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和文化差異的討論，在今天港陸矛盾日深的城中政治氣候裏出現，無可避免。這個論題有意思，因為涵括生活、政治、學術，後者更牽涉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基因學和進化論，真正「多層次」。
香港地處中國邊陲，兩者關係深遠，卻曾經幾度斷裂（1842、1949 、1966、2014）。此期間的百多年裏，發展的方向不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甚至還是背道而馳的。「香港人」和「大陸人」這兩個標籤所包含的同異，大抵上也反映着背後的這個歷史進程。
一、〈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為從一個側面分析這個同異，筆者借日前一位自認「愈來愈認同社會運動」的大陸留美女生的不尋常遭遇作切入點。
今年4月，美國波爾的摩市發生黑人青年疑因非法暗懷彈弓刀，被警察抓捕時頸部受傷之後死亡，引發大規模
示威遊行，蔓延各地。一名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女大陸留學生參加了紐約市的抗議活動，一個不小心，也給逮捕了，在拘留所裏過了一夜；獲釋之後以筆 名「銀鈴」寫了一篇十分有趣的紀事，題為〈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刊在留美毛派大陸學者辦的網站《紅色中國》上。筆者摘要引述結尾部分的一
段：
「被釋放後，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 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恥感。我真想躲起來。果然，中國學生群體中的各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擔心死你了』；
『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怎麼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後立即寫郵 件問候：『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並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
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註1】
這位大陸學生接收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經歷過去年佔領運動的香港人都不會陌生。第一種反應非常「中
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林語堂的1935 年名著《吾土與吾民》一書，列舉過中國人的15個民族特性，其中一個就是「消極避世、少管閒事」（原文是「not
meddle with public affairs」）。【註2】
相比，第二種反應非常「西方」，因為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起，「抗議、造反」便成為主流文化一部
分納入殿堂，成為一種光榮事。改革後的耶穌教稱「誓反教」（Protestantism）；這個在西方是帶褒義的詞，不少華人教徒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到今 天還不大敢用，因為一個「反」字太「激」。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香港，「抗議」乃至「抗議被捕」這回事在友儕之間引起的即時反應，會是在上述兩者之
間而愈來愈接近後者，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香港反應」與上述「中國反應」之間的逐步異化，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文化差異」，因為出現這個差異， 還不過是一代人裏的事，說已經上升到「民族
性」差異的層次，目前還有點兒牽強。
事實上，在華人（漢族）為主的社會裏，「抗議」成為了一種榮譽並可視為民族性的一部分的地方，大概只有
台灣；香港跟在後面，再後面的是澳門、新加坡，排最後的是大陸。明顯，這個排列次序，是與政權的專制程度反向的。大陸在文革時期也流行「造反有理」的說 法，但那個「理」是假的，事實是要有最大的當權派撐腰、指使，民眾才敢那樣說，一旦上面的人把你利用完了鳴金收兵，你當的「造反派」馬上抬不起頭。
二、《菊與刀》
近代關於民族性的學術研究，多得不可勝數，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美國。那似乎是相當奇
怪的事，因為美國的民族成分最複雜，生物和文化基因的種類尤其多，而且社會變化快，應該是沒有一種單一的、穩定的、接近生物意義的「民族性」可言。事實 上，美國的民族性研究，的確少「定於一尊」，而是着眼於提取某一
時期或是某一階層的局部的國民特性。
五十年代初，兩本分別朝這兩個方向寫出來的關於美國民族性的巨著出版了，其一是1950年耶魯大學社會 學家David
Riesman寫的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顧名思義，作者研究的，純粹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變化得相當急促的文化產物；描述的，是美國人怎樣從一種慣性往後看、自覺或不自覺在
生活習慣、思想模式和價值觀念方面只知繼承前人的縱向齊一的「傳統人」出發，中間經過一個失去傳統共性、個性比較突出的「內視人」階段，最後衍化成另外一 種互相模仿、你學我我抄你的橫向齊一的「他視人」。後者構成美國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其穩定性不亞於傳統社會，因為兩者的性格傾向都包含模仿、缺乏個性，
不會出格。這本書也許是說到美國最大量的中產人心底裏去了，所以銷路特別好，出版至今依然好賣，總銷數已達140萬本，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著作。
其二是另一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專著，C.
