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0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抗命者言(上)



__周保松

我是2014 1211日下午五時零一分,在金鐘夏愨道被香港警察正式拘捕,罪名是「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於我則是選擇公民抗命,並承受刑責。在我的人生規劃 中,從來沒想過會行到這一步。而這一步跨出後,對我日後人生有多大影響,此刻也無從預計。但趁記憶和感受仍在,我希望將經歷和反思如實記下來,為歷史留點紀錄。

我決定響應學聯號召,在警方清場時和平靜坐直至被捕,是1210日晚上八時多的事。當時我一個人,在干諾道 中人來人往的天橋石壆上,看着泛紅的天空,靜靜躺了大半小時,覺得已想清楚,心裏踏實,竟然沉睡了一會。醒來,見到有個女孩子蹲在馬路上,一筆一筆畫着一 個叫「天下太平」的大圖案,裏面有一把一把的黃雨傘。我一時有感,也在地上拾起兩枝粉筆,走到無人之處,寫下「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兩行字。 站在高處,看着下面燈火依然通明的自修室,以及四處留影不捨的人群,我知道,這是最後一夜。

回到家,已是深夜,我告訴妻子我的決定。經過好 幾回討論,我最後總是說,我沒法不這樣做。妻知我心意已決,不得已地說,但願你明早起不了牀,而到你醒來時,一切已經過去。早上八時半,我起來,三歲女兒 正要出門上學。我抱着她,說爸爸今晚不能回來吃飯,很對不起。我特別叮囑妻子,不要告訴女兒爸爸的事,免得留下童年陰影。最近這個月,她在電視上見到警 察,就會大叫「警察拉人」,聲音中帶着恐懼。

回到金鐘,已近十時。步出地鐵站,陽光普照,世界卻已不再一樣。夏愨村一片狼藉,連儂牆上萬千 的心願已經不見,只剩下「We are Dreamers」三個字,孤零零掛在牆上。原來寫着「就算失望,不能絕望」的外牆,現在只餘「初衷是愛」四個大字。字是白色的,紙是黑色的,牆是灰色 的。928日,我就在這道牆數步之外,撐着傘,與無數市民一起,親嘗第一枚催淚彈的滋味。當時,我不曾意識到,那是香港歷史轉捩的一刻。我更不可能料 到,七十五天後,我會穿上政政系系衣,和無數市民一起,擠着地鐵回到金鐘——他們去上班,我去等被捕。

我在牆前默站良久,在陽光中,見到 Johnson(楊政賢)和Eason(鍾耀華)從遠處聯袂走來。兩人都是政政系學生,中大學生會前會長。Johnson是民間人權陣線前召集 人,Eason是學聯常務秘書,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生代表之一。在接着下來的清場當中,Eason是第一批被捕,Johnson是最後一批。我們沒有多說 什麼,只在一張「We will be Back」的條幅前留下一張合照,便一起向着夏愨道和添美道方向走去。在那裏,一眾抗命者早已坐在地上,等待最後時刻。

港府從「權威」墮落到「權力」

到現場,我才發覺人數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來人,遠較圍在外面的記者和旁觀者少。我更料不到的,是泛民派很多立法會議員也來了,李柱銘、黎智英、余若薇、 楊森等也在。這和我昨夜的想像很不一樣。我本來以為,會有許多年輕人留下來的。但我對此並不失望,甚至隱隱覺得慶幸。年輕人的付出已經夠多,實在不必再有 更多磨難。但真要深究原因,我估計,經過這兩個多月,年輕一代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經有了根本轉變。如果將盧梭在《社會契約》中的話倒過來說,就是香港 政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從「權威」(authority)墮落到「權力」(power)的過程。沒有正當性的權力,最多只會使人恐懼屈從,但卻無法產生政治 義務。而當公民不再覺得有服從的義務,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於法律」的道德約束力便會大大減弱。

就此而言,港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經過這 次運動,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之前的危機,源於權力沒有得到人民的投票授權,但人們仍然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因為權力機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能夠自我約束並符合 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謹守程序公正和專業倫理。現在的危機,是當局以不受約束的姿態恣意濫用公權力,遂導致權力正當性的進一步喪失,結果必然是更為廣泛的政 治不服從。

