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見到一份美國西岸某大學的經濟研究院的讀物表，二○○九年編的，推薦五十四件作品，其中九件是我的陳年舊 作。有點偏袒吧。我可沒有在該校教過。去年一位同學到美國東岸進入某經濟研究院後，說新生被指定要先讀兩篇文章。其一是阿爾欽的《不確定與自然淘汰》，其 二是我的《蜜蜂的神話》。阿師的《自然淘汰》遠比我的《蜜蜂》重要，跟他掛鈎是高攀了。幾年前美國西岸另一家大學的一位教授傳來他的一位學生的文章，批評 我一九七○年發表的《合約結構》，來信中該教授說我那《結構》一文是天然資源課程的必讀的作品。奇怪那五十四件作品的讀物表，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沒有放進去。
這些日子我終於完成了厚達千多頁的《經濟解釋》的最後小修，北京的中信正在出版了，而香港的繁體版兩個月後會以精 裝面市。學術生涯是畫上了句號吧。我因而想到，四十年前是一九七五，不知在該年之前自己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今天還有人記得呢？搜查一下，發覺還有人引用的近 於全部。下面是一九七五年之前的作品：
《私產與佃農分成》（一九六八）、《佃農理論》（是書，一九六九）、《合約選擇》（一九六九）、 《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一九七○）、《子女產權與中國婚姻》（一九七二）、《蜜蜂的神話》（一九七三）、《價格管制理論》（一九七四）。上述七件作品 不僅今天還在，被引用的頻率有上升趨勢。有另外兩件是否還在有問號。其一是一九六九年發表的只兩三頁的短文，題為《費雪與紅衛兵》。這小品歷來認為不會有 人讀，但今天某網頁說是我的famous wit。看來是一些行內君子在我背後閒言閒語。另一篇是一九七五年發表的《屋頂與天星》，寫香港二戰前的租金管制。雖然寫得用心，我歷來不認為該文有機會 傳世，因為寫的是很特別的實例，沒有一般性的用場。但上文提到的讀物表，該文竟然出現。
這些日子我終於完成了厚達千多頁的《經濟解釋》的最後小修，北京的中信正在出版了，而香港的繁體版兩個月後會以精 裝面市。學術生涯是畫上了句號吧。我因而想到，四十年前是一九七五，不知在該年之前自己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今天還有人記得呢？搜查一下，發覺還有人引用的近 於全部。下面是一九七五年之前的作品：
《私產與佃農分成》（一九六八）、《佃農理論》（是書，一九六九）、《合約選擇》（一九六九）、 《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一九七○）、《子女產權與中國婚姻》（一九七二）、《蜜蜂的神話》（一九七三）、《價格管制理論》（一九七四）。上述七件作品 不僅今天還在，被引用的頻率有上升趨勢。有另外兩件是否還在有問號。其一是一九六九年發表的只兩三頁的短文，題為《費雪與紅衛兵》。這小品歷來認為不會有 人讀，但今天某網頁說是我的famous wit。看來是一些行內君子在我背後閒言閒語。另一篇是一九七五年發表的《屋頂與天星》，寫香港二戰前的租金管制。雖然寫得用心，我歷來不認為該文有機會 傳世，因為寫的是很特別的實例，沒有一般性的用場。但上文提到的讀物表，該文竟然出現。
用英文下筆的學術論著中，我沒有發表過一件大紅大紫的。然而，四十年是長時日，還有人記得，而被引用的頻率，下降了一段日子後今天再上升。同樣被行家們引 用二百次的文章，出道兩年就二百次，之後不再，是大紅，卻遠不及每年五次四十年加起來二百次那麼重要。事實上，只要大約平均，四十年加起來有百多次算是經 典之作了。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兩年前的引用指數一千四百多，是我被引用最多的英語文章，到今天三十二年。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 是個奇蹟，兩年前算被引用約二萬次！法律刊物幫了他一個大忙：被經濟學界開始漠視之際，法律學界極為重視。
