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雅明
聽著收音機，都在講《香港民族論》，講《學苑》是港獨份子，但眼前《學苑》編輯室書櫃放的卻是《鄧小平文選》、《黨的建設七十年紀事》、《馬克思主 義導論》，曾幾何時，其實《學苑》好紅。今天批評我們的劉迺強、陳文鴻、王卓祺，也曾在《學苑》辦報，也有過理想。其實，將現在《學苑》視之為港獨，從前 的《學苑》視之為國粹，真的簡化了事情。《學苑》是最自由的天地，每個編輯也有自己的想法，根本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老鬼干政」，有的，只是一群有理想 的青年，在編輯室遨翔不同思想領域，觀點往往惹來非議，其實，不過是因為早慧的少年看得比別人前。以下我所寫的不是理論文章，更不要視之為「《學苑》思想 史」，只是將我所知的、感興趣的寫出來，希望藉此勾勒出《學苑》的思潮變化。
火紅《學苑》
記得在尖沙咀派發六四紀念特刊時，一個老人家跟我說：「你知不知道當年你們《學苑》好紅？」現在回想，再紅也不及現在紅，只不過此紅不同彼紅。七十 年代，所謂的「火紅年代」，《學苑》確實刊登很多認識中國的文章，甚至有激烈社會主義主張的文章，當中有些是現在知名的愛國人士，如陳婉瑩，劉迺強，崔綺 雲……這些人現在都位居高位，部分有黨派背景及職位。現在看來，很容易認為當年這些人是受中共統戰而在《學苑》工作的。不過，在訪問程翔及黎則奮時，他們 都說事實未必如此。七十年代，香港仍是港英殖民時代，覺醒的大學生都不滿殖民地的奴化政策，首當其衝一定批判殖民地，對遙遠的中國有曖昧不清的好感。當時 四人幫的社會主義政治修辭吸引了一些香港大學生，甚至西方學生的同情，青年對中國又多了一重好感。可是，因為當時中國鎖國，不容易得到中國的資訊，只有通 過搞中國週、閱報、新華社搞的旅行團，才能得到中國的新消息，對中國的認識根本不全面。大學生對中國的了解及熱情又有可能出於對時事之關心，未必與政治工 作有關。不過，據程翔所說，他們當時會參加一些讀書會及講座，雖然沒有入黨的意思，但那些讀者會的講者或導師有沒有政治目的，不得而知。去年十月，《學 苑》請李怡先生來港大擔任時政主講嘉賓，他說：「當梁錦松還是學生的時候，來過港大講座，如中國週之類。當時，我是一個青年導師，後來回頭看，原來是一個 青年誤導師。」在那「火紅時代」，有時也分不清是理想，還是政治目的，也可能是有理想的青年，卻被黨利用。
當年親共的港大學生少之又少，六七暴動後，「左仔」更不敢在大學張揚，曾鈺成當時在港大是相當低調的。《學苑》的親共學生已算相當出位。他們當年是 少數份子，是被邊緣化的一群，不能以今天親共學生仗著權勢橫行等同視之。比起權力，他們更可能是因為理想而相信社會主義。新儒家大師牟宗三曾說：「三十歲 之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四十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七十年代，二十歲的青年相信社會主義實在不足為奇，大家佩服的練乙錚先生曾幾何 時也是毛派。不過，當年那些左派，可能會講理想，現在，不過權和利。
大中華與本土
今天，大中華及本土的爭議十分熾熱，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六十年代末，在《學苑》也有過類似爭論，能窺見日後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野源頭。一九 六八年，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及劉迺強合寫的〈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在《盤古》刊登，和應「回歸運動」的建議。他們肯定了「回歸的主 體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巨大民眾和土地」, 最終要「在個人心理和符號層次上回歸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而且「回歸運動」不止於討論，亦要轉化為行動，走人群眾，令人「認識祖國」。後 來，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學苑》刊登了陳婉瑩的演講辭，提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北京政府一定要收回香港」，「要從根本解決香港的問題，香港 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香港是鴉片戰爭以降的屈辱象徵，『香港人』、『獨立國』等論調正是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陰謀下的產品」。這些後來被稱之為「國粹 派」的港大學生是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憧憬，也認為香港的出路是社會主義。現在看來，這些政治主張的激進程度不下於今天主張港獨。