我最初坐在後面,但後來覺得既然是要陪伴學生,和他們在一起會好點,遂移到第二行最右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名叫Mena的年輕 女孩。我以為她是學生,問起才知道已在職,從十月起便已在學聯幫忙,是眾多義工中唯一選擇坐下的一人。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她說因為這樣做是對 的。我再問,你父母知道嗎?她笑了笑,說早上用了一個小時說服媽媽。和我同排的,還有周博賢、何芝君、何韻詩、羅冠聰等,再遠一點有我以前的學生黃永志和 中大同期同學蒙兆達和譚駿賢;而坐在我後面的,有韓連山、毛孟靜、李柱銘、李永達等。然後我發覺,今天坐下來的,不少都有政黨和NGO背景,像我這樣的 「獨立人士」好像並不多。

為什麼我們「非如此不可」?

因為警方清理障礙物進度緩慢,所以中間有好幾小時,我們是坐在原地等 待,聽着警方一次又一次用廣播警告留守者必須盡快離開,並逐步封鎖佔領區。但現場氣氛並不緊張,大家好像在等待一件必然會發生且知道會怎樣發生的事,遂沒 有過多的焦慮和恐懼。我雖然內心平靜,但在某些時刻,當我坐得累了,站起來看着密密麻麻的記者,看着不遠處嚴陣以待的警察,看着天橋上俯視下來的旁觀者, 再低頭看看身邊一臉疲憊的學生時,總難免浮起幾分迷惘傷痛﹕為什麼我們在這裏?為什麼其他人不在這裏?為什麼我們的「非如此不可」,在別人眼中卻是如此毫 無所謂?香港這個城市,真的值得我們為她這樣付出嗎?

我必須老實承認,在警方開始拘捕行動時,我腦裏真的想過,只要我站起來,走出去,我就不再是「他們」,我就可以坐地鐵回到校園,重回我的安穩生活。眼前需要承受的一切,本來並不屬於我的世界,我也沒有對人做過任何承諾,為什麼非要坐下來不可?我問自己。
其實是我這兩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麼多年輕人站出來,走上抗爭之路,甚至願意為此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那當然不是受 人唆擺,或為得到什麼個人利益。根據鄭煒和袁瑋熙早前做的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佔領者調查,參與運動且堅持留守中佔最大比例的,是教育水平高且收入不錯的年輕 白領和專業人士(超過55%)。按道理,他們已是既有遊戲規則的得益者,如果只為個人着想,他們實在沒有理由這麼做。他們站出來的主要原因,是「要求真普 選」(87%),即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最深的政治覺醒:權利與尊嚴

但民主對他們為何如此重要?不少 人馬上會說,那是因為民主能為他們帶來其他好處,例如更好的經濟生活或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此而言,民主只有工具性價值。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沒有太大說服 力。我相信抗爭者會更願意說,他們如此在乎,是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給人平等尊重,才能讓人活得有尊嚴。但這並不是說,尊重和尊嚴是一些抽象的理想的中產 的「後物質主義」追求。絕非如此。人們正是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真實感受到制度加諸其身的不公正不自由,才慢慢體會平等尊嚴的政治可貴。

