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練乙錚: 香港的「愛國反擊戰」 大陸的「人口大塌方」



梁特上周搞突襲,把唯一在政府高層任職操民政決策權的「老愛國」曾德成請走,暴露了當權派裏的「新愛國」與「老愛國」派系之間的深刻矛盾;後者隨即絕地反 擊,先是曾鈺成在接受港台訪問時忽然爆出「後生10年選特首」之說,表面上是痛罵在關鍵時刻每每阻止他參選特首的力量,實質上則是把矛頭指向梁特。

一、「老愛國」絕地反擊

試想,上一次曾鈺成表明有意參選特首、其後明顯被勸退,已是20122月的事;為何當時不發作,現在才爆火?此梁特「蝦到上門」之際,手足情深之自然流 露也【註1】(大家容易想起,政改投票「甩轆」之後有某「新愛國」老弟對着乃兄一再無情指控那種大義滅親咄咄逼人的行徑,就可看出「新愛國」和「老愛國」 之間的一個差別!)。

除了曾鈺成,另一位「老愛國」梁愛詩也極為罕見地沉不住氣,接受了民主黨劉慧卿的網台節目訪問,不僅替曾德成抵擋「梁粉」對他的「無能」指控(例如反駁說 「推廣《基本法》非一個部門的職責」),更對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作了十分敏感的回答:「未聽過中央想梁振英連任」【註2】。

不過,如果大家還嫌上述兩位「老愛國」講得不夠痛快不夠白,則元老級「老愛國」吳康民先生在上周六談曾氏罷官的《明報》文章裏的最後一段就更可圈可點: 「有趣的是現在一些過去曾是泛民主派一員的,在政府中頗為吃香。現任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即將接任民政事務局長的劉江華、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往前都是泛民主派的成員,今天官處高位,也可以說是政府組成有廣泛代表性了」【註3】。看官,在這位超級「老愛國」眼裏,「往前都是」泛民成員的張、劉、 馮三人,代表得了什麼?很明顯,吳康民蓄意點明的是:一些不過是特首施政治手腕招降納叛的產物竟充斥官場,而府內最高決策層裏碩果僅有的一位「老愛國」代 表,卻遭悍然排擠、掃地出門,梁特的做法,真是「有趣」呀!

然而,「新愛國」這幾年隨着梁特上台而穩佔上風,加上三位「老愛國」不能不遵守「是黨員的非黨員」的紀律,公開發作也不能踰越某個限度,所以這場反擊戰, 還是在比較含蓄隱晦的說法或曲筆下面展開的。不過,如果只把梁特罷免曾德成、「老愛國」群起反擊,看成僅僅是當權派鬥爭中的狗咬狗骨戲,卻未免失諸過分簡 單。

若從歷史理性的角度看,「新愛國」和「老愛國」兩派的生成,有其深刻的機制分野。按筆者的定義,香港的「老愛國」,指的是參與過「六七暴動」的左派人士; 「新愛國」,則是「保釣」運動之後、「四屆人大」中共決意搞好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成為國策了,才成為「愛國陣營」一分子的那些人。前者加入「愛國行 列」的時代,是如假包換的「愛國有罪」年代;後者則相反,都是到了「愛國安全」甚或「愛國有獎」的時候才接受統戰、「愛」上祖國或祖國能給的各種好處的。

這個機制上的不同,導致中共在這兩個不同的時代裏在香港吸收到的對象,無論在風格、品德和氣質方面,都有顯著的高下之分。「老愛國」是經過考驗的,愛國愛 黨可說幾乎無條件;「新愛國」則機會主義投機性特別強,愈是「改革開放」後期才加入的,嘴巴上的愛國便愈硬愈響,只因國家富裕了,能給的好處愈發豐盛。

用主流經濟學的概念來形容,機制往往產生強大的「自選」作用(
self-selection)。在「愛國有罪」的機制之下,一批願意無條件愛國的人士自選 歸邊;他們帶有犧牲和服從的精神,上頭的黨叫他們搞文革鬥港英丟炸彈殺人,他們就一往無前地搞文革鬥港英丟炸彈殺人,哪怕是要面對港英的黑牢警棍和子彈, 氣概直逼今天的回教聖戰手及二戰後期日本皇軍的「神風特攻隊」。

反之,在後來「愛國有獎」的機制作用下,中共能吸收到的積極分子,質素異常低劣,骨子裏無非是一批尋租人、牟利客;這種對機制設立者而言十分不良的自選, 經濟學裏稱為「劣自選」(
adverse selection)。這次特府演出的「罷官事件」裏的兩個主角,氣質面貌俱不同,反映的無疑就是「老愛國」的自選和「新愛國」的劣自選之間的差異。

二、大陸人快有生二胎的自由

幾十年來,大陸人,起碼在生育的問題上,是百分之百的豬狗不如。豬狗可以自由生育,而且是愈多愈好;可憐的大陸「人」,卻連這個動物界的「基本權利」也沒有。不過,這種「二等動物」的大陸公民身份,前年開始,有了局部的改善。

