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以後﹕「後佔領」時代的絕望戰鬥

文__安徒

星期四晚10點，夏愨道上燈光昏黃，車輛飛馳，行人絕迹。同一路段，在一個小時之前，卻還是旌旗飄揚，人聲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復，使一場震驚世界，持續了75日的佔領運動，戛然終結，恍如一場黃粱之夢。

可是，沒有人以為這場運動真的會因此而告終。如果林鄭都不相信，哪會有街頭上真正關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鐘清場將臨前後，一些評論人已急不及待去作總結陳辭。但既然運動尚未結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評論成敗？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於』承認失敗」？

從某個意義來說，今次佔領運動根本就沒有可能成功，也沒有可能失敗，因為928突然湧現在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群眾，根本從來沒有共同達成什麼運動的協 議，以什麼為目標。有人原來出來支援罷課學生，有人抗議警察施放催淚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產黨，有人要去佔領區發表政見演說，示範勇武……這些訴求和目 的，有的達成了，有些過時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實現。

70多天以來，沒有組織，沒有大會，學聯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響徹雲霄，給某些人大肆褒揚的正是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而既然原則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也就根本從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樹立任何運動是否成功的標準。

在 街頭我們有時會共同喊相同的口號；學聯那次去談判，也提過一系列訴求，但政府從未給予實質的回應，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運動定性為失敗了 的失敗主義者，又有多少曾經授權學聯去代表他？……在一個「誰也不代表誰」的大氣候底下，究竟又有誰可以代表誰去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工具性」 vs .「表達性」

社 會學家研究社會運動的文獻，將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分別歸類為「工具性」和「表達性」的兩種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會運動以爭取具體可見成果為目的，運動積極 分子動員各種資源去達成目的。可是，表達性的集體行為根本不會以達成短期可見目的為重點，因為憤怒、抑鬱、疏離，以致無力感的宣泄、爆發，根本就無法用一 些具體、短期的工具性訴求可以承載。這些集體行動的參與者，志在從參與運動的過程當中，讓情緒可以表達，更透過找尋分享共同價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 相扶持，達成更緊密的團結與認同。

如果說，爭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經濟性罷工，是一種工具性社會運動，那麼參加胡士托音樂節，表達反戰願望、抗議資本主義的異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訴求是否成功達到來評價。

香港的佔領運動源於政改，目標是爭取真普選。當初三子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原來的構想是藉「電子全民公投」及聲稱要發動的「佔領中環」，意圖為政改的談 判角力增加籌碼。以這目標來組織的佔中運動，顯然是工具性的。可是，從公投和擬定佔領日期的先後次序，根本就沒有預計過有831的人大落閘，所以整個和平 佔中，根本沒有任何「後佔中」或者「佔中難產」後的應變計劃。所以，他們也從沒有設計過一個以「迫使人大撤回決定」為目標的佔領運動。

也因 此，從831開始，佔中運動已經應該宣告失敗。而支援學生罷課的群眾，927當晚聞三子宣布提前啟動佔中而大量離開，亦證明了原來佔中運動已經失去時效。 三子在928未發生佔領夏愨道的事件之前，既沒有宣告佔中行動的細節，也沒有說明行動的步驟，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這「被捕」的 「人生最美好時刻」（原話）。這亦證明了他們心目中的「佔中」已經結束，準備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敗」。你能說它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

誰有權宣布運動失敗？

當然，佔中原來計劃大失預算，不代表市民默認失敗。928的群眾用自己的智慧詮釋佔領，自發堵路，打破人大落閘我們只能無奈接受的悲觀主義，認命主義和失敗 主義，而是試圖突圍而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引爆了可歌可泣的佔領運動。試問﹕沒有當時的市民群眾和學生，不甘失敗主義，不以三子原計劃失敗為市民失敗 的自發、不認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氣，讓運動有起死回生的契機？

而如果佔領運動從催淚彈爆發的一刻開始，已經是由自發、不認命精神所啟動，那今天誰又有權來宣布，運動已經失敗？

當然，佔中三子計劃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成功，而學聯在與林鄭會談後提出的延續談判條件，也未能實現，取得勝利。然而，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標，又豈能涵蓋整個以自發性為主導精神，以表達性宣泄為主軸，以創新性探索為重心的雨傘運動？

