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頒布25周年，官方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務求把官方今天對基本法的理解打入香港人的腦裏。撫今思昔，作為當年全程參與中英會談和起草基本法採訪、有機會聽不少內部傳達的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官方的宣傳重點放在基本法的法理和立法原意之上（因為他們操縱解釋權），但其實今天基本法爭論的實質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官方的政治需要、利害關係而引起的矛盾衝突。
我 不是泛政治化地看問題，而是法律脫離不了中國的現實。在今天中共強調法律也要「為我所用」，「為政治服務」的形勢下（見內地官方公開或不公開的表述），不 要以為「一國兩制」可以保護香港，阻擋內地「黨大於法」的思維和行為越界而來。用內地某高官的話說：有需要變，就變；香港人如果不適應，就「創造條件讓他 們適應」。也就是說，說「理」無用，那就強壓。
回顧上世紀80年代討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我從公開和不公開的信息中感到：當時的 官方（包括鄧小平及主事官員）有兩個出發點：一、基於現實需要。從正面角度看，這可以說是務實的；從負面角度看，也可說是權宜之計。因為當時有三大政治需 要：一是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二是需要香港的經濟助力，三是當時中國綜合國力仍不算強，需要外國來華投資，故對香港寬鬆。
起草精神——宜鬆不宜緊
但 如果說當時的中共高層只是出於權宜之計，也不大公道。因為當時全國的氣氛相對開放，中共高層並非完全功利主義，其中一些人真的想過如何借助香港的經驗，為 中國的開放改革作試驗田。那時候，不少左派機構（包括我服務的《文匯報》）就起過這樣的作用，聯繫建制外的人士，請大家協助出謀獻策。不少民主派人士開始 接觸大陸，比某些建制派人士更早地支持（民主）回歸。北京高層也願意作有限度的開放，吸納李柱銘和司徒華為基本法起草委員。
不過，中國官方 畢竟有它的利害考慮，更有它的傳統思維模式。說到底，中國的政治仍有強烈的封建王朝特色，只是由「家天下」轉為「黨天下」而已。所以，寬鬆是間歇性的、時 效性的。我清楚記得，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對我說過：「中央起草基本法的精神是『宜鬆不宜緊』。」我驟耳一聽，這不是很好嗎？但他補充說：中央無法完全 準確預測日後的發展，所以「宜鬆不宜緊」，就可以為中央日後有需要解釋基本法時，預留更大的空間。
到了今天，「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實踐快18年，形勢也變了。今天的領導層認為（其實只是他們的感覺和判斷，但非完全真實），原來中共和「一國」的利益受到「兩制」的嚴重削弱，「實質損害遠遠超過預期的可接受程度」。長此下去，可能會賠上共產黨的生命（政權）。
今天爭論核心——中央話語權保衛戰
所 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爭論核心已跟1980年代不同了，爭論的性質也不同了。今天爭論的核心是：政權保衛戰，或稱為「中央話語權保衛戰」；爭論的性 質是：人民的民主訴求與官方的放手程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的矛盾；說得遠一點，就是現代社會政治趨勢（民主、人權、法治等）與封建管治囚籠（大家長式、集團 式、由上而下掌控一切）的矛盾。
因此，基於今天的現實需要（包括抗拒外部勢力和內部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北京運用它的中央權力，對基本法進 行為我所用的解釋。例如，基本法沒有寫明「行政主導」，但官方可以無中生有，解釋為「這是當年的立法原意」；當年清楚寫明的建議，今天同樣可以「有中生 無」，例如梁振英刻意誤導沒有公民提名。說得嚴重一點，就是今天有些掌握權力的人故意扭曲基本法，甚至強姦基本法。明乎此，就知道即使多花氣力跟官方爭論 基本法的細節條文，他們也將繼續冥頑不靈。
事到如今，可以預計官方會繼續投入巨大資源，開動龐大的宣傳及推廣機器，尤其是針對青年一代，把 官方解讀的基本法打入他們的腦裏。這是中外古今歷代政權常用的方法，在某程度上也會有一些效果。不過，作為民間，我們並非無事可為。敢於據理力爭，即使眼 前爭不到什麼，但肯定有積累的效果。當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時，這種積累性效果就可發揮作用了。1976年和1989年先後兩次天安門事件，雖被鎮壓下 去，但民智、民氣和民間力量不是繼續上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