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電鋸
在我十年兒科醫 學研究生涯裏，曾兩次研究麻疹、德國麻疹和腮腺炎三合一混合疫苗(MMR)的問題。第一次是研究MMR內的添加劑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而結果是毫無關係； 第二次是在攻讀流行病學碩士時探討各種公共衛生災難，而「MMR引致自閉症」是最有名的公共衛生災難。公共衛生災難常見的原因，就是錯誤將觀測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ies)結果當成是因果關係的證據。「MMR引致自閉症」最初也是由此錯誤所引起，但隨後的更多的社會問題，令一群研究人員的錯誤變成社會災難。 而這個災難最不幸之處，是無論科學界如何搶救，社會都不會自療，總有人會每隔一些時間好似在互聯網發現寶藏那樣出來指點江山，去延續這場公共衛生災難。借 用網上的說法，阿寶永遠不能休息，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
為何宣稱「MMR引致自閉症」再呼籲市民不要接種疫苗是公共衛生災難，我想大家可以參考《明報》去年三月三日中大兒科泰斗霍泰輝教授的文章〈麻疹疫苗的歷史教訓〉，我也無謂重複。我今次只想從社會角度探討這件事。
社會角度探討疫苗災難
這 個災難的起點，是英國醫學期刊《刺針》於1998年刊登了由Andrew
Wakefield等人撰寫的研究。該研究與MMR有關的發現可以用以下一句總結﹕12名突然語言能力降低及有肚瀉病徵的三至十歲兒童其中9人曾接種
MMR疫苗，完。如果這樣的結果用以證明MMR疫苗引致自閉症，那等同於12個在香港死亡的人有9人曾經每晚觀看過無綫電視台的節目，以此證明觀看無綫電 視台可令人致死一樣可笑。中一綜合科學都有教什麼是對照實驗吧。（此研究後來更發現造假，詳情請看上述霍教授的文章。）
《刺針》期刊的編輯 理察荷頓(Richard Horton)在2004年出版回憶錄MMR
Science and Fiction: Exploring the vaccine crisis，重點探討Wakefield的研究刊登後何以演變成災難，他自己都說寫此書的原因是要「驅魔」。荷頓明確指出這個研究本身並不可以用來證明 任何因果關係，《刺針》最初刊登此文章只想指出有些患上腸胃問題的兒童同時會出現語言能力降低，可能是一種新型疾病。可是在研究刊登之後的連串事件，卻令 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Wakefield在研究刊登之後，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本來只是發布研究結果，但他向記者宣稱MMR不安全，應將三 種疫苗分開接種，傳媒當然即時報道如儀。但當時的傳媒沒有察覺這樣報道是有問題的。第一，Wakefield的說法暗示MMR引致自閉症，而他的研究根本 不能證明此關係；第二，Wakefield的研究沒有比較接種MMR和分開接種疫苗的兒童患上自閉症的比率，故此他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數據支持的。但由於此 話出自一個醫學研究人員之口，傳媒信服此權威，亦沒有自行解讀醫學研究結果的能力，就錯誤地變成放大謬誤的幫兇。
謬誤散播 傳媒成幫兇
報 道一出，自閉症被解讀成MMR的不良反應(adverse
event)，這個印象亦因為傳媒和互聯網日講夜講，深深烙印在公眾的認知裏，像是魔鬼那樣驅之不散。全球反疫苗社群亦借此勢大力推銷他們的議題，吵鬧不 絕。無論事後有幾個過十萬人參與的流行病學研究證明MMR與自閉症完全無關，「MMR引致自閉症」的信息沒有出現達爾文式競爭在公眾認知中被淘汰，反而是 乘着社會質疑科學的思潮之便，劣幣驅逐良幣。英美兩國MMR接種比率下降，本來在兩國消滅了的兒童麻疹疫情捲土重來。
荷頓在書中指出五件與此次災難有關的事，分別是科學研究商業化減低公眾認受性、自閉症患者家屬缺乏支援、全球錯過了令麻疹絕迹的機會以及傳媒在報道醫學新聞時的蒼白和虛弱。而我最想討論是最後一點。
新聞人員守龍門之重要性