歸 根到柢，當日在金鐘街頭捱催淚彈的群眾，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區70多日的群眾，又有多少真的如此樂觀，相信人大是會因為他們的留守而退讓？很顯然，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的絕地反抗，重視運動過程所召喚出的新的社群感、團結感、戰鬥意志，以至對香港社會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的那股烏托邦式 衝動，才是大雨傘旗下70多日無法用短期目標去評估的成果。對於這種自發主義精神的草根性、堅韌性，誰又敢言這種自發主義創新都已經失敗？

事情不是因為它有希望，而是因為它正確，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聲稱運動失敗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證據不能單止是政府沒有作出讓步，而更要說明，運動中一直主導的自發、不認命精神，運動中的自發主義路線，是否也一併失敗。

可 是，自發主義的群眾抗爭失敗了嗎？先莫說方興未艾，晚晚出發的旺角鳩嗚團，以及區區可見、自發掛起的黃色標語，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區計劃、雨傘大學，以至醞 釀中的新青年政黨，參選聯盟等……這些「後佔領」的運動能量積累，急速轉化，一些在播種，一些在發芽，但遠遠未到評估成功失敗的時候。

1968 年3月，巴黎農泰爾文學院學生因為宿舍生活的管制問題，佔領校園。風波不斷蔓延，波及巴黎大學。5月學生發動大示威，與警察發生了激烈的街壘戰。外省也發 生騷動，工人發動全國罷工，要求戴高樂總統下台。全法國陷於癱瘓。是為法國五月風暴。可是5月底戴高樂絕地反擊，發動百萬人參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國 會，右派大獲全勝。這場舉世聞名的風暴，成敗也難一言定論。

從政治上說，運動使左派大敗，右派大勝。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繼後的新社會運 動，以至往後幾十年社會改革的思維和方案，無一不受益於五月風暴的遺產和經驗教訓。青年激進主義，也影響全球，改寫世界歷史。那麼1968年的五月風暴， 究竟是一個成功的還是一個失敗的社會運動呢？

最大共同敵人：犬儒主義

香港的社會運動，如同政治民主運動，長期受制於「虛擬自 由主義」的謹小慎微作風，亦受單一議題社運的範式所局限，把社會行動、抗爭都化為爭取小範圍政策修改的工具組織。這種運動傳統，動員可見但有限的資源，只 有戰術的考量，而無戰略的反思和探討。妄以短期成敗論英雄，失於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爭，也汲汲於出席人數，躲在數字背後，留戀在街 頭。歸根到柢是對大環境的無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沒有用的犬儒主義。

新的失敗主義的出現，正是舊的工具主義型社運觀點的殘留，未能充分放開懷抱建立新的社運實踐範式和認知範式的結果？

否定他人 掩飾內在失敗主義

平 情而論，縱然雨傘運動大體是屬於魯迅式的「反抗絕望」，投槍於「無物之陣」，與虛無主義周旋的反擊，但更多時還是被犬儒主義否定一切的大氣候所包圍和籠罩 ﹕看見的毋寧是一種「絕望的反抗」（或「絕望地反抗」），也就是「玩盡這一鋪」卻懂得「臨陣抽離」的醒目仔式的拒絕姿態，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們會以 最最激進的言辭鋪墊最最抽離的姿態，以否定他人的一切來掩飾自己最最內在的失敗主義。因為積極一會但搶先宣告失敗，儼然置身事外，方是這荒誕大時代底下， 犬儒派一邊苟活，另一邊卻仍舊指點江山以自娛的必勝公式。因為只有這樣，一直都選擇當犬儒派的那類香港人，才能繼續「死剩把口」。

佔領運動隨着清場不得不終結，社會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擔心的倒不是政權秋後算帳、白色恐怖，而是回復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義主導的狀態，以激進包裝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潛能、新嘗試。

舊範式的復仇不是只關乎年齡、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進還是溫和的外衣。金鐘清場，迎來警察的第一張橫幅﹕「這僅僅是個開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開始的是另一階段的戰鬥，這場戰鬥的最大共同敵人就是犬儒主義。

