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飲水思源」說起
文__蔡俊威
這星期，香港社 會茶餘飯後最關注的非「北水南調」莫屬。在牛氣冲天、水漲船高的一刻，如林行止所說，現實的動物因「財富效應」而「見錢開心」，深層次的政治問題都被暫時 擱置一旁。在有人回到魚翅撈飯的時光裏，我們彷彿忘記了香港議程上的許多政治問題﹕三跑、政改、中港人口流動和區域整合（我並不想將其說成水貨客問題，如 我曾說，水貨客只是個偽命題）、加強普教中等文化戰線工程。更完整地理解，這些議題都關乎中港關係，關乎中港間的融合和矛盾，關乎我們如何展望香港的未來 發展。「大時代」，不單是香港股市令人驚愕的牛市，更需我們警惕的反而是，中港明目張膽地加速融合的大時代要來臨了。君看那大水淹城，就是最好的警示。
淪為服務一國利益工具
延續早前中港融合的討論，學者呂大樂教授曾多次嘗試喚起社會關注中港區域
融合的問題。他的分析更多是以社會學角度出發，先從人口和社會、經濟流動來理解中港間趨向區域融合的事實。筆者嘗試以政治學的分析來補充之。筆者早前已指 出，無疑，中港融合的早期發展可能更多的是因社會和經濟因素推動的、以自下而上的區域互動，但我們不能忽視區域融合中愈加重要和強烈的政治意涵。尤其時至 今天可見，中港融合的模式已疊加至第三階段﹕1）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推動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區之間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社會和經濟融合；2）回歸後區域合 作趨向制度化，但在2000年初，不論廣東或香港政府在區域融合上，還相對地有主動和自主性，着眼點還在兩地如何一起「造大個餅」，焦點還在「區域」 上；3）尤其在2008年後，更明顯是當下，融合已從「區域」層次轉為以一國為本的國家規劃當中，中央更加大力度地主導了「中港」融合——最近可見，即使 地方不甚認同融合的細節，也得不情不願地以國家為先而推行之。所以，若要了解中港關係並展望香港的城市規劃和發展，不能單從內部看本地城規體制的不足，更 要置思考於更大的中港以至世界的地緣政治處境中，方能看到張力。簡言之，中港融合已淪為純粹中央一國利益的順手的一步棋，從中中央亦貫徹始終地「工具」香港至盡頭。
引東江水建構恩主意涵
說到中港關係的爭論，總離不開一個「水」字——近日最火的金融、資本，以至中港矛盾中內地人 常掛在口邊的「斷你水糧」的東江水。兩種水，都對中港融合中的城市發展安全和地緣政治問題有所啟示。筆者嘗試以水為引子，從政治地理的角度看中港融合。近 二十年，政治地理其中一個關注的議題是「層域政治」（又作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簡單而言，對這一概念其中一個理解是，用之以窺探國家（或一政治體）如何透過改造自然和城市空間，建立起不同大小層級尺度（scales） 的「社會生態系統」（social ecology），繼而在這些範圍（scopes）內，操弄不同層域空間的運作邏輯，達至其政治以及資本累積的目的。
當 中，水資源的政治問題，是其中一個熱門的研究主題。例如，我們現今對香港水資源的理解是﹕我城是東江水資源系統中的一分子，其城市發展依賴東江供水。而學 者李家翹有關東江水的研究，其中一個反思點正在此之上。第一，層域，是社會和政治的產物，香港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處於東江生態系統之中；相反，東江水資源系 統是經政治計算而創造出來，繼而把香港納入這一層域當中。第二，層域政治涉及兩地或兩個政體之間的拉鋸博弈，是一有互動的張力。有政治智慧的任何一方都不 願意輕易跌入對方操弄運作邏輯的系統之中。因此港英政府在二戰後，即使面對水荒問題，一方面接受了東江的供水，另一方面卻有意識地營建起城市獨立供水的體 系（system/social ecology），避免了中共對香港過多的政治影響。第三，層域政治的思考，不能欠缺一地之地緣政治分析。隨地緣政治處境改變，層域力度可加可減，甚至是 跨地域國界的。例如，大陸政權的東江水體系就跨越了領界，把當時的英殖民地香港都納入其中。為了抗衡之，港英同時又成功營建起獨立的本地供水生態體系。但 隨着香港必須回歸中國這一事實的出現，中港之間的地緣政治處境又起了變化，港英是否要保有獨立供水能力不再重要，因此當年（1970年代末）曾領先全球的 水資源技術和系統慢慢萎縮，本地的體系消失的同時，我們亦完全地被納入進自北面而來的層域和體系之中。第四，如第一點所說，地景（landscape）是 社會政治產物，透過地理，講政治。層域政治，是政體用以構建與其他地方的關係之基礎。例如，現今因東江水越山來之後，就建構起中港之間「飲水要思源」以至 帶恩主意涵的中港政治和文化關係。
擁抱單一消弭自身體系
當年，港英和倫敦政府從「水」思考得更多是在國際關係下面對紅色中國
