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雨傘運動是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的話，那麼香港大學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則意味着給民主政團的一次體質轉變的契機。一個大學的學生會的投票，表面看來不是那麼重要，但經多日來細想，覺得也許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輕視了。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吸睛，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 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 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 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 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 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 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 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 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 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 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 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 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吸睛，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 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 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 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 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 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 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 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 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 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 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 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 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