Wright Mills的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Mills受「年輕馬克思」的影響比較深，講的是白領階級被商業文明俘虜，滿腦子推銷員思想，一臉笑容貼心替你周到服務其實是假意，只不
過想賺你的錢或得到你的訂單。這是社會由工業過渡到後工業形態時期裏的中產階級人性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說的工業社會裏的工人階級人性 異化的現代變種。
然而，當美國的學者研究他國的民族性的時候，便不一定要作這種只着眼某一時期或某一階層的局部國民特性
研究。例如，面對日本這個非常傳統且血緣單一的民族，便有Ruth Benedict的1946年名著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88年中譯《菊與刀》），便是直透日本整體民族性的大手筆。這本書是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作者做的一個研究的成果，目的是向盟國提供 一個有助管控即將戰敗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分析框架。
Benedict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新觀點就是，西方基督教民族有別於日本民族，前者骨子裏最害怕的 是罪與罰，後者則是恥與辱；西方文明是「罪感文明」，日本則是「恥感文明」；一個sin-based，一個shame-based。由此出發，作者給美國 總統的提議是，不能廢除日本天皇，因為對日本人而言那會是奇恥大辱；不僅不能廢，還要給足面子。果然，天皇不廢，而盟國戰後在日本的管控非常順利而有效。
後來，這本書不僅在美國學術界成為經典，在大陸和台灣都很流行，在日本也很有影響。筆者在日本任教的大
學，校長訓導每年入學的新生要了解本國文化，開的書單竟是兩本英文書，一本是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1900年用英文寫給西方人看的《武士道—日本魂》，另 一本就是Benedict的《菊與刀》。
三、社會體制影響國民性的生物基礎
文化差異能否從DNA講起，至今還是一個「哲學問題」，科學家還沒有辦法解決。不過，生物學家做出的實驗結果，已經令學術界不能簡單否定基因學意義的「文 化DNA」說（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當然，一兩代人、甚至一兩百年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突變，的確很難想像可以用DNA解釋。不過，如果作如下考慮，則 生物DNA卻可以有一定的解像力。
每一種社會政經體制的賞罰機制都不同，而機制篩選出的「成功者」，最後都成為社會上的政經管治/管理精英。例如，市場資本主義篩選出的精英，要有利 潤競爭頭腦，善於掌握商業和法律遊戲規則；換作是共產權貴太子資本主義社會，篩選機制完全不一樣，得出來的精英的特性也不一樣。智能既是多元的，故這兩套 精英的性格和心理質素差異，甚有可能可以一直追溯到DNA層面。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民族性」， 往往就是精英特性；這些特性，連非精英的群體也要盡量在行為層面模仿，儘管這些「次等」群體缺少精英有的那些關鍵性格和心理質素DNA【註3】。設想，如 果社會出現政經體制上的革命（例如1949），統治階級成批更換，精英DNA大洗牌，「民族性」就可能出現急促轉變；那麼，儘管民族整體的基因池 （gene pool）沒大變，但什麼人的DNA有相對優勢什麼人沒有，革命前後大不同，因為篩選機制變了。
很難想像大陸今天的成功人士黨領導和香港傳統精英有同一套DNA。同樣，很難想像小圈子篩選出來的領導，會與真普選選出來的人，有同樣氣質。都說， 「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斯大林語）；此話看來不假。循此思路，也許可以建構出一套基於生物意義的文化DNA理論，以解釋「香港人」和1949革命 年之後的「大陸人」之間相當明顯的性格特徵和心理質素差異。
【註1】作者署名「銀鈴」的文章〈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6861。
【註2】林語堂的書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英文寫的，寫給美國人看，1988年大陸有中譯。列出中國人特性的那部分在第二章。全書可下載： https://archive.org/details/MyCountryAndMyPeople1936 ；PDF版見頁41。
【註3】關於這點，David Riesman在一篇1967年的論文裏有論述。見http://www.jstor.org/stable/1038 ... e_scan_tab_contents。
練乙錚_特約評論員
文化差異能否從DNA講起，至今還是一個「哲學問題」，科學家還沒有辦法解決。不過，生物學家做出的實驗結果，已經令學術界不能簡單否定基因學意義的「文 化DNA」說（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當然，一兩代人、甚至一兩百年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突變，的確很難想像可以用DNA解釋。不過，如果作如下考慮，則 生物DNA卻可以有一定的解像力。
每一種社會政經體制的賞罰機制都不同，而機制篩選出的「成功者」，最後都成為社會上的政經管治/管理精英。例如，市場資本主義篩選出的精英，要有利 潤競爭頭腦，善於掌握商業和法律遊戲規則；換作是共產權貴太子資本主義社會，篩選機制完全不一樣，得出來的精英的特性也不一樣。智能既是多元的，故這兩套 精英的性格和心理質素差異，甚有可能可以一直追溯到DNA層面。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民族性」， 往往就是精英特性；這些特性，連非精英的群體也要盡量在行為層面模仿，儘管這些「次等」群體缺少精英有的那些關鍵性格和心理質素DNA【註3】。設想，如 果社會出現政經體制上的革命（例如1949），統治階級成批更換，精英DNA大洗牌，「民族性」就可能出現急促轉變；那麼，儘管民族整體的基因池 （gene pool）沒大變，但什麼人的DNA有相對優勢什麼人沒有，革命前後大不同，因為篩選機制變了。
很難想像大陸今天的成功人士黨領導和香港傳統精英有同一套DNA。同樣，很難想像小圈子篩選出來的領導，會與真普選選出來的人，有同樣氣質。都說， 「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斯大林語）；此話看來不假。循此思路，也許可以建構出一套基於生物意義的文化DNA理論，以解釋「香港人」和1949革命 年之後的「大陸人」之間相當明顯的性格特徵和心理質素差異。
【註1】作者署名「銀鈴」的文章〈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6861。
【註2】林語堂的書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英文寫的，寫給美國人看，1988年大陸有中譯。列出中國人特性的那部分在第二章。全書可下載： https://archive.org/details/MyCountryAndMyPeople1936 ；PDF版見頁41。
【註3】關於這點，David Riesman在一篇1967年的論文裏有論述。見http://www.jstor.org/stable/1038 ... e_scan_tab_contents。
練乙錚_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