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程翔﹕香港人奮起迎戰滔滔「左」浪!



凡是以馬克思列 寧的「階級鬥爭」學說而建立的政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習慣從「鬥爭」的角度看世界,看人(包括自己人)以及看具體問題。這導致它們都不可避 免地出現一個先天性的缺陷,就是脫離現實,即主觀認知與客觀世界相悖離。在共產黨的術語中,這叫做「左」。

除了「脫離現實」外,「階級鬥爭」理論的另一個毛病,就是强調立足於「鬥」。既然立足於「鬥」,就需要有高度敏感的「敵情觀念」,因而凡事都習慣用「陰謀論」去分析。

這兩種「左」的毛病,在中共處理香港普選問題上表露無遺。

簡單訴求複雜化

「脫 離現實」的「左」病,正是導致中共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出現嚴重的誤判。明明香港人的訴求很簡單直接,就是要求中共兌現它30年前的承諾(即趙紫陽總理對香港 大學學生會的覆函提出的「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普選,但是,中共「左」的慣性思維,卻把一個簡單的訴求複雜化為:

顏色革命(以香港為契機顛覆中共政權);
分離主義(爭普選是假,搞香港獨立是真);
搶奪香港管治權(以遂當年英國人的夢想,建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政府)等。

這些責難,香港人嗤之以鼻,我們哪有這麼複雜?可惜北京卻信之確切,因為它被自己「左」的慣性思維所蒙蔽。於是,明明是中共自己不願意信守承諾,卻誣衊香港人「不愛國」、無視「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了。世界上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立足於「鬥」的「左」病,見諸「佔中」之後內地與本港親共人士的叫囂。短短1個月內這種叫囂計有:

饒戈平的「補上去殖民化課」;
張榮順的「再啓蒙」;
陳佐洱的「補腦」論,和「苦瓜毒豆」論;
梁振英狠批《學苑》;
吳秋北的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
李源潮聲稱「反佔中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今後好戲還在後頭」;
此外,又成立具有强烈「洗腦」性質的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等等。

如何反「左」?

面對滔滔「左」浪,香港人唯有奮起反「左」。如何反「左」?筆者一介書生,只能從文章入手。我認為:

第一,從全局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

我們要大力在青少年學生中普及「左」毒對中國、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禍害。筆者常常用兩組數字來概括這個禍害: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億人遭政治迫害(這 是最簡單化的概括)。讓學生認識這一點是最好的國情教育。與此同時,我們要重溫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提出防「左」的迫切性,他說:

「現 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 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 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們可以用鄧小平這些話,比對一下發出「左」囂的人,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危害性。

第二,從香港局部的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

我們不妨詳細閱讀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的回憶錄《回歸的歷程》,他承認中共自1949年以來在香港工作上犯了幾次嚴重的「左」的錯誤,對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的損失。我們可以讓年輕人多了解這段歷史,從而自覺抵制「左」的叫囂。

對 於建議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來香港的吳秋北先生,他作為工聯會理事長,應該記得工聯會在1967年策動「反英抗暴」的「極左」角色吧?在工聯會65周年會慶 紀念特刊裏,你們把責任一推給港英(民族壓迫),二推給北京(受文革影響),就是不怪責自己中了「左」毒,才幹出「火燒林彬」、炸死兩姐弟的惡行。這些事 情都應該讓年輕人知道,使他們懂得自覺反「左」。

第三,我們也可以敲問一下那些發出「左」囂的高官,他們有沒有反思「左」的傷痛?如果有,他們為什麼還要把「左」的一套施加香港?

在 香港問題上最為港人熟知的「左」王陳佐洱先生,曾經在其父親、名教育家陳汝惠先生逝世15周年時發表題為〈生我劬勞 欲報罔極〉的悼念文章(載20138月《炎黃縱橫》),其中提到:「20年極左路線製造的冤假錯案……使他過早衰老健忘,開始癡呆」。又提到:「經過了 『文革』的摧殘浩劫之後,他晚年感恩鄧小平同志……想起自己已經結束長長的噩夢,錯案獲糾,終於能夠安心地閉目養神乃至無憂無慮入睡了」。

如 果陳先生有感「左」禍對其父親的摧殘,那麼他理應成為反「左」的先鋒,否則又何以告慰乃父在天之靈?他也應該明白我們香港人今天關於真普選的訴求,正是為 了避免其父親的遭遇不致重現香港?連這麼一個卑微而又很人性的要求都要狠狠扼殺,你又如何向接近1億的與乃父有相同厄運的國人同胞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