因此認為,這些價值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行動的理由,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早已以某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生命,並成為他們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們 才不願意別人用經濟利益換走他們的政治權利;也唯其如此,當他們視為應得的政治權利被粗暴剝奪時,他們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嚴受損。也許這個才是這次雨傘運 動中,青年人最深的政治覺醒。對於統治者和許多成年人來說,也許這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他們無法理解,人除了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人除了要麵包,還 要權利和尊嚴。新的一代,不再願意用舊的價值範式去理解自身和理解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當觀念改變,行動就跟着改變,新的主體就會形成。任何不能有效 回應這種政治自我的表達和實踐的制度,都會受到極大挑戰。這個過程要經歷多少苦痛和承受多大代價,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當權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正是受這些問題困惑,在我當天的背包裏,除了衣服和水,我還帶了一本Christine Korsgaard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規範性的起源》)。當時《倫敦書評》一名記者好奇,走來問我讀什麼書,我們遂在一片嘈吵中聊了一會道德和身分的問題。《獨立媒 體》的記者也過來問我為何要坐下來,我想了好一會,說這是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覺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時刻,如果你經過深思熟慮後仍然願意堅持某些價值, 那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對你極為重要,甚至構成你人格的一部分。為了這些價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價,但的確是在成全自我。這種成全,不是向別人交代,而是向 自己交代,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我相信,在這場運動中,每一名認真的參與者,都經歷過這樣的覺醒和反思,並在最後做出自己認為對的道德選 擇。所以,在廣角鏡下,我們很容易只見到波瀾壯闊,卻見不到一個一個真實個體如何在其中真實踏實地活出他們的信念。清場前夕,我多次站起來,細細凝視每一 張臉。有三張臉,我印象特別深刻。

區龍宇,退休教師,一生關心工人權益,兩袖清風,好讀書,為人爽朗正直。十九年前,我們在英國初遇,曾為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辯兩天兩夜。這場運動一開始,他便全情投入,在面書和年輕人自由討論交鋒,在各佔領區踏實做事,完全不像一個「六十後」。當天他握 着我的手,說,我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應好好考慮是否值得留下來。

周豁然,中大人類學系學生,人如其名,豁達安然, 喜歡耕田,關心環保,是中大農業發展組核心成員,更積極投身土地正義聯盟的各種行動。620日反東北發展集會後,她首次被捕。72日清晨,我在遮打 道,親眼看着她再次被警察抬走。928日,她在示威現場最前線。她後來告訴我,她當時選擇了不戴眼罩不撐雨傘,直面警方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當天她和朱 凱迪、葉寶琳等坐在最後面。我走近她,細聲說,你已被捕兩次,這次就不要了吧。她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朝雲,公民記者,人瘦削,臉蒼白,眼 中常有憂鬱。佔中運動開始後,他辭去工作,全程委身,無役不與。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 樣。但朝雲不僅僅是紀錄者。預演佔中,他被捕;旺角清場,他被捕;金鐘清場,他留到最後,按下最後的快門,將相機交給朋友,被捕;銅鑼灣清場,再次被捕。 當天,我們沒有機會交談。我們隔着人群,遙望對方,彼此相視而笑,然後道別。
能夠和這些朋友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氣。謝謝你們。

(上篇。待續。)

周日話題﹕活在自己人世界的官商巨賈



__原人

許仕仁罪成,官商巨賈入獄,官場荒誕劇暫告一段落,背後揭顯赤裸的官商合作。新鴻基2013年被評亞洲最佳企業管 治的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地產公司之一。樓宇質素和對工人的關顧亦為社會稱道。許仕仁出身上流社會,第一代文青,酷愛古典音樂。1977年第一屆香港電影 節的場刊以前第一放映室主席的贈言,「在香港,正如在世界許多其他的地方一樣,看電影已成為一個大眾化的娛樂。可是當電影在其他地方被接受為正統藝術形式 的時候,電影製作在香港卻很少受到鼓勵和被目為一種文化活動」,推動電影發展,許有其地位。無論多文藝的高官,多善良的公司,碰上地產就是要沾上政治,迴 避不了的交易。

許仕仁僅用電話提供意見,就可獲87萬的時薪,沒有申報400萬的花紅,卻申報一盒100元的巴基斯坦芒果, 案情荒謬百出。然而受審的不單是五位被告,而是整個官僚政度和官商網絡,為何數大地產商能雄據本地的政商界30年。「方便」是政府引以為傲的口號,連財政 司轄下的智囊也以「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官商體系到底如何和怎樣方便大財團營商呢?

