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預測計劃經濟下的股市升沉，簡直不可能（當然可以隨意預測，只是準確性不高罷了），因為這涉及對有關政策的猜度，而此中陷阱（國家機密）處處，不僅測不準，而且可能犯國法。
不過，爬梳已公開的資訊，對內地經濟以至股市的去從，仍有蛛絲馬跡可尋。
中國主催、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AIIB），論者幾乎眾口一詞，認為這是 中國有能力挑戰戰後國際金融體系的體現，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重大勝利，這些容或與事實相近，但筆者以為「亞投行」的創立，對現階段中國呆滯的經濟，無異是 一支強心劑，換句話說，「亞投行」利己益人，而精明的投資者亦可從中找到賺錢機會。
內地經濟改革成果之豐，世界矚目，在可稱為工業革命的過去三十餘年，中國的出口貨品已從「大內秘方補腎 丸」，跨進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本財（capital goods），出口物種之變，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內地經濟已進入發達國家層次。如今內地出產的火車、高鐵、太陽能模板（光伏板）、電腦、手機、建築起吊機以 至核能發電站，固然滿足了內地市場需要，卻為了令中央定下的GDP增長率達標而有盲目亂投資之病。隨着內地經濟增長放緩，本地市場對這類資本財的需求萎 縮，等於有關行業的生產量過剩、生產設備閒置率飆升（內地似乎未有這類統計）……。解決這種「瓶頸」問題的最佳辦法，莫如開拓海外市場。
「中國製品」在海外市場的前景不錯，一來這是內地工業質量已大幅提升，二來則是價錢極具競爭力（還有， 國企為了政治任務議價彈性高），因此很受海外、尤其新興市場歡迎，那從世貿組織（WTO）的統計可見，以電訊設備為例，中國產品二○一二年佔世界市場百分 之三十六、二○一三年增至百分之三十八；這
兩個百分點的增幅，得來不易，因為此市場的競爭甚劇，不少「早發」的先進國家佔有市場優勢，然而，如今優勢已成過去—同期歐盟同類產品的世界市佔率由百分 之二十六降至百分之二十五，歐盟兩個百分點之失可說是為中國之得！
二、
「亞投行」對中國向新興市場出口資本財十分有利，國貨價格比高成本國家產品低廉之外，配合「亞投行」融資成本相對低於市場，為中國貨去銷創造了優越條件；更重要的是，內地相對「合理」的薪金水平，大大減輕這類產品「售後服務」的成本。
新興國家基本（礎）設施市場，真的是「無限大」，以城市化（urbanization）即農村居民向城 市遷移是普世現象（內地情況特別明顯），世界銀行的研調指出在二○○○年至三○年間，全球新興國家城市居民將增二十億，對交通、電力、供水以至房屋等「基 礎服務」的需求亦相應增加，這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令基本設施本已嚴重不足的國家，不得不設法在這方面加大投資以滿足人民的需求。顯而易見，內地產品佔 有明顯優勢；在「亞投行」有較大「話語權」的
中國，必將成為新興國家基建市場的最大受惠國。
美國商品期貨公司Trafigura及亞洲發展銀行最近的報告，指出在二○一○年至二○二○年這十年 間，非洲每年融資基本設施的資金在九百億元（美
元．下同）水平，亞洲的更在一萬億元至一萬五千億元之間；北京宣布「亞投行」乃「絲路基金」將分別作出一千億元和四百億元融資，有助解決這些國家特別是 「一帶一路」沿途諸國的財政支絀……。
目前的經濟形勢對中國十分有利，藉協助新興國家進行基礎建設，不但可讓「亞投行」發揮最大功能，亦可紓 解內地資本財產量過剩的困擾。隨着資金和技術的投入，中國在這些國家的無形影響力亦相應上升。同樣重要的是，受惠企業（絕大部分是國企）在本地需求放緩下 過度負債的重擔會逐步減輕，這將令其資產負債
情況大幅改善，同時亦化解了銀行因無法收回貸款形成的財務風險。
「亞投行」的確是有遠見一石數鳥的設計，其成效固在加強中國對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亦令內地的重工業在經濟放緩下有進一步發展！
三、
在北大光華工商管理學院任教的兩名教授，去年初寫了一本薄薄的《一小時讀通中國》 （J. Towson和J.
Woetzel︰The One Hour China Book〔後者於一九九四年在上海創辦麥建時諮詢管理公司，是中國通〕，本書料內地有譯本），通過六個短篇小說，生動活潑「貼地」地介紹了內地的經濟情 況。一句話，中國雖然經歷了約三十年的高增長（平均GDP年增幅百分之十），人均入息及家庭可動用（稅後及儲蓄後）的錢大幅增加，而高收入階層是世人負債 最少（most underleveraged）的族群，那意味內地人的消費意欲一旦被誘發，可輕易「攻陷」任何市場—「強國遊客」改變法國和日本市場的面貌，是近日頻頻 見報的新聞。
迄今（去年）為止，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儲蓄、投資和出口，而不像西方國家增長主要來自消費者開支。統 計數字顯示，消費（主要用於日常開支）佔 GDP的比率逐年萎縮，一九八五年為百分之五十一、九五年百分之四十三、二○○五年百分之三十八，去年降至百分之三十四（參考數據，去年日本百分之六十 一、美國百分之六十八），雖然兩名教授對這種現象說不出所以然，但筆者以為可用恩格爾定律（Engel's
Law）來解釋。這位十九世紀德國統計學家的研究顯示，家庭收入愈少，用於購買食物的錢所佔比重愈高（筆者過去的解讀是，收入最低的乞丐把所得全部用於食 物）；同理，收入愈高用於日常消費的比例愈低。人均收入增加了，作為一個尚未中「先使未來沒有的錢」的毒的民族，其消費佔GDP比率下降，不足為奇；不 過，如果看看二○○○年至二○一○年期間的消費總額由六千五百億元增加至一萬四千億元，便可清楚看到消費佔GDP比率下降但市場依然蓬勃興旺的底因。
內地家庭年累計的收入總額驚人，不包括那些稅局沒有紀錄的，作者們的估計達五萬億元，這讓內地居民有求 溫飽以外作「享受開銷」（discretionary spending）的巨額「閒資」，那從奢侈品市場興旺，種種娛樂事業捧場客眾見端倪；他們估計這類與溫飽無關的消費在二○一○年至二○二○年的平均年增 幅百分之七。值得注意的是，內地的消費，不僅僅限於北京、上海及廣州這些超級大城市，人口在五十萬左右的「小」市鎮才是商家應大力開發潛力極盛的市場，這 類「小」市鎮，中國有六百多個（美國只有不足三十個），內地消費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是顯而易見的。
和大部分國家一樣，政府對「過熱」或「過冷」的市情會出手干預，當然，北京政府的力度遠遠大於世界其他 國家而且出招更快。政府干預市場運作，一如設置斑馬線、交通燈，令交通安全順暢（這是奧國學派大師米賽斯在其傳世巨構《人的行為》中的主張），是必要之 「惡」，無可厚非；不過，千萬不可出重手以免扼殺市場生機……。筆者當然認為北京不宜過度干預市場活動，但立法規範人民「先使未來錢」的限度及杜絕禁止人 民「先使未來沒有的錢」，是為安定繁榮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