《輔仁媒體》編輯組: 【轉載】公民抗命，應有之義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同學及校友就金鐘清場的聲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警方終以協助執達吏為名，到金鐘清場並拘捕抗命人士，當中包括不少政政系老師和同學。在這雨傘運動的七十五天裡，無數香港 人挺身而出，實踐公民抗命，但求守護香港。身為政政系一分子，我們支持所有因是次公民抗命而被警方拘捕的人士。今天他們身陷囹圄，絕非為一己私利，而是為 了奪回我們本該擁有的基本權利。如此高尚情操，實在值得敬佩。作出坦然被捕的決定實在不易，必須具有不惜犧牲之精神及勇氣。對於所有為參加是次運動而甘願 冒險的朋友，我們藉此向你們這種由義理所發的大勇致以最深敬意。

人大常委會針對二〇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八三一決議」，抹殺香港實行真普選之可能，令人憤慨。按其框架，任何人必須獲得提名委員會一半或以上的委 員提名方可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提委會之組成將參考現存選舉委員會之組成。由此可見，人大「八三一決定」赤裸裸剝奪香港人合理之提名權。倘若二〇一七當 真以此安排選舉行政長官，則選出者必如小圈子選舉所選出者般缺乏認受性，政府也不曾獲人民授權，施政因而將繼續偏袒財閥及政治盟友。人大落閘、港府顢頇， 激發港人佔領要道抗命，成就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乃香港史無前例的一次公民抗命實踐。自爭取「八八直選」至今已三十年，香港人走盡各種合法可行之路爭取民主，如遊行、參與諮詢等。然而 多年以來，不論港英或特區政府，皆視人民訴求如無物。如今香港人別無選擇，唯有以公民抗命之方式，爭取民主普選，好能確立「港人治港」之原則，使香港人得 以命運自主。公民抗命參與者「違法達義」，以違反法律並受制裁的方式爭取社會正義。抗命者上街抗爭，最終被捕，乃發自其對社會正義及公共福祉之追求。政治 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謂：「公民抗命有助於維護和加附正義體制，在法律允許的有限範圍內抵抗不正義，公民抗命不以禁止對正義的背離，當他們出現時，可以糾正之，使 得良序社會，或者近乎正義的社會」。抗命者不惜冒入獄之風險，就是要感召其他香港人共同參與，形成強大政治力量，對抗不公制度。生於斯，長於斯，香港就是 我們的家園。正是對家園之熱愛，驅使我們身體力行，為民主進程付出。

香港人多日以來，不卑不亢、有理有節，早已獲國際社會讚許。反觀梁振英政府，不但拒絕以實質行動回應人民訴求，反而下令警方以武力清場，令人齒冷。 「政改三人組」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之交談，也只徒具形式，缺乏成果。梁振英政府強硬之態度，昭示了欠缺認受性的政權，即使在清晰強烈之人民訴求前，仍 可無動於衷。這正正道出了民主何其重要，也證明了實行普選乃香港當務之急。政府無視民意，對運動不聞不問，我等強烈譴責之。此外，在運動中，不少市民受傷 流血，也有學生絕食抗議，然各政府官員竟然視若無睹，冷酷無情得令人驚詫。為政不仁，何以服務人民？

清場，並不代表爭取民主之路完結。民主化之路漫長艱辛，香港人必須互相扶持、共同進退。我系副教授周保松老師被捕前接受訪問，表示：「堅持做對的事 是『成全了自己的人格』」。我們當初選擇修讀政治，非為高薪厚職，而是心中有火，願望能使社會進步。我們自知力量微小，未必能把高牆推倒。然知識之力量， 豈容小覷？我們深信，只要把所學知識結合生活經驗，繼而傳揚開去，則能自覺覺人，開新氣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這風雨飄遙之際，把課堂所學的知識實踐 出來，不只是政政系同學的責任，更是全民的功課。但願我們共勉，毋忘初衷，繼續爭取真普選；更望香港人都能把政治理想融入生活，成全自身人格，並擇善固執，秉持原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許寶強: 毋忘初衷

金鐘清場後，不僅政權建制，甚至一些民間聲音，都嘗試蓋棺論定，為雨傘運動劃下「失敗」的句號。然而，這結論不僅作得有點過早過急，而且並不準確。我們或可以說，過去七 十多天的佔領行動，並未能成功爭取撤消或修改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也沒有迫使政府接納公民提名，又或作出承諾，定下具體的路線圖走向真普選。循這角度， 「雨傘革命」的確「尚未成功」。不過，運動也沒有「失敗」，因為它仍努力尋找各種方式繼續爭取。只有當佔領或雨傘運動徹底地黯然消退、自我否定，又或走進 歧路、違背初衷，才可算是真正的失敗。