亦商亦友的關係

法庭揭露出英治年代至 今,官商如何合作。法庭上,許﹕「好多事情都要商界配合、商界發展先做得成」(《明報》,2014.09.17)。政府官員和商界接觸,他形容為「平常 事」及「必要」,跟新鴻基郭氏兄弟的關係是「所以身分好清楚,是作為好朋友。」在任司長多次相約他門食飯,關係密不可分。除了許,天之驕子的政務員,不少 早已搭上富豪,前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任內亦曾被揭跟地產建設商會前主席何鴻燊買入價值達220萬的馬匹;2005年,曾蔭權家中獲贈的新鴻基的「二手」跑 步機。投其所好,才是平常不過之事,廉署愛莫能助。
所謂「平常事」是否常態呢?法庭所見卻迴然不同,曾任許助理的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黃靜文作供表示一般情况,地產商只會面見中級官員,「唔會一下就去到政務司長」(《明報》,2014.07.16)。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劉吳惠 蘭在作供中,擔心「官商勾結」的觀感,行事小心翼翼,「入圍發展商應以書面提出,政府會以書面回應,為公平起見,會將答案副本抄送給其他入圍發展商」 (《明報》,2014.07.17)。

被矮化的土地規劃

為何要跟高官見面呢?西沙發展可見啟示,香港的規劃制度由城規劃會把 關,看似公平,但暗藏玄機。1994年,新鴻基向城規會提出西貢西沙發展大計,原來的建議包括用鐵路將西沙跟鑽石山連接,最後輾轉變成九鐵馬鞍山線,該公 司現時在該處擁有興建達4630伙的十四鄉大型地皮。案件中,揭發許在1993年時任運輸署長,已指定下屬呂崇義為專員,跟進新鴻基發展西沙,後來升為運 輸助理署長的呂崇義稱做法罕見,專員工作是協助新鴻基在未獲得城規會批准前,先向環保署、屋宇署等部門簡報發展計劃,當時他稱﹕「香港係發達、現代化城 市,向各個部門簡報時間會較長,集中做有效率」(《明報》,2014.07.04)。94年,當新鴻基提交計劃時,已收回鐵路的建議,改為拓闊道路網絡, 獲得通過。 最諷刺呂退休後,翌年加入新鴻基的公司。除了西沙發展,案中公布馬灣的發展計劃,無論在收地、換地和交通安排更見詭異,盡見官員的無限權力,篇幅所限,無 法提及。

城規會是橡皮圖章,有「效率」和「方便」大前提,制度的公正無法彰顯。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林鄭月娥在任發展局局長時,在灣仔協助合 和二期特事特辦式,讓運輸署、規劃署及古蹟辦「打倒昨日之我」,改變從前的決定,經歷十五年後,終於順利通過城規會。現時城規會正在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地 產商一早聞風先至,虎視眈眈,等待公私合作,收地發展,坐收漁人之利,為何他們早着先機?許案可端倪。

民間和巨商的分別在資訊,原來運輸署 可派專員協助申請者向各部門游說,收集意見,不單民間團體,就連中、小型地產商都未能做到。不浸淫官僚體系的常人無法得知規劃制度的漏洞,多年香港的土地 發展就在專業和官僚的面紗進行,市民被拒於門外。美國社會學家G.W. Domhoff的經典Who Rules America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35年至今已第7版),書中研究發現在「發展」的理念下,巨商容易主導社會,包括四個層面﹕短期利益(發展項目)、長期利益(減稅)、選舉及公 眾輿論。其中中間人(interlock)的角色少不了,長袖善舞,周旋在官商之間,營造文藝的共同氛圍,創造上流人仕的網絡。官商權貴活在自己人的世 界,所謂「方便」,也只是獲利的藉口,規劃和官僚淪為防民之口的伎倆。


江麗芬: 強權下的再啟蒙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兩位學生,這個星期出席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談及他們對香港回歸以來的情況。不過,他們既不是社運活躍人士,也不是學生領袖,獲邀出席英國國會聽證會,只因早前一名中六自修生馬駿朗在金鐘英國駐港總事領館外向英國示威,引起英方注意,於是主動提出邀請,後來由於護照問題,才改由另外兩位學生代表出席。

老實說,英國駐港領事館門外的示威活動,傳媒報道不多,就算該處與金鐘夏慤道佔領區只是相隔一街,也沒多少人注意;可是,英國竟然向前來使館示威的人提出邀請,既令學生感到滿意,也不得不令旁觀者佩服英國這個曾是日不落國的政治手腕。

