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 McLean一九七一年震動樂壇American
Pie手稿在紐約拍賣行以一百二十萬美元拍出，成為這個星期歐美傳媒的主流新聞焦點。想說的不是一百二十萬美元這個價，拍賣前的估計是可能推到一百五十萬 美元；而是十六頁原子筆和鉛筆寫的手稿喚起除了如何解讀這首原作逾八分鐘的歌詞討論，到底Don
McLean儼如達文西密碼的一字一句背後想說什麼，更多的是為什麼一首歌曲就能喚起人們的醒覺。或者說，問題應該是這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星期六天色灰暗，American Pie在耳際迴響，那年頭的美國應該很像今天的香港天氣，只一句灰濛了得。American Pie面世前一年，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反戰學生在國民警衛軍十三秒六十七發子彈齊射後四死九傷，美國大批子弟兵在中南半島膠著無法動彈，反戰運動因為學生 領袖大批被捕漸見凋零，尼克遜尋求連任四年的聲音響起，於自由派歌者如Don McLean而言，這都是「bad news on the doorstep」，美國正在步向更加陰沉的角落，龐大的黑影在人民背後揮之不去。然而民間未見氣餒，反戰運動以各種形式留在社會，演變成平權環保反核三 大議題。當尼克遜開始為另一個四年任期招兵買馬，把「空軍一號」專機改名「七六精神」，喻示一九七六年立國二百周年就在他任內的時候，社會再一次抖動，這 次是人們從示威廣場轉進議會，拳拳赤子心，決心帶來改變。
American Pie隱喻極多，從歌者Buddy Holly空難逝去到暗批滾石樂隊，不一而足，英國廣播公司在播報手稿拍賣消息時，撥出大量篇幅再次向觀眾解說這首歌詞 意涵。閱讀這一首歌，如果單純從研究美國大眾文化來說是一篇好的延伸讀物，譬如Chevy是指通用汽車公司旗下的雪佛蘭汽車（Chevrolet），香港 車迷也許聽過但香港街頭恐怕罕見。 Pickup Truck則是在美國中西部及西部盛行的小貨車，特點是車斗沒有上蓋，當然也有人會買一個膠板蓋著，但那就失去原有的粗獷興味了。前幾年香港演員劉德華也 有一部，當時傳媒說這是「農夫車」，這說法不能說是錯，但德州或加州的車主往往把這車當轎車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Pickup更為暢銷，日本車廠乘勢 而上，以前車斗上大大的GMC（通用汽車）字樣變成TOYOTA（豐田），後來更變成YO，這些都可以寫進美國汽車史。
六十與七十年代橋樑
雖說American Pie生於七十年代初，但它的真正主題是六十年代，而六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家到今天仍然孜孜不倦研究的課題。這十年間的社會及政治變化影響美國至今，也在 相當程度上衝擊西方世界的年輕族群。七十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延續與轉化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鬥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研究六十年代學運專家的吉特林 （Todd Gitlin）一九七八年付梓巨著The Sixties：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六十年代：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書名已然勾勒這十年的美國心情，是酸甜交集的時代，既有保守主義臨門迫力，也有對未來翻天覆地期許。如果把 包括American Pie在內的美國社運音樂與美國社會歷史配搭，或會對American Pie的內容有另一重析義理解——它是一條大橋，上承Pete Seeger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與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的質問，下接John Denver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毅然起動。
說美國社運歌曲，必須提到西格（Pete Seeger），去年逝世的西格可謂現代美國社會民歌第一人，哈佛大學念到二年級輟學，一輩子都與社運結連。當六十年代美國學生走上街頭反越戰爭民權，西 格比他們早做了二十年，五十年代他已是極具代表性的左翼歌者，他支持勞工運動，也是民權運動先驅。美國右翼分子眼中，西格的歌聲極具煽動，有一種說法指他 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原因是他曾有一段時間住在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區，而這裏附近曾是美國共產黨所在。一九五五年，西格被傳召到國會非美委員會作證，這個委 員會臭名昭著，它是迫害所有被認為親中共或蘇聯的美國公民的國會委員會。委員會的會議上，有人堅拒不透露當年「讀書會」成員，從而無法找到工作，鬱鬱而 終；也有人把昔日同志名單提供給委員會，如著名導演依力卡山（Elia Kazan）。西格作證之日，他讀出一段聲明，表示絕不透露同伴、信念、投票取向，尤其是在如斯壓迫之下（especially under such compulsion as this）。這裏再說幾句，依力卡山出賣同志之後為荷李活所不齒，一九九九年奧斯卡向他頒發終身成就獎，泰半人沒有站立，有人雙手交疊胸前，以示不滿。
