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流行說「權力的任性」，比用「專制」描述傳統中國和今天中國，更鮮活貼切和高層次。「任性」兩字甚具個人及文學色彩，「有機」貫通渾冥的文史哲和固硬的政治管治實務，當今之世可能只剩下中國有這種由傳統到現代不絕如縷的人文特色。
貪污和反貪的兩軍對壘，是「權力的任性」與「權力的任性」的膠着。回歸後中國治港，也是龐大「權力的任性」的天經地義長驅直入和擴散，港人脆弱的多元理性節制，有理沒用、無能為力；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後，中港關係張力升級，以行動互相傳遞訊息。
百多年，香港本質上就是水貨客出出入入的自由世界，英人把無序變有序，如今中國收回香港，有序竟漸失序，似「返祖」失向。殖民地必然是「權力的任性」，但英殖相對自覺權力的局限和代價，有自制，也較「唯物主義」觀察「被殖」者個人大眾的反應，知其所止，香港遂成為一個以個人自由自主為基礎的自由秩序社會。
英國文化中，權力和利益都是交換品，自我放縱和傲慢的arbitrary power是貶意詞。中國文化中，權力絕對化，集體主義之下沒個體，一人代全民的「天縱英明、天威不可測」趨近arbitrary。中國對港（和對率土之濱的「皇民」）要全面管治，要港人思想感情、物質精神、身心腦「全面回歸」，中港之間卻連一個物流供需、集散的局部流量波動也不能調節好，磨損香港的功能性和人文內容。
李克強十八大四中報告講的國家民族治理技術的清單，是幾千年的中國理想，真真假假難確定實現多少；百多年香港最着實在做，而且是落實到個人身上自主自治自動在做；但這些做法不是源於領導、不是受上層感召，沒有體現中國的「全面」主權，有「脫離╱離心」傾向；自由自主自動等於冒犯權威和權力，必須叫停、改造，接受中國「再指揮」。
三十多年前開放改革一開始，中國官民總是問：「香港資金完全自由，為什麼不怕跑光？」他們忘了，周恩來五六十年代愛講「來去自由」，只有可以「去」、才會有人「來」；把決定權放在個人，才是服從（「必然王國」）的客觀事物和客觀規律、接受檢驗，集體和體制才能健康發展和運作；如果開放而沒人「來」，等於傳達「體制出問題」的訊息；單靠組織權力關閉出入和維持秩序，等於封閉問題和扭曲訊息，觀點、知識與意識在權力籠子裏打滾和近親繁殖，集體體制日久必積壓問題和內腐。
開放改革後，中國的資金和人口比以前自由流動，出入運轉，生產力和競爭力大爆發。但人類的歷史錯誤又不斷重複，中國要港人身心腦「全面回歸」，但不是把決策權下放到個人，由個人自由自主自動自覺，而是像四五十年前對資金那樣靠組織權力行政手段指令，不得不從。這又一次由掌權者「唯我正確、專政」，由上而下壟斷、禁閉問題、訊息和話語權，摧損百多年在中國邊緣離散建構的多元理性香港體制。
處理不好香港在百多年在中西人流物流文化流大進大出中、賴以為生的水貨本業，突顯中港關係和問題蘊含不少中國內部和中國與現代世界根本深層課題。二百年來的幾千年未有變局，「中國問題」不但是中國內部問題，而是中國與世界的世界問題，不但是政經財金外交軍事問題，而是全球環境人類文明前景的問題。
中國和世界百多年沒有全面、深切和抽離日常政經財金外交軍事課題、跨越中外古今總覽人文全景觀。如今中國走出去，不斷被質疑中國對世界（和對中國）有多大全面、正確的認識和認同，能不能在人類新舊思維和新舊課題中校準座標和調整路向，能不能為人類承擔什麼責任、提供什麼普世人文論述和前景。
五百多年來由皇權神權漸變轉向民族國家，拌以知識、經濟和科技爆炸的大國崛起，無不虛心務實有效從他人經驗和事態中學習，但仍大片殘缺和歪路而致災難頻頻。中國沉溺於五千年單元自生文化和專制「自成世界」、不假外求，並非開放虛心務實有效的學習者，更亟須全面、正確認識自己和現代世界，早為之謀。
周有光說「中國不應由中國看世界、應由世界看中國」。二百年來生死存亡間，中國一切「由中國看世界」、凡事的集體主義和本體主義本能反應是「以我為主」，往下中國必須跳出單元「唯我」無限渾圓封閉體，更多「由世界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