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為了說些權力來源中聽或取悅領導人的話，不少獲北京賜以一官半職的老香港，不知是為 了引起京官的注意還是因京官的授意，在「適當時候」便會站出來說些對港人而言只有「擾亂視聽」效果的話；已經充電重生的港英舊臣，當過教育統籌局局長、常 任秘書長、廉政專員、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及人大代表的羅范椒芬，便是此中翹楚、今朝顯貴。
回應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就「香港青年對國家了解不足」的批評和要求對香港人「做好人心回歸工作」的提 議，范女士把「天下之惡」歸諸香港的教育制度。可是，尋根問底，令這一代莘莘學子「在一個沒有歷史、沒有根的課程框架下成長」，罪魁禍首卻正是范女士（起 碼她要負上很大部分責任），引Ms Yu在十五日《立場新聞》發表的《當初是誰幹的好事？》，教育統籌局（二○○七年起改稱教育局）在二○○○年取消中國歷 史為必修科，此舉成效甚著，以修讀中史科的學生因此大幅下挫，簡略的統計顯示，一九九九年的中學會考，報考中史的日校考生逾三萬，其後連年下跌，至二○一 四年同一數字只有六千五百多人。由於政府的「不重視」甚且把之從必修科名單中剔除，報讀和報考有關科目的學生持續萎縮，相應地，香港青年人對我國豐富的歷 史認識不足，是構成現在他們對國家缺乏歸屬感和沒有認同意識的關鍵因素。非常諷刺的是，范女士對她當年的決定及貫徹這項短視錯誤的政策，至今不僅沒有幡悔 和詳細檢討，反而擺出一副與她完全無關且加以鞭撻的姿態！
為了配合領導人的訓示，范女士於兩會期間，公開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在師訓過程中加入國情教育，例如要求準教師往內地大學讀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執教的基本條件」，她並強調此舉在於讓學員「理解管治大國的困難、複雜」，惟有如此，「才會產生認同感和同理 心。」范女士的看法大有道理，她說︰「教師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也要裝備自己，對國家及香港有全面客觀了解；而現時教育（局）及大學，並無有系統的 制度介紹國家的方方面面……」她因此要在港進行再教育，「將來有人提出疑問，便可有思考框架，對理解政策有幫助」。以范女士的地位，說這些話，仍然招來 「進步教師同盟」的批評，指她「干預教育事業，更是對本港師訓機構和大學教育的貶抑及不信任……，是一種威迫與利誘」。不過，平情而論，有如當局應該重新 把中史科納為必修科一樣，準教師和大學生上國情課，以至「所有大學生應該往內地交流」，在香港與內地融合之日日近的情形下，上國情課認識祖國的，不應只限 於準教師和大學生，全港市民尤其是中小學生都應有這種機會。事實上，在前朝末期，港府已定期派遣官員北上清華聽課（受訓？），如今有更多港人參與，是很自 然的趨勢。可是，范女士之流的有關說話，「指示」的意味甚濃，沒有留下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空間，那份「強迫性」衍生的洗腦氣氛，亦就令人心底發毛了！
二、
不過，在香港人響應范女士「號召」北上充實自己之前，內地必須首先梳理出一本與歷史 事實相符的「國情讀本」，生活在香港這個開放的社會，特別是「識字分子」，都不會認真看待按照「上意」或「黨的需要」而被篡改的歷史，那等於說要港人學習 一本滿紙偽史、假話連篇的國（黨？）情，只會收到反效果。
關於修改歷史，並非中共或國民黨的專利，而是深植國人基因之中的元素，有文字記載的三四千年俱如此。四 十歲便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丁肇中教授，去年十月中旬應邀到上海中歐國際商學院發表題為《我所經歷的物理實驗》的演講，當中提到他的學習經驗，據十月二十五 日本報引述內地《澎湃新聞網》的報道，丁教授說他「小時候對中國歷史非常感興趣，常常考一百分，後來我發現研究中國歷史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很不容易 發現真實情況，中國一改朝換代，第一種事就是改（寫）歷史！」歷朝統治者都為自己塗脂抹粉、去惡揚善，這種美化自己的慣性，到了掌握絕對權力（槍桿子金錢 一把抓）的中共，為了彰顯其一貫正確絕對正確的領導，對史實動大手術，已是連當權者亦不得不默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教開放且有機會通過不同來源了 解史實的香港人心誠悅服地接受內地的一套呢？筆者的答案有負有正。負是指不相信固大有人在，正是指相信者亦頗不乏人。顯而易見，前者是有批判思考的人，後 者則相信中共一切正確！十分明顯，更多的人北
上「取經」的結果，必然是造成香港社會的進一步撕裂。
不但在「國情」上進一步分化香港，由於內地對網絡有多重管制與管理，北上「學習國情」的人，尤其是年輕 一代，他們在內地只能享受有限度的網上資訊自由，對祖國原本一片忠心的會有二心，對祖國本來便沒好感的只會更疏離……。在內地未能在「國情」上忠實反映事 實，並在和思想自由上與「國際標準」不太離譜的情形下，任何鼓勵港人北上學習取經的主張，作最樂觀的推想，效果是有利有弊而肯定不能達到范女士所預期的目的。
三、
鄭家純和羅范椒芬以及他們的同路人長期以來在香港散布的言文，目的無非希望港人「歸心」，效忠祖國，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正確且可取的，問題是中、港（內地與香港）須有誠實真誠的交流和可靠的「教材」；若非如此，只要香港仍是一個面向世界的自由城市，一切努力均屬枉然。
美國政治學者艾利思在《面向國旗》（R.J. Ellis: To the flag: The Unlikely History
of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一書，對為什麼美國國會於一九四二年通過法例採納貝爾拉米（F.J.
Bellamy, 1855-1931）牧師早於一八九二年草就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當年因大量歐洲移民「心懷故國」，無論在言行上以至崇拜上帝的儀式上與土著頗有差距，遂令這位波士頓浸信會牧師（因同情窮人有 「社會主義者耶穌」〔Jesus the Socialist〕的綽號）撰寫全民遵行、效忠美國的「誓詞」，使全民歸心。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這數十年來「誓詞」數度修改，一九五四年的版本為「我 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的共和國—上帝之下，未可分裂之國度，自由平等全民皆享」。但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大法官古德溫（A.
Goodwin）在一宗官司中判不肯讀出「上帝之下」的被告勝訴（這宗官司促使艾利思寫這本書），因為這有違主張信仰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包括禁止 國會立法妨礙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宣誓效忠國家，在美國早已成為例行公事，國會（及各級議員）、政府部門、部分私人機構以至各級學校於典禮或每天早 課，都有宣讀「效忠誓詞」的儀式，但如今不僅「上帝之下」因「異教徒」不同意而刪除，許多學校亦不再堅持此一只徒具形式而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宣誓」。不 過，即使如此，有誰能說美國人不愛國？！
效忠一國本來不難得到港人認同，可是，當黨等同國家的時候，黨的主張與國策便分不清界線，在這種情形 下，香港人便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噪音」！如今香港和內地一樣，同是「多事之城」，有太多更具建設性的事待我們去完成；「國情教育」的確非常重要，但目前強 制性推行，時機似乎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