什麼是我們的初衷？

「毋忘初衷」是這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中的一個核心口號，表面上自然是指不要忘記對「真普選」的追求。然而，再深入追問，達至「真普選」是為了什麼？回答這根本的問題，或有助我們判斷運動的成效，繼續仍未徹底達至的「初衷」。

公民提名與重啟政改，只是一些政治的手段和過程，目標是為了認真地面對和解決香港的各種危機，走向讓每個人都活得更好的社會願景。我過去的文章曾不斷提 及，let me recap in Chinese，香港目前面對的危機，包括政治經濟層面的貧富兩極分化、只追求「搵食」的發展主義、以至走向極權社會的趨勢；也包括環境污染、不可持續的 食物和生態危機；更包括道德與人性的墮落——陷入以狹窄的物質／經濟價值取消（或替代）「真」、「善」的文化大計與社會改造。而造成及令我們深深掉進這種 種危機的歷史和當代原因，簡要來說，是缺學無思（thoughtless）的香港殖民性格（尤其見於政務官／警隊高層），遇上了中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 大計，混合生成出勝者全取、兩極分化、自戀犬儒、民粹抑異等社會文化狀態，嘗試把人轉化為僅為生存而搵食的動物。

雨傘運動中數以十萬的民衆 的參與，反映的恐怕正是對上述的各種危機和生存狀態的抗拒。就算是民調中七、八成要求撤離佔領區的聲音，當中很多仍然支持雨傘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和理念。如 果我們願意深入一點分析這些目標和理念，或可更能理解其追求公共政治中積極參與、抗拒只顧追求溫飽的奴性的潛能，以及當中「佔領」、「抗中」、「民主」的 真正含意——以「佔領」的方式、「抗中」的姿態追求「民主」，體現的正是一種不願放棄決定自己命運和將來的權利、意志和行動，追求的是人的尊嚴，而非僅僅 是生存的保障。

因此，當政權建制力量在運動過程中和清場後，仍然不斷重複「不務正業阻人搵食」、「安定繁榮向上流動」、「 不切實際只能認命」等套話，除了是一種語言偽術的政治策略外，更同時反映他們的確完全沒有聆聽學生青年和其他民衆的關注、憂慮，看不見這些年輕的身體的欲 望、對不確定的未來的苦悶與焦慮的情感、以至對真（厭棄謊言）、善（倫理道義）、美（藝術創意）的堅持和認真執著。這從根本上顯示，政權建制力量處於的是 一種缺學無思的存在，一種令人會重複不斷地犯同等（低）水平錯誤的狀態。由這些人決定社會的未來，確然是十分可怕的。

還記得罷課不罷學嗎？

雨 傘運動的開端，源自學生的「罷課不罷學」。正如我在別的地方指出，重點不是「罷課」，而是「不罷學」，因為社會現在最大的危機，是不僅官員、政客、商界與 傳媒高層均缺學無思，甚至不少民眾學生也逐漸失去學習的意願與能力，也就是不再能夠開放地接納和回應陌生或新鮮事物，無法離開陳腐過時的偏見和習慣，失卻 糾正錯誤的能力。因此，重提「學習」的重要性，也是在尋求一種最徹底和根本的社會改變，是真正的基進（radical）。

正如 Zygmunt Bauman與Hannah Arendt不約而同地指出，當民眾愈來愈不習慣思考學習，安於服從命令和陳腔濫調，社會就愈容易走向極權。當香港的殖民習性碰上中國式的政治管治，當政 權為了自身的安危而更加強力地去推動不公義的政策，不思考和不學習所產生的後果，更令人擔心。因此之故，在這個缺學無思的世代，如何做好教育工作，變得至 關重要、刻不容緩。