2013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所謂的「單獨二胎」政策,容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不過,那並不是中共忽然覺得人權值得 重視一下了;該次會議的決議文說得很明白,開放「單獨二胎」,是為了「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說穿了,還不就是一個GDP問題:人口太少了,生產上不 去,於是一部分人可以生二胎。那是一個唯物/唯黨官意志的經濟說法,與一直以來中共鼓勵豬狗多生的政策相比,性質是一樣的。

然而,「單獨二胎」聊勝於無,而且還算是開了一個好頭。上周大陸官媒傳出另一個訊息,說由「十三五」(即
2016-2020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 開始,就可能全面「開放二胎」,生到第三胎才要受罰。這個政策確有進一步的開放,但依然是唯GDP論的產物;具體原因無疑是兩個:一是2012年大 陸的適齡勞動者(16歲及以上的人口)總量開始下降,導致實質工資不斷提升;一是大陸的經濟到了通縮邊緣,產品平均價格於同年1月開始下跌,至今已經一連 跌了30個月【註4】。

大陸媒體上所有有關開放二胎的討論,都是在宏觀經濟層面進行的,與人權問題沾不上邊。原因很簡單,禁第三胎還是禁,公民還是豬狗不如;但一講人權的 話,就不能再禁,公民就有望和豬狗看齊。那對「執政黨」而言,恐怕是一個太危險的起點。雖然,循序漸進、乃至豬狗,哲學上而言還是錯的,但放鬆就是放鬆, 對大陸公民來說,客觀上還是好的。

問題是,開放二胎也不會有什麼顯著效果了。首先,2013年的「單獨二胎」政策,已經幾乎等於開放二胎,因為「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其實就佔了大陸所 有適齡生育夫婦的很大部分(
1980年起強制執行一胎政策的結果,導致今天幾乎所有35歲以下的人都是獨生的)。然而,「單獨二胎」政策的效果至今 不彰;因政策而多生一孩的數目,一年來只達到政策設計目的的6-8%【註5】。開放二胎的邊際受益者,實為年齡比較大的已有一孩的夫婦;這些人剛好到了 「夾心年齡」,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如何再有興趣再生第二胎?如此,開放二孩的效用十分有限。就算落實了,大陸一些人口學家恐懼的「人口塌方」,很可能還會 發生!

何謂「人口塌方」?據聯合國人口專家的中位估算,大陸人口最遲於2030年開始下降,一直降至世紀末的95000萬也不會停止。大陸自己的一些專 家的估計更為悲觀,認為跌至7-8億已成定局,甚至可能更低【註6】。這種程度的人口下降,如果單從大陸過去50年來的人口增幅遞減數字看,是看不出的 (大陸人口年增幅於1966即文革開始的那年達到接近3%的高峰值;其後逐步下跌至今天的0.5%左右)。要知道「人口塌方」如何發生,得看「總和生育 率」(TFR, 簡稱「生育率」),即婦女平均一生中生育子女的總數。

在理想的家庭結構條件底下,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長期穩定在2,總人口才可保持穩定;事實上,由於種種意外原因,TFR必須保持在2.1-2.2之間 (落後國家應該是2.2),總人口才可穩定。這點顯而易見;比較少人為意到的是,長期的TFP值,決定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總數的比例。大陸的TFP 1992年之後便低於2.1,今天更低至1.2-1.7之間(不同的專家有不同估計),平均是1.5左右【圖】。

這個相當穩定的TFR = 1.5之數如果不變,即表示下一代(約30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口,只能達到這一代(今年)出生人口的1.5/2.268%;換句話說,一代人之間,世代的比重就可能減少32%!這不是「人口塌方」是什麼?

經濟上的通縮是一件可怕的事,「人口通縮」同樣可怕。從日本的經驗看,經濟上的通縮,很大程度上是「人口通縮」導致的。所以,留意大陸經濟的人士,同時要研究她的TFR走勢。


 
中國社科院發表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二○一三)指出,二○二五年之前,老年人口將每年增長一百萬。那麼,開放二胎政策則未必可提高人口出生率。(資料圖片)

【註1】曾鈺成談話見原《星島》報道:https://hk.news.yahoo.com/曾鈺成不忿氣-後生十年選特首-215622428.html
【註2】梁愛詩的談話見724日《成報網》:
http://www.singpao.com/xw/gat/201507/t20150724_566264.html
【註3】吳康民文章見昨天(726日)《明報》:news.mingpao.com/pns/吳康民﹕從曾德成、鄧國威%20辭職說起/web_tc/article/20150725/s00012/1437760457271
【註4】適齡勞動人口減少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資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07/t20150720_1217672.html;至於歷年生產者價格指數則見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china/producer-prices
【註5】見《中國人大雜誌》2015年第7期文章〈「單獨二孩」政策周年記〉︰
http://www.cnpop.org/zhuanti/ddet/201505/00003429.html
【註6】按聯合國數據繪製的大陸人口數量前瞻圖表見http://www.china-profile.com/data/fig_WPP2010_TotPop_Prob.htm
兩位大陸人口問題專家梁建章、黄文政的文章見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7-23/100831891.html。梁是八十年代復旦出的神童班學員、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黃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