我們在網上或遊行示威上經常看到這個口號——「我是香港人」，「香港人」三個字如血液在身體流動。「香港人」被視為「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陰謀下的產 品」現在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即使大中華主義者也不會否認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不過，六十年代，確實連承認「香港人」身份也會惹來非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學苑》刊登了一篇筆名為耕耘所寫的〈我是個香港人〉，寫到「不過，話也得說回來：直到最近，我才承認自己是個『香港人』。十多年來，我一直不喜歡香港。 我曾經熱愛中國。我也曾認為：『香港人』是個十分侮辱的稱呼。」繼而又指自己用中英夾雜的「香港文」，其實又談什麼愛國。耕耘結語用英文寫道：「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I realize I value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much more
than a strong national sentiment, that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 」，「Yes, I am no longer patriotic. Say what you
will, call me names if you want to, but I would still be the first one to admit
tha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kiss a map of China hanging on the wall. It is not
that I’ve forgotten China. I never know China. I have nothing to forget. 」耕耘的文章不談什麼大理論，只是講主觀情感，卻被幾篇文章攻擊。其中〈給「我是個『香港人』」看病〉，指「有沒有香港人？嚴格說，沒有。祇有『香港公 民』的香港，沒有『香港人』的香港。」，「有『香港文』這回事嗎？制造一個『香港文』的觀念，背後的意思好像是：香港和英國，和中國，都沒相干。香港有 『香港文』，正如日本有日本文，英國有英文，法國有法文，越南有越南文，德國有德文，香港和其他獨立國，地位相若。香港的地位，很像一個獨立國家。香港 要……。」，「香港是殖民地，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遲早要歸還中國，耕云君如果含義要獨立香港，請回家發白日夢吧！」。這些爭論有點似曾相識，尤 其在別人批評《香港民族論》時，不是用同樣的批駁嗎？
這樣的爭論原來早在四十多年前已經出現。「身份認同」精要在「認同」二字，「認同」是主觀的、帶有情感的，可是從前跟現在一樣，直抒胸臆，往往政治 不正確，不容於社會，由當年耕耘承認自己是香港人到今天王俊杰承認自己支持港獨皆如是。在此值得一提，主流關於香港人身份的理論也只是概述，身份認同與個 人經歷有密切關係，難以一概而論。好像主流理論說香港人身份起於六七暴動及麥理浩的民生改進工程，但程翔在訪問中就說自己在七十年代大學時也不認同「香港 人」身分，因為曾被英國人欺負，覺得香港人是帶屈辱的，寧願稱自己為「海外中國人」。吳俊雄就說自己在八十年代初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不認為自己是香港 人，似是無根飄泊。
先打一下岔子，其實耕耘是誰呢？當年的編委幾乎都用筆名，現在實在無從稽考，但有趣的是，耕耘是陳婉瑩、劉迺強、許仕仁下一屆的，想必當年編輯室有大中華跟本土的論戰。
港大的任務 世代的不同
一九七零年及一九七二年，時值港大六十週年左右，《學苑》兩度刊登宋恩榮的〈為中國而立﹣港大的回顧〉，反思港大使命，認為港大是「為中國而立」 的。一九四九年，「當時邊界封鎖，香港與中國的交通斷絕，『為中國訓練人材』，變成了荒謬的空談。」，宋恩榮視之為港大的精神失落。在結語中，宋恩榮問 道：「港大究竟是為誰存在？是為了香港？中國？東南亞？是為了無國界的純學術研究？」，而結論是：「我們從歷史看到港大的使命，與香港的使命，有不可分割 的關係。從一八四二年到現在，香港一直是外界與中國接觸最方便的地方，一直是全東南亞最現代的城市。香港對中國，對東南亞，都有極強的沖擊。正因為香港是 如此獨特的地方，港大有必有獨特的使命。」