的城市政治和安全問題。筆者舉出此帶歷史維度的學術研究，並非要進入港獨的討論，反而希望把焦點放到城市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作進一步的思考。此乃這些 研究對當今香港城市發展的意義所在。在瘋狂盲目地追求區域和城市間的融合時，往往講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因此，城市空間有了更極端的功能分工。身處大區域中 的各個城市，不再擁有自身平衡的、完善的城市生態系統。在區域間愈緊密地相互依賴的同時，於一個城市自身可持續發展和城市安全角度而言，又是否健康？例 如，現時依賴東江流域供水的城市，如東莞、深圳、惠州等隨城市發展均出現缺水、搶水的現象，加上氣候變化令河流水量不穩定，以至河水污染的問題。一個大區 域繼續只依賴單一的供水生態體系，這對各城市自身發展有多不安全不穩定不健康，情况可想而知。同理，在區域融合中，若香港盲目擁抱融合，走向單一，自我摧 毁掉城市自身具備完善運作邏輯的各個生態體系，只存活在別人營建起的層域（scales）當中，香港城市發展和安全不但變得脆弱（一旦發生任何自然或經濟 社會政治災害，香港不可能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亦遑論奢想要有更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更自主的我城發展想像。再更進一步，從政治層面看，如今在大國崛起 下，一國主導了國家整體的發展藍圖，服務國家為先、阻我者亡的邏輯無可避免地進一步消弭香港自身的各種體系。這一種一國中心化的中港融合模式，將為中港關 係的發展增添更多問題，為香港增添更多壞處。
借香港的信譽走入世界
以「水」作為理解中港關係論述的基礎，還涉及了資金這一種
「水」。雖然「層域政治」更多是用以分析涉及地景和空間改造的政治問題。但借用這一概念，亦有助我們反思中港融合中，金融體制和基建的融合問題。當港人在 「北水南調」的大時代中撈了一筆時，香港社會彷彿得到了水的滋潤，變得甚為「和諧」。同時，除了股市飈升得快，中港的金融體系融合（或更準確地說，中央營 建的、服務北京利益的金融體系層域）可能行得更快。滬港通加大額度，深港通加速落實，進一步開放中港金融互通的投資體系，港交所增設專職內地事務的機制， 甚至空穴中吹出的港深前海「共同金融市場」的風，這些都一一在數天內「通知」港人，並將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執行。而港人，繼續追魚翅撈飯夢，拍手叫好的居 多。若以地緣政治的框架分析之，這次融合背後，北京貫徹始終地「工具」香港。從前，中共在冷戰圍堵中借香港暗渡陳倉，接通世界；如今，中共明目張膽繼續踏 着香港，實質看着世界，實現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時評家陳景祥亦打趣形容了當下的瘋狂大時代是「國家給股市的特殊任務」。
除了以「牛市」泡 沫亢奮內地走下坡的經濟之說外，更重要的是，兩地金融體系融合有效加速北京借香港的信譽（credit）走入世界。早前已有學者指出，亞投行的建立，是因 為中國單以自己的形象和信譽隻身在世界各地投資，碰得一臉灰（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在希臘、斯里蘭卡等地的投資並非如CCTV呈現的那般順利）。聯合別 國一起，以集體名義投資，成為了她走向世界的折衷策略。當中，香港的角色是利用其完善的、有信譽的金融和法律體系，協助中國融資。更大膽的推想是，當中港 金融「合作」愈趨成熟，成為新常態後，「上得牀來就會進一步掀被冚」。港滬交所之間會否進一步互換股權（透過港交所，掌握國際上其他的交易所）？
重組粵海「撈水」典型
這 一推想，未能確實。但能確實的是，中港融合，為的從來都只是北面的利益，香港只是工具（幸運的時候，也只是從中拾到些許眼前利益的工具）。若想當年，「粵 海重組」這一經典歷史，更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內地如何透過兩種水「工具」香港﹕1980年代，大批內地政府管有的企業在港設立「窗口」公司。它們走的是高負 債經營、高速度發展的模式。至1990年代末，駐港中資企業達1856家，1997年底總資產達16,225億港元，淨資產1730億港元，其中共有72
家上市公司，41家H股企業。這些中資平均負債率達89.3%。華資上市企業普遍低於40%。其中，粵海是當中大型集團的一例。高負債的泡沫發展後果不言 而喻。至1998年，粵海最終資不抵債，欠上以億計的債項，面臨支付危機。當時是廣東省領導人之一的王岐山，負責操刀解決了這個泡沫難題。解決方法是，利 用香港金融市場，重組粵海成為粵海投資，並注入唯一會生金蛋的鵝——價值22億美元以上的東深供水項目。值得留意的是，當年興建這一工程實由港英政府墊 支。因此可以說，借香港的兩種「水」，廣東省可算是以零代價解決了其金融危機。如今，東江水繼續為粵海投資「撈水」。
當下，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曾不諱言，猶如城市區域間以基建促進中港融合，「滬港通是一座長期開通的大橋，（其）設計初衷不是為大家提供一個發快財的機會，而是幫助中國早日實現國民財富的多元化國際配置，為大家提供財富長期保值增值的渠道。」這又為我們提供了什麼啟示？
在 大國崛起下，中港融合之勢似乎不可擋（筆者亦非認為完全隔絕的城市發展是出路），但關鍵是，我們是否對此有意識？尤其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在加速 融合之時，香港的各種社會生態和體系，都將因北面而來的各種層域（scales）的力量極力淹至香港之故，而受到衝擊。在短利面前，我們又是否了解當中的 政治意義？又是否懂得應對？或，更簡單的問，我們準備好迎接新常態嗎？
不厭其煩也要說，從區域融合到中港融合，都是大課題。當下社會，不少持分者，日夜設想的是利用香港的機制服務中國，而非香港。因此，在這大時代中，思考香港未來、想像我城的城市發展，的確需要更多人參與其中。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