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7日星期二

李怡:港大退聯應引發所有民主政團思考



如果說,雨傘運動是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的話,那麼香港大學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則意味着給民主政團的一次體質轉變的契機。一個大學的學生會的投票,表面看來不是那麼重要,但經多日來細想,覺得也許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輕視了。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吸睛,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 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 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 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 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 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 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 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 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 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 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 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 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