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雪瑩
要動筆寫本月 「城記」，題目多得叫人頭痛。光是這幾天在香港發生跟城市研究有關的熱話，隨便數已有四、五件。最後我捨旅遊業（自由行）為城市帶來的問題、民建聯鍾港武 「成功爭取解決露宿者」而選談小販和夜市，應節之餘也因嘴饞。小販是基層謀生的經濟活動，符合左翼理論，同時一些經濟右派也認為讓小販經營是鼓勵各大小型 企業競爭，切合自由經濟。這些經濟主張我不必重複，今天我們來談為何小販如此叫現代城市害怕？小販與現代城市如何共生？
祖母曾對我說當年戰亂從大陸來港後，當時我爺爺的父母就是在木屋區和七層大廈樓下賣豬骨粥和炒麵為生。誇張一 點說沒有熟食小販就沒有今天的我在寫小販的故事。而我相信這個小販故事跟穿珠仔養大一家幾口一樣絕非例外。小販這類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在發展中地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角色。這些不受政府完全監管並在非指定地點發生的經濟活動如街頭經濟，除了是發展中國家的弱勢社 群的生計外，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下所產生的常見現象。尤其是當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社會福利時，非正式經濟令城市的貧窮人口得以維生，人人有工 開更有助維持社會和政治安定。另一方面，當基層人口也可以是企業家，雖然要承受的風險較大，但卻比打工更有彈性，掙的錢可能更多，帶來更大的潛在社會流動 性，甚或一代傳一代確立「家族企業」。
「生活」再非「現代城市」功用
時至今天當香港政府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時，我們卻
逐漸摒棄當初一代基層市民賴以維生的小販活動。這種思維在很多社會科學皆有觸及，簡單而言就是將小販由基層經濟活動和維持社會穩定，重新演繹成混亂、落 後、危險、不合衛生和跟附近交租的商戶不合理地競爭。地理學者將二戰後歐美城市的管理模式改變描述為由管理式（managerial）轉向至企業式 （entrepreneurial）。管理式城市在西方社會有其歷史原因，特別是在戰後英國百廢待舉，工黨政府上台，政府着重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及至新 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捲至，政府採用的是新的管治（governance）策略，着重以公私合營或以私有化方式提供公共服務，並為了應對全球化下資本流動 性極高，忙於以各種手段為城市吸引來自境內或境外的流動資金。這項策略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城市的主要功用不再是生產、工作和生活，而是能吸引本地或外地投資 的磁石。實踐起來的辦法有很多，包括建大型商場、體育館、文化設施、博物館、會議中心和摩天大廈，總之城市應當展現一種吃喝玩樂投資旅遊者都感到安全、刺 激、創新的地方。城市不再是供本地人生活的城方，更是用來推廣的一種商品。
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威？
這裏暫時無意引申出一種近乎 本能的道德批判，我也懷疑香港是否曾經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管理式城市，我們似乎直接由發展中地區搖身一變成企業式城市了。不過儘管如此，有時市政府對非正式 經濟也能採取比較彈性的管理手法。2000年以後英國城市研究提出「都市復興」（urban
renaissance），特別是在一些因去工業化而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人口減少、建築破落的老城市，開始鼓勵小販進駐為市中心帶來生氣；一些城 市亦意識到當土地用途過分單一，如商業區夜晚無人，純住宅區日間冷清，一些區域在每天指定時段了無生氣，也慢慢接受發展晚間經濟（night
time economies）。學者Jennifer Robinson提出「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打破以西方「現代」都市作為城市發展藍本的單元﹕是否一定所有城市都要爭相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夠威？她提醒當決策者留意到 個別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就應避免未審先判地論斷非正式經濟一定會對自己的城市不利。
所以當香港由發展中城市一躍而成「企業式城市」，努力改
造自己面貌希望獲得跨國（或者更準確地是來自中國的）資本青睞，我們對市容的想像就是秩序、明亮和先進，小販這種難以規管的經濟活動代表着不確定、髒亂和 落後，是要「嚴厲取締」的。當然我們不可以太「離地」一味歌頌小販，有說深水埗居民向民建聯投訴擔心滾油安全、噪音和垃圾問題等，這些實在的問題是否不能 解決？另一方面，香港人把台北當成後花園，去夜市掃街更是指定動作。台北的夜市有滾油噪音和垃圾問題嗎？當然有，要不然前年師大夜市便不會幾近停業。
警察小販的默契
最 多遊客前往的台北士林夜市成形於70年代，至2007年台北市長郝龍斌決定重建士林夜市，2011年完工將夜市攤販遷到大樓內方便管理。台灣輔仁大學的邱 啟超博士就士林夜市的管理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一篇甚為好玩，他將台北市警察和士林小販之間的關係比喻成一種有默契的好戲，並認為這是現代企業式城市與小 販共存的一種方法。我們不必把台灣浪漫化，台北市政府亦是意識到夜市是它們旅遊業的重要資產，郝龍斌就曾對紐約前市長朱里亞尼開宗明義說，台北需要更好的 管理小販以吸引本地和外來投資。當夜市大樓建成後有牌小販遷入，但一些無牌攤販依然佔據大東路和大南路的店舖外的範圍。管理當局認為雖然要「打造現代都市 面貌」，但同時亦要對無牌攤販有點容忍，畢竟近年台灣經濟不景，年輕人失業率高企，攤販也是選票的重要來源，而且遊客對街邊攤販的情意結並非室內市場可以 取代。
邱啟超博士認為其實警察和攤販的關係並非你死我亡。警察除了要實際維持治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令人感到安全；小販亦要擺出一副 現代文明的模樣，於是兩者只要合作上演一場好戲便能各取所需，為自己經營美好形象。警察要面子希望感到受尊重，小販亦要給予顧客信心。於是邱博士使用社會 學家Goffman著名的「劇場表演」理論來解釋每天上演的走鬼戲碼。警察不會在夜市最旺時巡邏，小販亦輕裝以手提行李箱上陣，一旦知道警察迫緊便趕快收 起箱子混入人群中。警察見小販畀面不會在他們面前太猖狂，便懂得隻眼開隻眼閉。
這種隻眼開隻眼閉方針背後的是一個大問題﹕都市管治是否可以
在懲罰性的控制和毫無規範的兩個極端之間中間落墨？士林的例子似乎是一場有默契和共生關係的畀面派對，那麼這種對於非正式經濟的中間落墨，是否可以因地制 宜逐漸制度化？現代化都市藍本是否不只得一個？而士林夜市的管理其實並不只攤販和警察兩方，攤販也分流動和固定，有牌無牌，在檔口前或檔口本身，這些本身 已是一種在地的權力關係和組織，即使沒有警察和政府的介入，這麼多年來也有着一定的討論和理順空間使用的機制，當中一定未臻完美。政府如果介入必須深入了 解這些機制。
香港夜市會出現的噪音、垃圾等問題是多種土地用途混雜在一起的結果，但如果將土地用途分得清清楚楚，住宅區商業區購物區毫不相 干，城市並不會變得更可愛。西方城市發展的經驗已經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慘痛教訓。忽發奇想，如果小販有商會，可以申請勞工保障，要入會交清潔費用，或者照樣 以噪音條例管制小販，無噪音便繼續經營，不知是否可行？這些實際操作就留給說要「嚴厲取締」小販的食環署，因地制宜學習與小販共生，學習「尋常城市」的精 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