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平先生是我認識的京官中，交往最多的其中一個。上世紀80年代我任《文匯報》駐京記者時，那時的重點新聞就是香港回歸和《基本法》的草擬，而主管這兩項工作的就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的魯平。我們彼此就在工作過程中認識、交往。
魯平先生對我的駐京工作幫助很大。從工作上看，每當中共領導人會見香港客人闡述對收回香港的立場、方針、政策 時，他都會盡可能讓我列席旁聽，讓我多了解中共的想法，以便更好的「宣傳」中共的政策。當然，讓不讓我列席，全視乎他衡量會見的保密性大不大而定，例如， 鄧小平會見黃麗松時，他就不讓我旁聽，因為那時中共尚未公布收回香港的决策。到了鄧小平會見包玉剛時，這决策已經公布了，所以就允許我旁聽。但即使是列席 這些保密性不强的會見，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的。
從生活上看，魯平先生也很照顧我和太太。1981年開始駐京時，北京各方面的物質都非常短 缺匱乏，更沒有恰當的辦公地點。我和太太兩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只能窩在華僑大厦一間只有70方呎左右的房間長達3年。魯平先生知道後，就在港澳辦位於三源里 的宿舍中騰出一個「一居室」 給我夫婦居住，使駐京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
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遠處見到我太太（當時她在科大工作），立刻偏離原來的前進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 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
所以，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至於他在香港問題上盡心盡力，為香港的平穩過渡而嘔心瀝血，竭盡所能，則是人所共知。不管人們是否贊成中共的對港政策，但對魯平個人的付出，則是多所肯定。
但是，從香港政策的角度看，我同魯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從魯平身上，我隱隱然看到中共對港政策會隨着香港回歸而漸漸偏離其「一國兩制」的初衷。這並不是說魯平或者中共有意欺騙香港人，而是說他們的習慣思維以及習慣行事等，在在都使人對中共的政策產生懷疑。
魯 平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如果用劉賓雁先生的比喻，他是屬於「第一種忠誠」的人。這可從他的回憶錄《魯平口述香港回歸》看出。雖然他一家人歷盡文化大革命 的摧殘，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黨的領導，對毛主席一直是非常崇拜」……「對黨，我始終沒有動搖過」（p.170-179）。作為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魯平 的思維，就反映了整個共產黨的思維模式，而這些思維模式，我認為是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我這裏舉幾個例子。
一，「港人治港」不科學
1986年初開始草擬《基本法》時，有位香港記者（已記不起哪一位）問魯平，「港人治港」如何治？記者這問題完全沒有機心，更不是要存心為難人，卻想不到魯平大發脾氣說：「港人治港」不科學！誰是「港人」啊？「港人」在哪裏啊？連珠炮發反問那個記者。
我 想，天啊！「港人治港」的口號是1982年提出來的，在整個中英談判中，都一直用來吸引香港人接受回歸的一個口號。可是《中英聯合聲明》墨汁未乾，「港人 治港」的口號就變得「不科學」。那麽這個「不科學」的提法為什麽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前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來吸引香港人？這不是存心騙人嗎？
魯平當年的這句話沒有引起太多港人的注意。我卻非常反感，因為這句話反映了中共把香港拿到手以後，過去動聽的說話就不見了，而且連番反問「誰是港人、港人在 哪裏」？說明原來在京官眼裏根本不存在「港人」。我雖然反感，但作為《文匯報》記者，不便反駁。但專欄作家林保華先生就不客氣，尖銳地批評了魯平。他認 為，這並不是魯平衝口而出的話，而是反映其共產黨的思維。根據林保華先生的解讀：
「港人治港」不科學的根本原因在於那「治」字。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治權，怎麼可以給港人「治」港呢？治權留在北京，是北京統「治」香港。港人只能有「管理」權，所以用「港人管港」才夠確切。（見林保華 《「港人治港」何以不科學》見《信報》1986.1.14）
這個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證諸後來通過的《基本法》第二條，寫的正是「行政管理權」而不是「治權」。所以自從魯平提出「港人治港不科學」後，我就看到，北京信誓旦旦的承諾是可以隨時更改的。
二，「新界」不能寫進《基本法》
很 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魯平是堅决反對在《基本法》內寫上「新界」這個地名。不得已需要寫時就必須加上括號（「」）。《基本法》第一稿提到香港的地理範圍時 說：「香港，包括香港島和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及附近島嶼……」，不提新界。1990年通過《基本法》時全國人大的决議也是這樣寫：「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 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所轄的島嶼和附近海域」，也是不提新界。但這樣的表述在提到新界原居民時就不可能再用了，所以《基本法》第122條表述新界 原居民時就改為：「1898年在香港的原有鄉村居民」，總之就是要迴避「新界」兩字。到了實在不能迴避時，就在新界兩字前後加上括號，例如《基本法》第
40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括號表達了「我不承認」的思維。
這是一件小事，所以當年並沒有引起任何風波。但見微知著，從這件小事中我們卻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思維模式對香港長遠來說是不利的。
有一天我到魯平家作客，我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很脫俗、很有創意、很富想像力的構思，這個政策若要成功，執行的人必須是同樣脫俗超凡、同樣有創意和富想像力的人才能勝任。如果執行的人囿於傳統觀念、歷史成見以及自己的習慣思維，則更脫俗的構思執行起來也會走樣。
魯 平聽出我話裏有話，就問：你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你要新界改名的問題。既然是「一國兩制」，既然是「一切不變」，為什麽一定要新界改名？魯平說，不行， 這個名反映了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人的恥辱。我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回答，所以我就問，那麽新疆呢？新疆這個名是不是反映了漢族對維族的侵略，是維族的恥 辱？新疆應否也改名？魯平為之語塞，非常不滿的盯着我。
我從魯平要新界改名一事看出，魯平作為制定香港回歸政策「十二條」的主導者，尚且不能排除傳統觀念的束綁，更何况比他低級的人或者是繼任人？
看 香港問題，用中國大陸的傳統觀念看，她是中國的恥辱。但是為什麽不能把她看成中國的瑰寶呢？因為事實上香港自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在過去150多年來一直默 默地在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這方面的貢獻是任何一個內地城市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囿於傳統觀念，則對香港政策必然停留在「洗脫歷史恥辱」，只有擺脫傳統觀 念，才能繼續讓香港發揮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念多的是啊，例如：中央高於地方、國家先於人民、英國撤退必然留下蘇州屎、殖民地人民必然 缺乏國家觀念……等等，誰都可以舉出一大串。這些觀念或許有其道理，但它們卻會把執行者的思維和政策引導到「以管為主」、「以我為主」的行為模式，從而忽 略了香港這個公民社會比較多元成熟、肌體和精神都鮮活蹦跳的特點。如果執行者都被這形形色色的傳統觀念困囿，則「一國兩制」最終只能變成毫無特色的「深圳 式特區」。
所以，從新界改名一事，我就預感到隨着香港回歸，將會有京官不斷把他們的定見强加給香港，例如：「特首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等一類的論調。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