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舉行的蘇聯衛國戰爭（二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展出俄羅斯的新武器。稍後，中俄兩軍將在地中海舉行聯合海軍演習。
北京媒體的「主旋律」，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國解放戰爭」，這是指蘇軍進入東北，助中共取得了政權。
在5月9日的大閱兵前，北京史學家發表文章，論述沙俄帝國侵略中國，蘇聯斯大林政權在二戰後對中國東北的掠奪、佔據旅順和大連長達10年（1945-1955）。
學者殷敏鴻提到1858年的《中俄璦琿條約》，沙俄取得東北烏蘇里江右岸的「共管權」。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沙俄更把共管地侵佔為「俄國 領土」，並把烏蘇里江左岸佔有。按照條約，上述地區中國人的居住權、漁獵權益等受保護。可是，沙俄在1900年製造海蘭泡事件等，編造罪名殺害中國居民 20萬。
在蘇聯史學家巴赫魯申的《哥薩克在黑龍江上》一書，也有沙俄侵害中國東北人民的記錄：「所到之處，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每侵佔一處城鎮，常把男俘全部殺死，強佔他們的妻子女兒。」
在蘇聯共產黨執政的斯大林時期（1924-1953），蘇聯遠東地區濱海邊疆區，以肅清日本間諜為名大量逮捕、殺害中國人。陳啟民的〈旅蘇華人遭受政治迫 害史實〉一文，提到三十年代蘇聯軍警三次行動，逮捕近6000中國人：「許多人不懂俄語，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內務人民委員部就誘迫他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訴 狀上按個手印，就算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了，說是預謀在日本進攻蘇聯時推翻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死刑。」
北京《工人日報》原副總編輯張刃，在《炎黃春秋》發表〈抗戰勝利後的蘇、蒙、日問題〉，觸及二戰後蘇軍進入中國東北的實況：「蘇聯要求共營中東路南 滿路30年，大連為自由港30年，旅順為共用海軍基地30年，都為中共後來迅速佔領東北提供了條件，而蘇軍最多3個月撤盡的承諾也被一再拖延，大連地區在 蘇軍的佔領下，更在實際上成為中共根據地。直到1955年，即蘇軍佔領旅順、大連10年之後……才完全撤離。」
在四、五十年代的東北，蘇軍不僅佔用旅順、大連軍港，還拆走大量工廠機器設備；到處調戲、強姦中國婦女，騷擾民眾和掠奪財產。在官方「一邊倒」政策下，中國人只能啞忍。批評蘇軍惡行被指是「不愛國」的「右派言論」。
正當「亞文革」熾熱時，史學家提出俄帝和蘇軍佔據東北、侵佔中國主權和傷害中國老百姓，是對官方「愛國主義」宣傳的質疑；他們期望官方正視俄、蘇侵華史，勿歪曲歷史，讓民眾了解歷史真相，有真正的知情權。
北京媒體的「主旋律」，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國解放戰爭」，這是指蘇軍進入東北，助中共取得了政權。
在5月9日的大閱兵前，北京史學家發表文章，論述沙俄帝國侵略中國，蘇聯斯大林政權在二戰後對中國東北的掠奪、佔據旅順和大連長達10年（1945-1955）。
學者殷敏鴻提到1858年的《中俄璦琿條約》，沙俄取得東北烏蘇里江右岸的「共管權」。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沙俄更把共管地侵佔為「俄國 領土」，並把烏蘇里江左岸佔有。按照條約，上述地區中國人的居住權、漁獵權益等受保護。可是，沙俄在1900年製造海蘭泡事件等，編造罪名殺害中國居民 20萬。
在蘇聯史學家巴赫魯申的《哥薩克在黑龍江上》一書，也有沙俄侵害中國東北人民的記錄：「所到之處，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每侵佔一處城鎮，常把男俘全部殺死，強佔他們的妻子女兒。」
在蘇聯共產黨執政的斯大林時期（1924-1953），蘇聯遠東地區濱海邊疆區，以肅清日本間諜為名大量逮捕、殺害中國人。陳啟民的〈旅蘇華人遭受政治迫 害史實〉一文，提到三十年代蘇聯軍警三次行動，逮捕近6000中國人：「許多人不懂俄語，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內務人民委員部就誘迫他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訴 狀上按個手印，就算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了，說是預謀在日本進攻蘇聯時推翻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死刑。」
北京《工人日報》原副總編輯張刃，在《炎黃春秋》發表〈抗戰勝利後的蘇、蒙、日問題〉，觸及二戰後蘇軍進入中國東北的實況：「蘇聯要求共營中東路南 滿路30年，大連為自由港30年，旅順為共用海軍基地30年，都為中共後來迅速佔領東北提供了條件，而蘇軍最多3個月撤盡的承諾也被一再拖延，大連地區在 蘇軍的佔領下，更在實際上成為中共根據地。直到1955年，即蘇軍佔領旅順、大連10年之後……才完全撤離。」
在四、五十年代的東北，蘇軍不僅佔用旅順、大連軍港，還拆走大量工廠機器設備；到處調戲、強姦中國婦女，騷擾民眾和掠奪財產。在官方「一邊倒」政策下，中國人只能啞忍。批評蘇軍惡行被指是「不愛國」的「右派言論」。
正當「亞文革」熾熱時，史學家提出俄帝和蘇軍佔據東北、侵佔中國主權和傷害中國老百姓，是對官方「愛國主義」宣傳的質疑；他們期望官方正視俄、蘇侵華史，勿歪曲歷史，讓民眾了解歷史真相，有真正的知情權。
丁望: 北京名學者 議蒙昧時期
北京中央文史館資深館員資中筠發表長文，議論愚民政策使社會陷入蒙昧時期，神化政治領袖的個人崇拜令民眾愚昧。思考型的學者認為，她面對現在的「亞文革」講真話，突顯有良知讀書人的使命感。
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她述評三個時段的蒙昧時期。她寫道：