文章長壽，我們搞思想創作的夢 寐以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推出「引用指數」這個玩意。一時間同事們都注意起來了。但過了幾年大家注意到，某些譁眾取寵的文章， 屬廢物，可以大熱三幾年；毫無新意、綜論他家之作的，多被引用；做學報編輯有大着數—作者要擦編輯的鞋。究竟這引用指數代表着什麼很難說。再過一段時日， 大家察覺到：大名的教授，在研究院多教博士生的，在生時有很高的引用指數，但謝世後這指數一下子下降至零或近於零。同事之間於是轉向文章傳世的時日看。傳 世時日這個衡量，引用指數當然有用場，但比不上文章打進研究院的讀物表那麼可靠。有兩點。其一是讀物表的文章，為了考試研究生會讀得較為用心，影響了他們 將來寫文章的思維；其二是教授編好了給學生的讀物表，不會頻頻更改—一般是多年不變的。
長壽文章值錢嗎？不及短暫火熱的那麼值錢。我出道 時的一兩件作品對我升職有助，其他的對自己的收入貢獻一律是零。那剛好是在算文章數量之前，為追求真理而研究是當時師友之間的意識。我從來不需要管文章的 數量是多是少。事實上，退休後我花了十四年才寫好的《經濟解釋》—絕對是我最重要的學術作品—帶來的金錢收入是負值：稿酬或版稅由協助整理文稿的收取，墨 水與紙張是自己出錢買的。真羨慕戴維德：這位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大師索性不寫文章，連墨水與紙張錢也省下了。他的綑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起自六十年前，這傳 統今天還在，我沒有一篇文章比得上！
文章長壽，我們搞思想創作的夢 寐以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推出「引用指數」這個玩意。一時間同事們都注意起來了。但過了幾年大家注意到，某些譁眾取寵的文章， 屬廢物，可以大熱三幾年；毫無新意、綜論他家之作的，多被引用；做學報編輯有大着數—作者要擦編輯的鞋。究竟這引用指數代表着什麼很難說。再過一段時日， 大家察覺到：大名的教授，在研究院多教博士生的，在生時有很高的引用指數，但謝世後這指數一下子下降至零或近於零。同事之間於是轉向文章傳世的時日看。傳 世時日這個衡量，引用指數當然有用場，但比不上文章打進研究院的讀物表那麼可靠。有兩點。其一是讀物表的文章，為了考試研究生會讀得較為用心，影響了他們 將來寫文章的思維；其二是教授編好了給學生的讀物表，不會頻頻更改—一般是多年不變的。
長壽文章值錢嗎？不及短暫火熱的那麼值錢。我出道 時的一兩件作品對我升職有助，其他的對自己的收入貢獻一律是零。那剛好是在算文章數量之前，為追求真理而研究是當時師友之間的意識。我從來不需要管文章的 數量是多是少。事實上，退休後我花了十四年才寫好的《經濟解釋》—絕對是我最重要的學術作品—帶來的金錢收入是負值：稿酬或版稅由協助整理文稿的收取，墨 水與紙張是自己出錢買的。真羨慕戴維德：這位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大師索性不寫文章，連墨水與紙張錢也省下了。他的綑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起自六十年前，這傳 統今天還在，我沒有一篇文章比得上！
是的，足以傳世的思想創作是共用品，不能把不付費的隔離而收費，而創作的歷程—般是那麼艱巨，要付出的生命代價是那麼高昂，沒有適當的環境或學術氣氛不會 有多少人問津。然而，我認為，也深信，一個社會如果要把學術搞起來，要產出大有市場價值的學生，不可以沒有像戴維德和我那樣的人。我們教學生賺得的收入是 源於學生畢業後，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市場有價，但我們的思想的本身是共用品，學生不用我教可以自己讀我寫下的。學生賺錢，因為他的勞動力不是共用品。
是 的，像戴維德和我那樣的人，一般不會斤斤計較自己授徒的金錢收入是多少。我們知道思想本身賣不起錢。然而，在艱苦的創作過程中我們有很大的滿足感，足以有 高傲之情。我自己可以拿着一件剛完成、自己認為有很大機會傳世多年的作品，整晚反覆欣賞，自我陶醉，睡不着。我曾經有幾篇文章，道德問題不論，寫好後你出 很多錢我也不會割愛。
追求真理的人或多或少願意付出減少物質享受的代價。這些人要求的是多一點物質之外的享受。他們要有思想可以來去縱橫 的自由，要有談得來的同事，要有方便的資料供應，而重要的是希望受到同事與學生的尊重或敬仰。戴維德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他家中沒有電視，衣着天天一樣。不 寫文章，但每次開口說話在旁的人必敬重地細聽。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會容納戴維德這種人，是可悲的發展。