相對北京來說,香港有學生要到內地反映對政制發展的意見,結果一一被拒諸國門之外,情況一如回歸後多位手無半點力、只有一張嘴的立法會議員多年來未能返回內地一樣。英國與中國,誰更能收買人心,已是不言已喻。

當然,沒有幾個港人對英國還存有任何寄望,認為一旦香港回歸後的情況變得糟糕,她便會出手相助。英國國會邀請香港學生、泛民人士或傳媒前高層出席聽證會,說要調查《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的落實情況,大概只是英國政客的政治舉動,學生除了付出時間,政治「成本」幾無。

至於英國政府,從來最多也不過是官樣文章,說幾句關注香港情況的話而已。看回歸十七年多,英國政府外交部每半年為香港撰寫的報告,大多是不痛不癢;再看國家總理李克強早前訪問英國時簽署逾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與英女皇共膳,誰又會期望英國政府真的如其所言,履行道義責任,監察香港的情況。

只是,沒料到實際政治影響力有限的《中英聯合聲明》,原來在特區與中央政府眼中早已完成歷史任務。周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如是說,並指出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監督權,不存在所謂道義責任」;還說《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五十年不變」只是中方聲明,而非中英的聯合聲明。

這是特區政府官員首次公開這樣說,口徑與北京一致。早兩天,曾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也說過類似的話,但他還補充說,聲明已對英方給予很多照顧,中國政府一直信守聲明中的承諾,「說到是做到」,中資企業並沒有取代英資。言下之意,大有叫英國政府為着英資企業的利益着想,不應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政府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已完成歷史任務,就是要避免英國政府以此為藉口,乘機干預或影響香港事務。可是,1984年由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時任中國國家總理趙紫陽簽署的一紙聲明,不但說明中英雙方對香港的共同承諾和責任,更重要的是,聲明中提到中方對香港的十二點承諾,是在國際目光下讓中國嚴肅地向世界作出保證,這包括香港在回歸後仍可享有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等等不會改變,香港人仍可有各項自由及私人財產得到法律保護,一切五十年不變。

當年,中英就香港主權談判之時,香港因為前途不明而出現信心危機,待至聲明簽署後才令情況緩和,那是由於聲明是國際間的公開聲明。想不到五十年不變承諾還未正式過期,社會擔憂中央對香港政策收緊之際,官方卻有如此訊息傳來,怎不叫港人對未來能否維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感到憂心。

佔領運動過去,建制派廣泛流傳指出,中央對香港愈來愈感到「心淡」,對港政策只會收緊,不會放寬。上周日,陳佐洱提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同一天,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也說,要在香港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增加香港人認同國家和中央政府。

建制派耳語,北京一直認為香港雖已回歸十七年,但香港人心仍未回歸;佔領運動的爆發、愈來愈多抗拒內地的聲音,更為加深北京的憂慮,須要「再啟蒙」香港。

只是,看北京官員對香港的態度愈趨強硬、指稱《中英聯合聲明》歷史任務完結、不斷強調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介入、把香港民怨全部隱去、一些撐北京的人愈來愈囂張……令不少港人對北京愈來愈感到陌生。北京有何能耐「再啟蒙」香港人,實在令人懷疑。

其實,香港人也曾信任或支持國家。港大民調過往的調查也顯示,回歸後尤其是200708年那好幾年,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高達五成多六成,只是到了2011年中才向下跌,直至今年9月,其信任淨值更跌至負21.9個百分點,回到回歸前、中英爭拗頻頻時的水平。這既與特區政府支持度相關之餘,也反映北京對香港看得緊,對香港人心回歸根本無補於事。

因此,中央若希望香港人心回歸,採取強硬態度,相信幫不了忙,隨時會是幫倒忙。北京與其設法「再啟蒙」港人,倒不如效法英國政府,不如打開大門,讓門外的示威者進來說說他們的意見,彼此有商有量,效果相信比硬要「再啟蒙」來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