四十多年後，港大成立一百週年，在二零一三年，《學苑》編委再反思港大使命。王俊杰在當年八月號寫了〈百年港大 為誰而立？〉，批評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想法，繼而指出「港大百多年來率先達致的成就卻是為香港而立，多年來孕育出無數學者及專業人材。諷刺的是，為香港 而立此重大意義卻從未被強調重視。從歷史窺探港大的使命，香港大學與香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他又認為「若說今日港大仍肩負為中國而立的重責，那必的是 一個主權在民的中國，絕非中共操縱的『國』。」簡而言之，那期《學苑》批判了上一代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想法，進而得出「為香港而立」的答案。
這個批判及其結論並非偶然，乃因為本土意識在香港年青一代興起，對「為中國而立」的批判，其實是反思上一代的大中華主義，整個批判是立足於本土主義 的。其後，因為馬斐森接替港大校長一職，遭陳婉瑩等批評，因此又延續了港大使命的爭論。陳婉瑩寫了〈港大不能在時代的責任前面退卻──我對下任校長候選人 的看法〉，提到「港大面對的挑戰和機會，正是面對變局，為港大定位、對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提出新思維，進而為中國的發展有所貢獻。」這是陳婉瑩自七十年代以 來一貫的大中華立場。我進《學苑》前，發表了〈陳婉瑩教授誤讀了！〉一文，反駁陳婉瑩，延續了這場論戰。其實，同是《學苑》編輯，對港大使命有截然不同的 看法，背後反映的是大中華走向本土的思潮演變。歷代編輯意見針鋒相對，想深一層，正常不過，若然隔了幾十年意見還一致，時代就沒有進步了。
新左 民族 港獨
現在特首公開批評《學苑》談港獨，煞有介事的，其實大驚小怪。一九六九年二月，《學苑》一篇署名華秀的文章〈從難民到香港獨立〉就主張過港獨，文章 這樣寫到「但我們所謂知識分子談起香港獨立，立刻的反映就是『不可能』。不過我們不妨撫心自問，這個『不可能』的意思許多的只是：『原則上這是最好不過的 事，只是有嚴重的技術性困難，不可能克服，還是不談也罷。』……總之，香港如要跟中國連在一起，只是感情要求，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獨立是最好不過 的。」《學苑》的思想應是最前衛的，無所不談，沒有談過港獨才奇怪呢！不過，最奇怪、最令人詫異的是這篇文刊登在許仕仁、陳婉瑩、劉迺強當編委那一屆，現 在劉迺強還批評我們刊登港獨文章呢！
在《學苑》歷史上，理論談得最多的不是民族論、港獨論，而是新左派理論；現在這些理論有時被稱之為「左膠」理論，當年卻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學理 論。現在，還有大學社運圈子喜愛談這些理論，但水平也不及1979年吳俊雄那一屆所做的。七十年代，社會派的編委花許多篇幅談新左理論，去到1979年， 吳俊雄那一屆，學術理論探討去到顛峰，那一屆出了幾個現在知名的香港學者，包括吳俊雄、呂大樂、陳弘毅。那一屆，主要探討馬克思主義，由傳統馬克思主義到 法蘭克福學派，也有新左的文藝批評，每篇都洋洋灑灑上萬字，大多是吳俊雄寫的。當中也有馬克斯主義以外的，如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吳俊雄在訪問中透露那 些文章大多是陳弘毅寫的。
現在的編委大多對學術理論敬而遠之，也沒有像當年吳俊雄他們那樣在編輯室日夜鑽研學術理論，學術底子不夠紮實，這是新一代編委該要汗顏的地方。二零 一三年，梁繼平那一屆，有一點改善，他喜歡讀社會學理論及政治理論，希望文章有學術理論作基礎，不流於侃侃而談。這是其中一個原因後來結集出版了《香港民 族論》，希望以學術為基礎深入探討香港民族。讀理論而不流於空談，搞學運而不失去方向，《學苑》是要做、應該做這種論述角色。
不老
最近，受梁振英批評後，看到媒體上出現了一些《學苑》從前的編委，我一邊在圖書館讀著他們寫過的文字，一邊想到他們現在的講話。當年意氣風發反共的 《學苑》總編輯王卓祺，今天當了官，否定了在《學苑》時的自己，指自己當年是「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走筆至此，我想到了二十六歲的胡適寫下的 《不老》，他說少年人應該問自己：「我們到了六、七十歲時，還能保存那創造的精神，做那時代的新人物嗎？」曾經，我們都在《學苑》編輯室神采飛揚地寫著自 己相信的文字，懷抱外界認為不顧現實的理想，現在，我們應當問自己，幾十年後，我們還能保存在《學苑》時的創造精神，做那時代的新人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