雨傘運動中的學習

本來以為，亂世中的教育工作，會舉步為艱。然而，雨傘運動的洗禮，卻開啟了過去難以想象 的可能性。過去的二個多月，不少以各種方式參與這場運動的學生青年，快速成長，在不同程度拓展了對社會的認識、改變或鬆動了單一狹隘的價值觀念、進一步掌 握組織活動照顧自己和他人的能力，部分同學的表現更叫人刮目相看，甚至令我們這些在大學任教的老師懷疑，過去和現在給學生的三、四年大學課堂教育，成效是 否還不及接受七十多日的廣場薰陶？教育不就是啟發知識、孕育價值和學習技能的工作嗎？

自然，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青年，間或會錯失了一些學習 的良機，部分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所有的學習，不都是從錯誤中孕育的嗎？青年人自然會犯錯，但成年人不會嗎？自以為永遠正確和從不會犯錯者，在教育 工作者眼中，大概才是最無藥可救、缺學無思的一群，例如我們成人世界中的一些高官政客、傳媒高層。

如果把所有的孕育學生成長的責任，都託付街頭，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大概都會有點情何以堪。在同學們快速成長的過程中，為他們清除社會給他們添加的學習障礙，教師恐怕仍是有點工作可做，也是責無旁貸的。

當 中的一個主要學習障礙，是主要由政府建制傳媒網站推導或製造的「常識」，一堆已變成陳腔濫調，又或被淘空了內容的語詞概念，產生了混淆視聽、阻礙學習的效 果。另一個主要的學習障礙，是我們對待犯錯的態度。是像政權建制和政客般「零容忍」青年的「錯誤」？甚至利用他們一時的犯錯而步步進逼，不擇手段地達至政 治目的？還是創造包容的空間，讓同學青年都能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回到根本、走向未來

如果我們真的毋忘初衷，恐怕必須認真地在 缺學無思的世代，盡力保衛和激活思想與學習，這或同時有助我們深化有關雨傘運動應如何繼續的討論。要再次佔領還是遍地開花？走入社區是什麼和為了什麼？長 期的不合作運動和公民抗爭又意指什麼？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要再次「佔領」，那麼追求的應是重奪我城的空間、民衆的時間，讓每個人都能夠思考和學習， 以尋找和從事最喜歡的活動（也就是「佔領」的英文名詞occupation的其中一層意思）；「走入社區」，是否也應該集中於改造不同社群的既有社會關係 和文化價值，移除學習的障礙？不合作運動或公民抗爭的遍地開花，為的恐怕也是讓身處不同位置的朋友，不再缺學無思、唯命是從。

教育工作者看 見青年要重奪未來，大概都會滿心歡喜，只有那些目無先輩、不關心後代的極端自私自戀者，才會因害怕青年的吶喊而考慮移民。未來本來就屬於青年以及他們的後 代，年長一點的教育工作者如我，倘能在他們爭取的過程中，為他們拆掉一些有礙思考和學習的屏障，讓他們從糾錯中成長更能順利，大概也算是毋忘初衷。這也是 清場後希望延續「雨傘大學」的原因。

鄒崇銘: 經濟學是否應該講呢尐

這是我在看完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嘗試對書中立論所作的一個概括。

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淚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幌子，目的只是趁機 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

「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首先，到底什麼是經濟邏輯呢，說穿了，還不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那套自由市場的 邏輯，也就是我所說的雞patpat。世上愛吃雞patpat的當然大有人在，但總是喜歡將雞patpat硬套上科學包裝，然後夾硬要人陪他們吃的，大概 就只有主流經濟學家這類人！

罵別人不懂得吃，自己又吃過什麼

簡略而言，作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徐家健，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 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 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

其次，總是罵別人不懂得吃的，但其實自己又曾吃過什麼？將「比較優 勢定律」搬到香港，請先看看我們吃的都是些什麼﹕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囉！零售商戶最擅長做自由行的生意，因此 整條街都應該變成金舖藥房囉！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 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囉！

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2007年，他在香港歷來僅 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着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 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

中港融合 搵快錢付上沉重代價

顯而易見，隨着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旅遊飲食零 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着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 「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 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主流經濟學家總以為只有自己識食，因此一味死抱着雞patpat不放，卻不知世上還有雞迏、雞翼和雞胸肉……大概徐家健也不識曾澍基，所以才以為世上只有一套「經濟邏輯」，而不存在別的想像可能吧！

在此謹向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系列新書﹕《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當中觸及香港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 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小撮利益集團 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

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 管，會令市場對社會造成損害──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 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

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不再只吃雞patpa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