「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仍然難免，比起前三十年（按：指1949至1979），環境應該說已相對寬鬆，而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不稍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 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着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人們對於是非、善惡都已變得麻木。長此以往，不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不到 及時解決，民族精神將日益萎縮。」
這是對「亞文革」的反思。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提「兩個不要」和「七不准」，在思想、宣傳、教育領域展開大批判和大清洗，對政治權要則歌功頌德和効忠表態。這種左局，令人有「文革再來」的恐懼感。
當今蒙昧時期的頌聖文化，關乎「一黨領導」體制弊病的沉積，與前兩個時段的蒙昧時期息息相關。資氏提及第一個蒙昧時期，即「前三十年」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這個運動突顯「政教合一」的體制特點：
「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畫線。古今中外 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的人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這就是海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導致道德淪喪的後果。」接 着，她論述八九學潮後，社會進入新時段的蒙昧時期。她提到胡耀邦等發起的真理標準辯論，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但10年後，「以武化手段結束（按：指天 安門鎮壓事件），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
這就是江朝的蒙昧時期，其政治的標誌之一，是1991年的「七一講話」，回到毛的階級鬥爭論。他反覆強調敵對勢力論（與毛的階級鬥爭論呼應）、西化和自由化的危害，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個人崇拜造神活動，加劇人身依附。
七十年代末「實踐檢驗真理」之論，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對家長制和文革的反思。八十年代初，在改革派主導下，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準則」和文革評價的決議，明確提出反個人崇拜、遵守集體領導原則，顯現許多人對「黨內民主」的期望。
現在回到毛、江老路，發動新造神運動。不少知識界獨立思考者，對家長制和愚民政策下的「左折騰」有戒心，挺身而出表達憂患意識。
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她述評三個時段的蒙昧時期。她寫道：
「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仍然難免，比起前三十年（按：指1949至1979），環境應該說已相對寬鬆，而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不稍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 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着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人們對於是非、善惡都已變得麻木。長此以往，不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不到 及時解決，民族精神將日益萎縮。」
這是對「亞文革」的反思。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提「兩個不要」和「七不准」，在思想、宣傳、教育領域展開大批判和大清洗，對政治權要則歌功頌德和効忠表態。這種左局，令人有「文革再來」的恐懼感。
當今蒙昧時期的頌聖文化，關乎「一黨領導」體制弊病的沉積，與前兩個時段的蒙昧時期息息相關。資氏提及第一個蒙昧時期，即「前三十年」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這個運動突顯「政教合一」的體制特點：
「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畫線。古今中外 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的人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這就是海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導致道德淪喪的後果。」接 着，她論述八九學潮後，社會進入新時段的蒙昧時期。她提到胡耀邦等發起的真理標準辯論，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但10年後，「以武化手段結束（按：指天 安門鎮壓事件），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
這就是江朝的蒙昧時期，其政治的標誌之一，是1991年的「七一講話」，回到毛的階級鬥爭論。他反覆強調敵對勢力論（與毛的階級鬥爭論呼應）、西化和自由化的危害，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個人崇拜造神活動，加劇人身依附。
七十年代末「實踐檢驗真理」之論，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對家長制和文革的反思。八十年代初，在改革派主導下，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準則」和文革評價的決議，明確提出反個人崇拜、遵守集體領導原則，顯現許多人對「黨內民主」的期望。
現在回到毛、江老路，發動新造神運動。不少知識界獨立思考者，對家長制和愚民政策下的「左折騰」有戒心，挺身而出表達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