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杜可風《香港三部曲》製作團隊
文__阿離
「你們的電影……」
「不！」杜可風截斷記者的發問，敏銳回話，「這不只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
這是著名攝影師、 導演、藝術家杜可風的新試驗。他和年輕電影工作者孫明莉（Jenny）和許志堅（Ken）正在製作的《香港三部曲》，把鏡頭探向香港三代：「開門見山」裏 的小孩、「愚公移山」中的二、三十歲年輕人，以及「後悔莫及」的老一輩。沒有投資者、大卡士、完備器材與人手，一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們在
Kickstarter網上集資，以完成這趟光影實驗。沒有銀金閃閃的市場，卻換來廣闊無垠的創作空間，「有些人籌錢給你拍電影，那些人以為那是他們的電
影，但這一次不同，這次是我們的電影。我覺得很大的差別，是我們一起來完成一個理想」。在捐款者與製作人之間，並非利用剝削，卻是陌生又熟悉的信任，「我 們是大家一起走一條路。沒有上下，沒有老闆。」杜可風說。在這趟過程中，不論是電影人還是香港人躍躍尋找的，是屬於香港的聲音，「這裏是我們的根，我們需
要為這裏多做些事，否則連根都被拔走了。」Ken說。
「我們必須開口，可能我們說的不是很精準，可能我們說的也有一點矛盾，可能我們說的時候也有很多疑問在裏面，但如果我們不開始說，誰聽我們說話？」他乍醉乍醒間，卻是異常精準明確，「我們不開口，就會被消滅了」。
不是政治電影，是人的電影
「我們的電影不是一套政治電影，不是，它是一套人的電影，是人。」杜可風說得揮灑直白。Jenny解釋，在創作過程的核心是人，人的故事、對世界的想望， 散碎回憶，盤根錯節的情感。在無數的相遇交談中，把這些那些一絲絲地從生活世界中擷取，糅合到電影的光暈之中，「好像是一個bottom-up的故事發 展」。「是universal suffrage！」杜可風接口道，興奮的揚起左手，「我們必須脫離這個（電影）制度，這個制度已經腐敗！這個制度永遠在模仿其他的電影，這個制度已經不
是電影，這個制度是一個……一個股票市場」。
歷史走步至此，曾經春光流瀉的綺麗舞台，今日卻成腐敗叢生的空殼，死困着一代又一代人，繼續
勞動着供應一個朽壞制度的新陳代謝。在車馬輾回的十字路上，如果來一個定格，我們能否看見光影背後，靈魂又脆弱又壯麗的聲響？「那三個月我們就冷靜下來， 然後看，我們在哪裏。」杜可風說，「無論是taxi driver、上班族，包括沒有經過金鐘的人，他們都想，OK，我們都在幹嗎？」雨傘運動並非要中止政治、商業甚或交通，「它是說，hey！我們要反省一 下，我們要怎樣生活。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政治風浪，它更像是一個retreat，一次避靜。」手執攝錄機的他，所作的正是紀錄這種由生活深探至靈魂的省 思，如湖泊映現世態異色，「所以不是政治，是一個discovery
channel（大笑）！Finally
we discover ourselves。好靚嘅感覺。We have to celebrate」。
昏亂之世，黑白兩分明，政治帽子無情地扣來擲去，不但嚇煞
了自由的聲音，也貶損了不同思想的價值，「我們沒有政治立場，我們有人生的立場」，杜可風說，斬釘截鐵，「我們是香港人民，我們有立場，是因為我們要生 活，我們要好好過日子」。所謂政治立場，背後更多是一種對生活的渴求，對存在的謙謙追索探問。他說，佔中者的疑問，幾近無法回答，「但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
答案，因為沒有答案。那些問題，那些要求，那些對生活的期待，是最最最重要的，我們希望這電影，也是包涵、討論、接受這些疑問」。讓生活鋪展，讓可能生 花，讓一切的掙扎、討論與問題得到肯定，「唯一的答案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你與人來往的方式，是你對你的政府，你的城市，你的國家的思考的一種肯定」。
「這個（雨傘運動）比六四（事件）還重要，因為這是香港人的一個轉捩點。我們很驕傲，我們是其中一部分。」他經常開玩笑，自己往後很可能因此要搬到新加坡去，「So what！？我們不開口誰開口呀！」
一個城市三代人
電影給予觀者一段距離，抽離而親近，讓最好的光，把生活種種拂揉雕琢得更細膩清晰，把表面無關的事物拼湊牽連，還原共存的狀態，恰似萬物有情。在這個愈發冷
