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添馬男: 野心時代



Evan Osnos曾是《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記者,並獲普立茲新聞獎,現在為《The New Yorker》駐京記者,去年他首次出版關於中國的著作"Age of Ambition",獲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此書是他近年在內地採訪不同領域人物,如藝術家艾未未、作家韓寒、傳媒人胡舒立、經濟學者林毅夫、憤青領袖唐 杰,也有普通小人物。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主題,無論是追求個人財富、自由或信仰,都必然地碰上了黨的集權體制,同這個控制體系產生磨擦、對碰。作者認為 「野心」二字可以概括這個扭曲荒謬的中國,除了普羅大眾實現個人野心外,也有黨國集體野心。

習近平掌權後最大的動作,除了反貪打大老虎外,便是搞意識形態工作,由反憲政民主、普世價值開始,防止人民長期受不良意識所滲透,最終出現了蘇聯戈爾巴喬 夫一聲令下,共黨解散,竟無人反抗的局面,紅二代保江山是胡溫江朱時代均未見。香港,注定了在這十年間成為磨心。曾幾何時,我們相信自己的現代社會核心價 值,最終反過來影響內地,實現「第五個現代化」,這種大中華意識,今天成了一廂情願、「儍佬膠人」。其實,中港分歧從來都存在,香港是由內地難民組成,如 果真心信任共產黨,又何必冒死偷渡來香港,鄧小平當然明白。問題是今天中國已非1984年的中國,GDP翻了幾番,官方宣傳強國夢,人人都真的相信中國已 崛起,中國人口眾多,從經濟總量而言,即使當了全球第一,若不問人均所得及收入差距情況,最終不過是自欺欺人,但無論如何,今天由領導人到城市中產,都自 我感覺良好。

香港地位變化,不在於經濟角色,內地經濟起飛是江朱年代,融合推動快速在胡溫年代,習上場至今,中港經濟關係並無大變,香港地位之變,在於其政治角色。正 因為香港英治時代留下自由文明,與普世價值掛鈎,對內地變成了防範警惕對象,六四後「和平演變」論由此而來,但江之應對是被動「井水河水論」,你們支聯會 在維園搞燭光悼念,不要搞到我們內地來,這成為了九七後雙方共存的默契。坦白說,由八九至今,有多少人真的會回內地搞「顏色革命」、「和平演變」。但隨着 互聯網資訊自由,內地要警惕的已非香港政治組織,而是香港作為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代表的形象,在內地所起的示範作用。

梁振英個人政治野心,也只有在這種「反普世價值及公民社會」背景下才產生作用。將爭取公民提名、雨傘運動扣上港獨帽子,內地自由派、維權人士、知識分子也 會「敬而遠之」,捧港獨、誇大龍獅旗勢力,當然是一場陽謀,也充份顯示梁「政治敏感度」夠高。習近平當然不會細讀《民族自決論》或學苑文章,但他會看梁呈 交的政治報告,知道他正奮身對抗洶湧而來的港獨勢力,此舉自然討得主人歡心。

香港之悲劇,在於民主發展關鍵時刻,處身於「野心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