西格以歌言志改變社會
西格在美國極右翼掌權年代堅持以歌言志，為人正直，不向權勢讓步。聯邦調查局長年對他跟蹤監視，企圖抓他的錯處，藉道德人格的犯錯抹黑其政治人格。可是西 格令聯邦調查局失望了，終生抱著一個五弦琴四出參加集會，儘管他唱的都是美國當權者、右翼分子和資本家最深痛惡絕的歌曲，像是共產主義者的《國際歌》，歌 頌古巴民族英雄的Guantanamera，《倘我有一個鎯頭》（If I Had a Hammer）。在風雨如晦的陰暗不明日子，西格以歌聲唱出社會的不滿，他的音樂生涯因此幾番起落，樂隊被迫解散，可他從不放棄，堅持到麥卡錫主義落幕， 迎來了大變的六十年代。那是美國執政當局從未料想過的情勢，幾十萬示威者都在唱西格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無不心弦震動。歌曲靈感來自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歌詞以答問形式指出戰爭的不仁，從花朵、女孩一個接一個離開，點出丈夫、軍人的永遠不回 來，被《新政治家》雜誌列為美國二十大政治歌曲之一。
個人經歷成為西格足 以向後來者示以的範例，六十年代美國軍警大棒子揮舞，社運歌曲引吭不絕，西格的作用非比尋常。西格去世後，Don McLean在自己的網頁說，他六七十年代與西格合作頻繁，西格的無私鼓勵對他的人生意義非常巨大（meant a great deal to me），並指出他從西格受教的三點，包括如何在成名後不離棄對音樂的熱愛，以及倘若要批評政府，就必須立心為正，連朝地上吐口水都不要做。Don McLean歌曲帶著對歷史及人物的耠嘆，其實多少帶有西格的影子：什麼才是音樂、什麼才是值得珍惜的人與事。當American Pie閃耀美國之後，接著是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那是社運健將出獄之後走進政治社會的第一炮，也是社運歌者實踐目標的一年。
政治冷感下的「七二年班」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是共和黨在任總統尼克遜對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一個是大右派保守主義者，一個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一個背後是巨閥財團，一個背後是像 那時剛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為他跑腿的克林頓這些青年。一九七二年夏天，炎熱沉悶，政治鬱結，歌者約翰丹華（John Denver）此前幾年前寫下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成為熱門歌曲。有一天，他在節目訪問社運歌者伊利奧特（Cass Elliot）「你最近去了哪裏？」伊利奧特說，她跑了幾個月大學，發現學生對政治及社會頗為冷感，這大抵是社會冷卻後的後遺症。她對學生說，要改變社會 就得註冊當選民，這才有機會改變社會改變國家。今天看來，這些話陳腔濫調，因為舉凡政治運動結束之後，總有人出來大聲疾呼要登記當選民，投票把你不滿意的 政客轟出局，但在社運氣若游絲的一九七二年美國，放下犬儒的確不是一樁易事。
那天晚上，約翰丹華與伊利奧特合唱Leaving On A Jet Plane，「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一個重新上路的影象深入民心。美國社運逐漸從埋首沙堆破土而出，儘管麥高文最終慘敗，但這個為黑人和窮人打拼終生的參議員，以個人之力獨抗保守巨 頭，道德勇氣燃亮了一整代美國人民。美國政治有所謂「七二年班」（Class of 72），便是指在這年總統大選當中決意投身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年輕一代。這批人風華正茂，學習成績優異，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歷了社運由盛而衰的萬水千山，個人 成長及經歷趨於成熟。這些人除了克林頓和希拉里，還有大批其後晉身地方議會成員及國會議員的一群。若干年後的一九九八年，荷李活賣座電影《絕世天劫》 （Armageddon）眾人出發狙擊巨型隕石前哼起Leaving On AJet Plane，五六十歲的觀影客在電影院憶古思今，應當會心微笑。
