁振英涉西九建築設計比賽的利益衝突案裏表露無遺（據報曹公親自出馬向曾蔭權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施壓、阻止6名當權派反梁議員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該事件）。有如此救命之恩的兒皇帝，上台之後哪能不十倍回報？之後，西環的干預，上中下三路面面俱通。
上者，主要官員或重要公職人選的任免；中者， 當權派議員的選舉和投票策略，以及社會上各未赤化環節的赤化工作；下者，為保皇政黨選勝而做的群眾動員。下列便是第二管治隊伍分別在上中下三路全面干政的例子。其一，西環對主要官員的任免有絕對的話事權，以致最近梁特未經行會諮詢，直接罷免「老愛國」曾德成。其二，政改「甩轆」之後，一眾當權派議員第一時間負荊前往西環請罪，其後更到北京直接向港事主管張德江叩頭認錯。其三，西環在全香港各大小選區遍設「中間人」（相當於國民黨的「樁腳」），督導選舉動員和分派「蛇齋餅糭」資源。
（三）民意全無阻嚇力：特府成立之初，京港官員舉止言行都比較謹慎，因為要在世人眾目睽睽之下履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當時的民意，對約束政府行為有一定影響力，所以特府派員干預港大民調之後，當時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了獨立調查小組徹查事件，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事，也不得不應調查小組的傳召出席作證。換作事件發生在今天，港大校委會固然不會有同樣動作，便是有，特府也絕對不會應獨立調查小組要求，派員應訊。不僅如此，到今天，一切不利特府的主流輿論、民意調查、遊行示威（包括幾十萬人參與的佔領行動），也不會對一意孤行的特府有任何約束力或影響。
（四）體制內外暴力兼用：特府的「依法治港」，特別依賴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惡法，包括廣播、集會、大學管治等方面的惡法，而且變本加厲（如在大學管治事上，港督出任校監不過是象徵式的，梁特出任，就變成積極干預）。權力所及，一切動作如推土機般把反抗夷平；封殺所有「溫和抗爭」之餘，遇有依然不服者，先縱容體制外的「藍絲」暴力對付之，然後使出體制暴力（毆打、拘捕、檢控，例如最近駭人聽聞的「胸部襲警」案）。
讀者可以想想，一個社會有了這四種特徵，哪能不像港大教授袁國勇說的「失去了微妙平衡」！接着的問題是，失去了「微妙平衡」的香港社會，跌落何處？梁特上台以來香港有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是什麼？
二、泛民的「特別溫和派」
政改爭拗後期，泛民陣營裏分裂出以公民黨前黨員湯家驊為代表的「特別溫和派」（ultra-moderates）；後來有表達埋堆意願的，還包括支持「袋住先」（即比湯家驊更溫和）的民主黨前黨員黃成智、現黨員狄志遠，等等。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光譜上的合理（即可解釋的）發展，並不一定要視為一種背叛。「特別溫和人士」早已存在，不過在「過去三年」、社會政治矛盾未如此激化的時候，尚可以在主流溫和泛民政黨裏與其他黨員並容；一旦政治矛盾激化，分裂就無可避免。是好是壞，還應看泛民政治光譜的其餘部分如何演化。
毫無疑問，佔領運動之後，在梁政權的制度暴力底下，面對當權派推土機式的進襲和「逆權侵佔」（adverse possession），主流泛民的「民主回歸」運動綱領、「和理非非」爭取「真普選」的抗爭手段和目的，或都有了重新檢討的必要。對傳統社運反省，生出了各種有強大震撼力的本土思潮，如陳雲先生的「城邦論」、黃毓民先生提出的修憲運動等，已是好一段時間之前的事。近月，再有方志恆等21位年輕學者及社運人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提出的「永續自治」概念，強調港人必須喚醒「自由靈魂」，建立「主體意識」，面對2047，積極實現「民主自治」。繼此，更有黃之鋒昨天在《明報》呼籲民主派要在社運失焦的目下重新建立替代綱領，擬定短、中、長期目標，最終成功爭取「自決前途」，即香港人民全權決定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
佔運之後，兩大主流泛民政黨面對這些在年輕人當中得到廣泛支持的社運新論述，多少要作出正面反應，並吸收其中可以接受的部分，成為自身政治綱領的一部分。當權黨派把這種社運代際互動和良性反應譏為「泛民政黨給年輕人拖着鼻子走、騎劫」，可以不理。然而，年來這些比較激進的社運實踐和理論，泛民群眾當中，必有部分人士難以消化和接受（不然就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所以，當兩大泛民主流政黨局部調整路線之後，有些不同意轉變的人便成了沒有政治代言人的「無主孤魂」。如果沒有「特別溫和派」的出現、兜底，這些人就很可能投向自由黨或其他「粉藍」的政治組織。那當然是很不妙的結果。
因此，我們可以把「特別溫和派」視為民主派的重心激進化的同時所產生的一種本能的、自衞的、有用的反應。
三、選民老年化對民主有利╱不利？
關於選民登記的最新報道指出，18至30歲年輕一代已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今年增加3.7萬；50歲以上的，同期間增加12萬。乍看，對民主派而言非常不妙，因為根據大量民調分析，年輕人傾向民主，而老年人則相反。不過，如果不看增幅看總數，則18至30歲的已登記選民合共61.7萬；50歲以上的，則一共192萬；這個比例，與去年的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一年來，這兩個年齡組別的百分比增幅是一樣的。故如果單純從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看，民主派的實力並沒有削弱的跡象。
這是靜態分析。如果動態一點看，結論應該是對民主派有利。此話怎說？
首先，必須明白，上述年齡╱政治取向的關係，不過表面關係而已。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比方說10年罷，今年40歲的人變成50歲，那麼，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組群政治傾向變化應該是由於：一、今天40至50歲的人加進去了；二、本來最老的一批（今年70歲以上的）都絕大部分自然消失了。有趣的問題是，加進去的那一批人，幾年之後會否因為老了，從「比較支持民主」變成「比較反對民主」呢？筆者的判斷是：不會。
這是因為，最影響人們的核心價值和政治態度的因素，不是年齡本身，而是他們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歷、教育程度等「有機因素」。因此，新加進去的那一批今年40歲的人，到時反會增強「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另一方面，今年70歲以上，到時自然消失了的那部分人，卻因為反民主傾向比較強，消失了就表示到時「50歲或以上的人」的反民主傾向減弱了。此消彼長，當然是對民主派有利。
一年的實際變化，不及假設10年的那麼強烈，然而變化的方向和道理則是一樣的。如果看30年之後（2045年），今年年頭剛從佔領運動火線退下的那批20歲的人剛好50歲，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將大大地增加到時的「50歲或以上的人」的民主傾向。
重複一次：人口老年化不是問題；時間站在民主這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