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馬嶽﹕文化決定論的終結



近日報章專欄的一次筆戰,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很頭疼的課題:以21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民族」已經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還要替「民族」定性,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更是困難。

「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政治學上一直都有,但分析上問題多多,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與民主理念相違,不利孕育民主思想,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但隨着民主政制愈來愈普及,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

「文化」解釋民主  方法學上有問題

例 如,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主要證據是二次大戰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 新教背景。這種論斷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不攻自破。亨廷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也說過儒家文化 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那什麼才算呢?
 
從 政治學的角度看,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的「文化」作為解釋,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很難界定哪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又哪些才算是中 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
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剩餘的解釋」 (residual explanation),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 釋,是某種無法否證(falsify)的論斷。

靜態分析 並不合理

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其實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例如不會因現代化、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 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 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這還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即是我寫的 時候會想:究竟普度斯基和奧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已邁向終 結。近年隨着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愈來愈普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 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已為普世接受,「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

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約10多年前大膽的提出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 的支持,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正如中東產油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 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在民主國家內,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 外,不同「文明」(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其實地理上,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 別的)。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多於「文化」本源。

以文化作解釋,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是很多 東西的基礎,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種論據早在40多年前魯士圖(Dankwart Rustow)已經反駁過: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 來如此,或者在民主化前便已全民擁抱民主價值。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顯示 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

全球化影響  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

經 過多年反覆研究後,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是: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而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 (emancipative values),指向自由、自決、充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近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像荷蘭學生佔領大 學)、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如香港或中東),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如中國),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政府漠視民意,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這種 自我解放的價值,已經跨越地域界限和「文化」藩籬,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延伸閱讀

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