酷兩極的香港，Jenny說，希望以一種較詩意的視覺去反映這個城市的輪廓。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一個好開闊的conversation。我覺得這個所謂的風格，不是我們製造的，是這個過程製造的一種，有味道的東西，是嗅得到的香 港感覺，你真的嗅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杜可風說。電影中的主角，不論是孩子、青年、還是老人，「都是推動我們把這套電影往這個方向發展的」。根據人們所
說，他們會嘗試在電影中擴闊他們的想像空間，創造他們的fantasy。
在第一節的《香港2014——仝人教育》中，電影的鬱沉啞調， 浮泛着孩童們的失落與過早的哀愁。Jenny提到，在訪問之時，「問他長大後想做什麼，很多小朋友都會跟我說，我只是想過一些好平凡的生活。小孩不會很自 然的說這些的，都是老師、是制度，一直令他們失望」。從《仝》片發展到現在拍攝中的「愚公移山」和「後悔莫及」，探視年輕人與老一輩對生活與整個香港未來
的期望，更突顯了兩代異同，與當下最尖銳的「世代之爭論」暗暗呼應。杜可風這個「有皮膚病的中國人」，深明香港歷史，「我這個年齡的，（他們會說）： 『唉，你們為什麼在搞這個東西！』你別忘了，他們是游水過來的，好不容易有一個安分的生活，但年輕人看的是：『我沒有前途，我們沒有將來』」。Jenny
卻有另一番體會，「其實老一輩不少為了自由、為了好生活而來，看到這些東西快要沒有的時候，他們就會爭取」。這城就是吵鬧多音，真實就是多元，「這套電影
希望給人們一個空間發聲，或是想展示這些人的聲音，無論我們贊成還是不贊成，也應該聽。這是一種開放的態度，顯露出人生的複雜性。」她說。
家在那裏，心就在那裏
「我覺得經過這三個月，年輕人會更愛年輕人，我覺得他們會更肯定他們自己。我們看到最美的一點，是一種很大的肯定。」杜可風說，電影中的作用，就是肯定這一鼓
迸發的能量，「香港人更肯定自己，不管你是的士司機、電影工作者、藝術家，你會更香港化。這個感覺，很美」。在佔領時期，每每他們在佔領區拍攝，都會有國 內的中國人對他們說，「謝謝你們幫我們開口」。
「香港人已經是少數民族，我們必須開口。我們必須用我們的語言，來肯定我們的存在。」杜可
風正色道，「因為這些人開口了，我們這些所謂的電影工作者、藝術家，在我們負起責任時，也發現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可以有更好的事嗎？」一如曾經迎上社會的 刀鋒浪尖的新浪潮，往往把被時代與體制洪流掩埋的個人從海牀裏提升出土，用光影刷拭他/她的滿臉灰土，讓生命重新放光，「這個時候我們需要面對我們的存 在，我們也必須擴大它的可能性，這些人給我們這個語言，是我們的香港人！嘩！多好！那我們就sit
back，讓這個時代的這些人，帶我們的電影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好榮幸，真的很驕傲。」
「我們必須要用彼此的語言，來分享這種肯
定。」他自嘲，自己的廣東話講得很爛，「但我是這個地方創造出來的。你不能不對你生長的地方負責任，我是在這裏成長的……」前一陣還是朗笑呼嘯着的神經 刀，至此落淚，驟來的悲傷把人刺痛得措手不及，「這個地方製造我，所以我不管怎麼，有什麼會出現，我們必須對這個地方……」他兩隻大手橫抹雙眼，把過多的 淚與痛，揮灑拭去，「這裏給我那麼多，他媽的！多好！」
電影人的責任 創作新可能
若以眾籌作為往後的獨立電影製作及集
資模式，Ken和Jenny也表現不樂觀，未必可做到持續，然而Ken說﹕「模式不能延續，精神也會延續的，是大家得到一個能量，而這能量可帶來另一樣東
西，轉化成去另一種事物。」事物的真實性令它們本土在地，當它們確切真實，它們也是普世的。「我們是為我們的城市去做一件事，那件事自然催生一些事。即使 沒有人給我們錢，我們也要拍，因為這些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沒有人看，沒有人給錢，也要做。」Jenny說着，一臉堅決。「往後的事，我們不知道，但你 必須不斷的問，才能感受自己，我們這一代，不能讓他人去磨滅我們的問題。」Ken說來不慍不火，卻有種謙厚的穩健。
「不能不拍這個電影，我們必須對香港，對我們的家，負責任。我們必須跟着這些學生，跟着他們的精神，來肯定香港。這是一個該還給香港的電影。」杜可風說。
《香港三部曲》計劃詳情：m2t2r.com/HKTRILOGY/projec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