我們不能強求每家大學都有些學者有着 戴老當年的風骨，也不能期望每個學系有一個像施蒂格勒那個層面的學富五車、文采斐然的人。但回顧美國在學術上搞得最好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稱得上是有思 想斤両的學系，總有三幾個學者，走思想創作的路，有機會寫出一些足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有機會，雖然不一定可以寫得出來。思想傳世這回事，天賦與環境之 外還要講運程。
是 的，像戴維德和我那樣的人，一般不會斤斤計較自己授徒的金錢收入是多少。我們知道思想本身賣不起錢。然而，在艱苦的創作過程中我們有很大的滿足感，足以有 高傲之情。我自己可以拿着一件剛完成、自己認為有很大機會傳世多年的作品，整晚反覆欣賞，自我陶醉，睡不着。我曾經有幾篇文章，道德問題不論，寫好後你出 很多錢我也不會割愛。
追求真理的人或多或少願意付出減少物質享受的代價。這些人要求的是多一點物質之外的享受。他們要有思想可以來去縱橫 的自由，要有談得來的同事，要有方便的資料供應，而重要的是希望受到同事與學生的尊重或敬仰。戴維德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他家中沒有電視，衣着天天一樣。不 寫文章，但每次開口說話在旁的人必敬重地細聽。今天中國的大學不會容納戴維德這種人，是可悲的發展。
我們不能強求每家大學都有些學者有着 戴老當年的風骨，也不能期望每個學系有一個像施蒂格勒那個層面的學富五車、文采斐然的人。但回顧美國在學術上搞得最好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稱得上是有思 想斤両的學系，總有三幾個學者，走思想創作的路，有機會寫出一些足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有機會，雖然不一定可以寫得出來。思想傳世這回事，天賦與環境之 外還要講運程。
這就帶到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一家大學的某學系要打進世界級水平，這學系總要有三幾個成員有機會寫出一兩篇足以傳世二十年的文章。困難是這學系不容易挑選一小撮教授優待地處理。需要的是這學系懂得選擇一個前景看得清晰的思想範疇，提供適當的環境而鼓勵所有教授與研究生互相研討，一起追求。思想傳世這回事，其成敗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不是有聰明才智、研究的資助夠多就必有所成的。我們只能選取一些興趣相近的教授與研究生，提供適當的氣氛環境，不斷鼓勵，希望一個思想範疇能搞起來。
跟西方的名校相比，今天北京對大學的資助，尤其是那些重點大學，是慷慨的。炎黃子孫的先天智慧了不起早有定論；這些年無數的出土文物顯示着我們的文化是人類的光輝。然而，開放改革三十多年，出外旅遊的炎黃子孫擲出去的鈔票威力足以令他國的售貨員紛紛學中語，但在學術的進取上我們很尷尬，失敗明顯，過於明顯了。一年花五萬美元送一個子女到西方求學的不少，但出不起這樣的錢的聰明、好學的青年無疑是絕大多數。今天不少內地的同學認為，出得起錢到西方求學的一般不是最好的學生。北京別無選擇，要大事搞好高級教育的氣氛與制度。
過後我會投訴約束言論與搞人際關係這些不好說的話題。這裏要批評的是大學升職要數文章多少與在哪裏發表等無聊玩意。我寫過了，數文章、論學報源於美國的次等大學，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越戰惹來的禍。八十年代後期引進香港，十年後普及神州。有什麼意思呢？姑勿論文章傳世不傳世，也不論會否被外人引用，今天為米折腰而發表的好些學術文章，就是能成功地打進西方的名學報，基本上沒有人讀！
做學問可以是有趣的消閒，任何人都應該嘗試，但學問的高處所求的是另一回事。後者是要創造出一些足以傳世一段日子的新思想。不是兒童遊戲，嘗試的人要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我自己為經濟學日夕思考五十多年。阿爾欽、科斯、巴澤爾、施蒂格勒等朋友沒有一個不如是。我的外甥與自己的兒子從事生物研究，走我的路，是他們的生命，他們自己選擇。追求真理不可能沒有很大的滿足感。中國的大學要改革到參與的人有機會爭取這滿足感才算是初步的成功。
我為今天中國的大學認為用中文發表文章算不上是可取的學術這種妄自菲薄的意識感到悲哀。幾個月前聽到一位在廣州作教授的，說他們聽到上頭通告，不再以數文章多少為升級的準則了。我以為有轉機了，但兩個月後一位在南京任教職的朋友再申述數文章、排學報的衡量規則，包括在西方以英語發表遠勝以中文發表的。在經 濟系，有說如果一篇文章能打進《美國經濟學報》（AER），會有可觀的獎金云云。