星期六天色灰暗，American Pie在耳際迴響，那年頭的美國應該很像今天的香港天氣，只一句灰濛了得。American Pie面世前一年，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反戰學生在國民警衛軍十三秒六十七發子彈齊射後四死九傷，美國大批子弟兵在中南半島膠著無法動彈，反戰運動因為學生 領袖大批被捕漸見凋零，尼克遜尋求連任四年的聲音響起，於自由派歌者如Don McLean而言，這都是「bad news on the doorstep」，美國正在步向更加陰沉的角落，龐大的黑影在人民背後揮之不去。然而民間未見氣餒，反戰運動以各種形式留在社會，演變成平權環保反核三 大議題。當尼克遜開始為另一個四年任期招兵買馬，把「空軍一號」專機改名「七六精神」，喻示一九七六年立國二百周年就在他任內的時候，社會再一次抖動，這 次是人們從示威廣場轉進議會，拳拳赤子心，決心帶來改變。
American Pie隱喻極多，從歌者Buddy Holly空難逝去到暗批滾石樂隊，不一而足，英國廣播公司在播報手稿拍賣消息時，撥出大量篇幅再次向觀眾解說這首歌詞 意涵。閱讀這一首歌，如果單純從研究美國大眾文化來說是一篇好的延伸讀物，譬如Chevy是指通用汽車公司旗下的雪佛蘭汽車（Chevrolet），香港 車迷也許聽過但香港街頭恐怕罕見。 Pickup Truck則是在美國中西部及西部盛行的小貨車，特點是車斗沒有上蓋，當然也有人會買一個膠板蓋著，但那就失去原有的粗獷興味了。前幾年香港演員劉德華也 有一部，當時傳媒說這是「農夫車」，這說法不能說是錯，但德州或加州的車主往往把這車當轎車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Pickup更為暢銷，日本車廠乘勢 而上，以前車斗上大大的GMC（通用汽車）字樣變成TOYOTA（豐田），後來更變成YO，這些都可以寫進美國汽車史。
六十與七十年代橋樑
雖說American Pie生於七十年代初，但它的真正主題是六十年代，而六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家到今天仍然孜孜不倦研究的課題。這十年間的社會及政治變化影響美國至今，也在 相當程度上衝擊西方世界的年輕族群。七十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延續與轉化始於六十年代的反戰鬥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研究六十年代學運專家的吉特林 （Todd Gitlin）一九七八年付梓巨著The Sixties：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六十年代：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書名已然勾勒這十年的美國心情，是酸甜交集的時代，既有保守主義臨門迫力，也有對未來翻天覆地期許。如果把 包括American Pie在內的美國社運音樂與美國社會歷史配搭，或會對American Pie的內容有另一重析義理解——它是一條大橋，上承Pete Seeger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與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的質問，下接John Denver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毅然起動。
說美國社運歌曲，必須提到西格（Pete Seeger），去年逝世的西格可謂現代美國社會民歌第一人，哈佛大學念到二年級輟學，一輩子都與社運結連。當六十年代美國學生走上街頭反越戰爭民權，西 格比他們早做了二十年，五十年代他已是極具代表性的左翼歌者，他支持勞工運動，也是民權運動先驅。美國右翼分子眼中，西格的歌聲極具煽動，有一種說法指他 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原因是他曾有一段時間住在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區，而這裏附近曾是美國共產黨所在。一九五五年，西格被傳召到國會非美委員會作證，這個委 員會臭名昭著，它是迫害所有被認為親中共或蘇聯的美國公民的國會委員會。委員會的會議上，有人堅拒不透露當年「讀書會」成員，從而無法找到工作，鬱鬱而 終；也有人把昔日同志名單提供給委員會，如著名導演依力卡山（Elia Kazan）。西格作證之日，他讀出一段聲明，表示絕不透露同伴、信念、投票取向，尤其是在如斯壓迫之下（especially under such compulsion as this）。這裏再說幾句，依力卡山出賣同志之後為荷李活所不齒，一九九九年奧斯卡向他頒發終身成就獎，泰半人沒有站立，有人雙手交疊胸前，以示不滿。
西格以歌言志改變社會
