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4月20日曹順祥的〈普教中須重新定位〉，筆者有兩點回應和一個疑問。
教育局長吳克儉未檢查清楚，便誤指普教中作為「遠程目標」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年的建議，實是 失職，但曹文所說已寫進了課程文件，應該是一項「政策」了，也未盡準確。的確，1999年10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改革建 議》中提出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但曹文沒有指出的是，當年文件提出的只是建議，是在沒有任何研究作依據下 的建議，翌年的《學會學習諮詢文件》中提出了2010年以後的長遠考慮，有關普通話與中國語文科的關係、用普通話教中文等問題，所涉及的學理及客觀因素較 複雜，「現階段不宜定出具體的工作計劃，有待參考現時政府和大專學院的有關研究結果，才能進一步探討和規劃」，自2002年沿用至今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仍是採用上述的說法。可見是否成為遠程目標，未成定案，仍待研究。
普教中「不便」換來什麼？
至 於曹文認為不應因普教中的「不便」而質疑其成效的說法，也值得商榷。我們必須問的是這種不便，換來什麼？2005年《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 告》便指出：語言是吸收知識、分析事物、思考問題和表達意見的媒介。大部分人都是以母語思考的；若要以第二語言表達思想，便需要經過「翻譯」的過程，障礙 之大可以影響學習的興趣、信心和成效。2011年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謝錫金教授提及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 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造成學習上的隔離與障礙、削弱認字寫字能力，這種「不便」只是自找麻煩，值得嗎？
曹文指「當局須切實將『普教 中』重新定位，以便確定未來的方向」。但沒明言定什麼位、什麼方向，未知是否其文中提及的「干預」。文中引用內地學者郭熙1998年《當前我國語文生活的 幾個問題》的說法，該文針對的是內地在上一個世紀末的一些語文現象，重點不在講教學語言，而且郭文以下的說法卻被忽略了，文中指「我們過分地強調了語言的 全民性質，忽略了不同的社會交際圈對語言的多元化的需求；過分地強調了語言的共性，忽略了各個交際圈在客觀上存在的差異，過分地強調了共時，忽略了語言的 發展」，更有趣的是郭文的結論，認為當時的語文生活狀况「決不是簡單地以所謂規範或不規範就可以概括得了，也決不是僅僅號召或採取所謂規範化的措施就可以 解決得了的」。由此觀之，郭文重點並不在政策上的干預。誠然，如果說這是國家對語言的態度，這的確是政治干預，可是香港社會也有這種要求「干預」的態度 嗎？郭文談的社會交際圈，香港與內地顯然不同，文化差異也大，而且語言環境不同，何况普教中所及的是教學語言，與莘莘學子學習成效攸關。香港學生的教學語 言須重新定位，而不是普教中應怎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