《美國經濟學報》又怎樣了？一九七二年該學報的主編讀到 我的《蜜蜂的神話》的文稿，要立刻刊登。我回信說不成，因為要交給科斯主編的《法律與經濟學報》。阿爾欽也曾經這樣做：早上十多年，他那重要的《成本與產 出》被《美國經濟學報》取錄了，但跟他老師有關的寂寂無名的文章結集索稿，他就把該文交出去，推卻《美國經濟學報》。原則簡單：有機會傳世一段日子的文 章，在哪裏發表都一樣。毫無機會傳世的呢？最好不多寫。科斯那篇後來石破天驚的《社會成本問題》，一九五○年發表時該學報只印製了五百本。那是《法律與經 濟學報》，當年行內的眾君子一般沒有聽到過。
文章要傳世三幾十年是很渺茫的事。上蒼有知，我們很難在事前判斷怎麼樣的人要有怎麼樣的天賦 才能寫出足以傳世的學術作品。需要碰巧的成分很大。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品味作判斷，加上可以持之以恆地追求。另一方面，事後孔明，我們知道傳世一段長時日的 作品一般有如下三項特徵：一是有內容、二是有趣味、三是有真理。譁眾取寵不可取，我自己有偏愛的是思想有點難以形容的新奇，即是中國人說的有點靈氣。可惜 的是，創造一些新術語可能傳世一段頗長的時日，惹來創造術語的人不少。
我貶低以數文章多少作為衡量學術高下這個準則，源於爭取國際學報取 錄主要是講規格，或講形式，而內容大有深度的，學報的編輯與評審員一般不容易看得懂，或不會多花時間考慮。沒有戴維德作編輯，科斯不會寫出他的《社會成本 問題》。沒有科斯作編輯，我不會花幾年才寫好巴澤爾認為是他讀過最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該文難讀，一般的學報不容易接受，但科斯知道那是我想了幾年的 作品。自然科學應該比較中肯吧，但他們那邊也認為數文章多少為禍不淺。
《美國經濟學報》又怎樣了？一九七二年該學報的主編讀到 我的《蜜蜂的神話》的文稿，要立刻刊登。我回信說不成，因為要交給科斯主編的《法律與經濟學報》。阿爾欽也曾經這樣做：早上十多年，他那重要的《成本與產 出》被《美國經濟學報》取錄了，但跟他老師有關的寂寂無名的文章結集索稿，他就把該文交出去，推卻《美國經濟學報》。原則簡單：有機會傳世一段日子的文 章，在哪裏發表都一樣。毫無機會傳世的呢？最好不多寫。科斯那篇後來石破天驚的《社會成本問題》，一九五○年發表時該學報只印製了五百本。那是《法律與經 濟學報》，當年行內的眾君子一般沒有聽到過。
文章要傳世三幾十年是很渺茫的事。上蒼有知，我們很難在事前判斷怎麼樣的人要有怎麼樣的天賦 才能寫出足以傳世的學術作品。需要碰巧的成分很大。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品味作判斷，加上可以持之以恆地追求。另一方面，事後孔明，我們知道傳世一段長時日的 作品一般有如下三項特徵：一是有內容、二是有趣味、三是有真理。譁眾取寵不可取，我自己有偏愛的是思想有點難以形容的新奇，即是中國人說的有點靈氣。可惜 的是，創造一些新術語可能傳世一段頗長的時日，惹來創造術語的人不少。
我貶低以數文章多少作為衡量學術高下這個準則，源於爭取國際學報取 錄主要是講規格，或講形式，而內容大有深度的，學報的編輯與評審員一般不容易看得懂，或不會多花時間考慮。沒有戴維德作編輯，科斯不會寫出他的《社會成本 問題》。沒有科斯作編輯，我不會花幾年才寫好巴澤爾認為是他讀過最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該文難讀，一般的學報不容易接受，但科斯知道那是我想了幾年的 作品。自然科學應該比較中肯吧，但他們那邊也認為數文章多少為禍不淺。
從西方的思想史衡量，我們知道算得上是經典的思想範疇，其發展一定要有世事或現象的啟發，加上有適當人才的組合與思想自由的氣氛。跟藝術發展不同，足以傳世的思想創作不需要有富裕的社會環境。歷史從來沒有說文章鬥多對思想傳世有助。
從經濟思想那方面看，要寫出一篇足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一個聰明才智的學者窮畢生之力不一定可以辦到。要講碰巧。我自己非常幸運，因為寫博士論文時碰中一個大巧：一腳踏中合約結構與合約選擇，走進了一個沒有人到過的新天地，跟着一路走下去。可能還需要的是老師阿爾欽給我的評語：說他沒有見過另一個學生像史提芬那樣，可以持久地拚搏。我的經驗說，走進了自己的天地，持久地拚搏大幅提升了不斷碰巧的機會。
評中國的大學制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