多 年前我曾在同一天讀到兩則新聞，一則是匯控股價劇降；另一則是某香港藥廠生產線受污染。在報道匯控新聞，內文的什麼「
U 盤」、「嘜價」術語非常純熟，對於事件起因亦有非常詳細的幾套解譯，試引一句﹕「近期匯控在倫敦的股價持續低於在香港的股價，導致國際投資者進行套戥，即 是在香港沽匯控然後在倫敦買，導致匯控在香港沽壓大增」，我完全不知道在談什麼，行外人聽上去非常專業。但在報道醫學新聞時，這種嫻熟完全不見，變成了 「衛生署昨日證實，XX藥業的痛風藥別嘌醇毛霉菌超標，並證實是藥物半製成品儲存於室溫五至十四日，時間過長引致細菌滋生」。中三的生物學已會教霉菌是真 菌(Fungi)，不是細菌(Bacteria)。另外很多報道流感的報道都將流感病毒(Virus)寫成細菌。這是非常低級的錯誤，如果用財經新聞作比 喻，就像是將匯控歸類為樓盤那樣低級。我總是在醫學新聞見到此類錯誤，而編、採兩級都無法指出這些錯誤。其他科學的基本套路如劑量決定毒性、比較死亡數字 無法判定疾病嚴重程度、如何證明因果關係等等，也不見得報道醫學新聞的記者一定有認識。
雖然個別不肖香港政治記者和編輯當自己是博客那樣
「造新聞」，但記者和博客的分別，是記者有一套價值和守則。「新聞學的第一要務是查找真相、準確傳遞及可被信賴」(Ian
Hargreaves語)。醫學新聞關係市民健康，可能是比政治更大是大非的問題，何以總是無法準確傳播信息呢？如果這歸咎於記者缺乏生物學和醫學訓練， 何以極為複雜的財經新聞，報社卻可以訓練出健筆呢？
我這樣寫，好像在「向報信者開炮」(Shooting the messenger) ，新聞很多時只是轉述觀點。如果轉述的觀點有錯，從Wakefield事例可見，新聞人員的未必可以準確地做守龍門的角色，而後果仍然會很嚴重。當然，發 表錯誤觀點的人比報信者要承受更大責任；開放版面而任由不專業人士就專業議題妄加評論，發表關係市民性命的誤導信息，而溝通渠道又無法健康地淘汰錯誤觀 點，對社會來說極度危險。科學不像政治，對錯的界線不複雜：有沒有證據支持、有沒有錯誤引用證據、引用的證據是否合適全面、證據力是否夠強等等。科學不問 信念，只衡量觀測證據。
道聽塗說不是新聞
其實判斷指控是否可信的標準，無論是科學與否，都是一樣，就是愈嚴重的指控，愈要確 鑿的證據支持。例如我指控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故此我們不能只求心證（「我反正信了」），再將證明的責任推給讀者。這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甚至認為社會反智地不問證據就問對錯就是由此而起。正確的方法是提供確鑿證據證明指控正確，例如任何文件紀錄、海軍陸戰隊與黃之鋒的 訓練影片之類，而且要證明證據可信。道聽塗說可不是新聞。
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為兒童接種的疫苗的是邪惡一歲針，是一個與「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 陸戰隊訓練」同樣嚴重的指控，因為這證明香港衛生署甚至世衛都錯了。但提出這樣觀點的人，有沒有提供全面、確鑿的證據支持這個指控呢？還是只引用部分資 料，再要求大家「我反正信了」？道聽塗說不是新聞，道聽塗說更加不是科學！
荷頓指出，社會沒有渠道提醒我們因為醫療進步而奉旨（廣東話謂
「老馮」）獲得的好處，卻不停有渠道提醒輕微甚至不成立的醫療副作用。先進國家如香港現在可以當父母的新一代，都有接受政府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好像「老 馮」那樣，認為麻疹很罕見，而且不嚴重，不會死人。不過數字不會騙人，根據世衛數字，單是2013年全球就有十四萬五千人死於麻疹，而這些死亡是可以預防 的。每年另有十萬個孕婦因為沒有接受德國麻疹疫苗而流產或誕下畸胎。這些不幸只不過是因為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沒有免費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認為「老馮」的東 西，在其他國家卻不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