西格在美國極右翼掌權年代堅持以歌言志，為人正直，不向權勢讓步。聯邦調查局長年對他跟蹤監視，企圖抓他的錯處，藉道德人格的犯錯抹黑其政治人格。可是西 格令聯邦調查局失望了，終生抱著一個五弦琴四出參加集會，儘管他唱的都是美國當權者、右翼分子和資本家最深痛惡絕的歌曲，像是共產主義者的《國際歌》，歌 頌古巴民族英雄的Guantanamera，《倘我有一個鎯頭》（If I Had a Hammer）。在風雨如晦的陰暗不明日子，西格以歌聲唱出社會的不滿，他的音樂生涯因此幾番起落，樂隊被迫解散，可他從不放棄，堅持到麥卡錫主義落幕， 迎來了大變的六十年代。那是美國執政當局從未料想過的情勢，幾十萬示威者都在唱西格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無不心弦震動。歌曲靈感來自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歌詞以答問形式指出戰爭的不仁，從花朵、女孩一個接一個離開，點出丈夫、軍人的永遠不回 來，被《新政治家》雜誌列為美國二十大政治歌曲之一。
個人經歷成為西格足 以向後來者示以的範例，六十年代美國軍警大棒子揮舞，社運歌曲引吭不絕，西格的作用非比尋常。西格去世後，Don McLean在自己的網頁說，他六七十年代與西格合作頻繁，西格的無私鼓勵對他的人生意義非常巨大（meant a great deal to me），並指出他從西格受教的三點，包括如何在成名後不離棄對音樂的熱愛，以及倘若要批評政府，就必須立心為正，連朝地上吐口水都不要做。Don McLean歌曲帶著對歷史及人物的耠嘆，其實多少帶有西格的影子：什麼才是音樂、什麼才是值得珍惜的人與事。當American Pie閃耀美國之後，接著是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那是社運健將出獄之後走進政治社會的第一炮，也是社運歌者實踐目標的一年。
政治冷感下的「七二年班」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大選是共和黨在任總統尼克遜對民主黨參議員麥高文。一個是大右派保守主義者，一個是左派自由主義者；一個背後是巨閥財團，一個背後是像 那時剛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為他跑腿的克林頓這些青年。一九七二年夏天，炎熱沉悶，政治鬱結，歌者約翰丹華（John Denver）此前幾年前寫下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成為熱門歌曲。有一天，他在節目訪問社運歌者伊利奧特（Cass Elliot）「你最近去了哪裏？」伊利奧特說，她跑了幾個月大學，發現學生對政治及社會頗為冷感，這大抵是社會冷卻後的後遺症。她對學生說，要改變社會 就得註冊當選民，這才有機會改變社會改變國家。今天看來，這些話陳腔濫調，因為舉凡政治運動結束之後，總有人出來大聲疾呼要登記當選民，投票把你不滿意的 政客轟出局，但在社運氣若游絲的一九七二年美國，放下犬儒的確不是一樁易事。
那天晚上，約翰丹華與伊利奧特合唱Leaving On A Jet Plane，「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一個重新上路的影象深入民心。美國社運逐漸從埋首沙堆破土而出，儘管麥高文最終慘敗，但這個為黑人和窮人打拼終生的參議員，以個人之力獨抗保守巨 頭，道德勇氣燃亮了一整代美國人民。美國政治有所謂「七二年班」（Class of 72），便是指在這年總統大選當中決意投身社會及政治改革的年輕一代。這批人風華正茂，學習成績優異，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歷了社運由盛而衰的萬水千山，個人 成長及經歷趨於成熟。這些人除了克林頓和希拉里，還有大批其後晉身地方議會成員及國會議員的一群。若干年後的一九九八年，荷李活賣座電影《絕世天劫》 （Armageddon）眾人出發狙擊巨型隕石前哼起Leaving On AJet Plane，五六十歲的觀影客在電影院憶古思今，應當會心微笑。
Don McLean的人民不會忘記
這些芸芸歌者中，從昔日站在反戰第一線的Bob Dylan到Joan Baez，從詩人歌者Don McLean到隱伏二線的預備隊Simon & Garfunkel，都相信以歌言志改變社會；準確而言，這些人都是站在Pete Seeger的肩膀之上。這個一生以歌曲推動社會改革的樂觀主義者，相信音樂的力量，更相信群眾的力量。Pete Seeger無比的生命力體現在音樂及五弦琴之上，這是Bob Dylan、Joan Baez和Don McLean失去良師的悲痛所在；到了American Pie手稿拍賣，新聞當中，一度塵封的榮光再度顯現，正如Don McLean的歌詞那樣，I can still remember，人民不會忘記。
這些芸芸歌者中，從昔日站在反戰第一線的Bob Dylan到Joan Baez，從詩人歌者Don McLean到隱伏二線的預備隊Simon & Garfunkel，都相信以歌言志改變社會；準確而言，這些人都是站在Pete Seeger的肩膀之上。這個一生以歌曲推動社會改革的樂觀主義者，相信音樂的力量，更相信群眾的力量。Pete Seeger無比的生命力體現在音樂及五弦琴之上，這是Bob Dylan、Joan Baez和Don McLean失去良師的悲痛所在；到了American Pie手稿拍賣，新聞當中，一度塵封的榮光再度顯現，正如Don McLean的歌詞那樣，I can still remember，人民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