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以直報六四

中共六四屠城，屈指二十五年，其間每一年都有識時務者說，是非功罪，應留後世評定，例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共人民代表徐麗泰，或說「現在還未完全清楚真相」，或說「不知當年確實發生了甚麼事」，都對六四避而不談。


中共的六四，頗似南宋的風波獄。《宋史》卷四七三載：岳飛冤死風波亭之後，秦檜請高宗皇帝「禁野史」，高宗更令秦檜兒子秦熺負責國史編修，史料凡不利當權 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今天，中共也禁民間編寫六四事實，史料也遭官家焚棄更易，可見中共和高宗、秦檜實在同心同德。


高宗殺岳飛之後，諱言「岳」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八載：紹興二十五年，「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而建議改名者，則是左朝散郎姚岳。 這個姚岳，由於和岳飛母親同姓，又以「岳」為名，曾獲岳飛青睞，辟為屬官；但岳飛死後，他卻「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今天，中共忌諱「六 四」一詞，就如高宗忌諱「岳」字，互聯網上容不得，報刊上也容不得。而姚岳之類德行的大人君子，則紛據要津，或做了香港行政長官，或做了中共人民代表等 等。這又是中共和宋高宗朝廷今古呼應的實例。


不過，舊中國和新中國始終不同。紹興三十一年，即宋高宗在位最後一年，岳州、岳陽同時恢復舊名；而岳飛遺屬多年拘管嶺南之後，也恢復自由，「於是飛妻李氏 與子霖等，皆得生還（中原）」。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更馬上為岳飛平反，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九三、一九五；《鄂國金佗稡編》卷九）。岳飛死於紹興十一年，至此不過二十一年。所以，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的文告說：「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 而定。」


今天，六四到了二十五周年，梁振英，徐麗泰之流還在說「真相未明」，還在說是非須待百年而定。他們只是不會呼籲中共鈎沉發秘，公布當年決議出兵的文件、共 軍屠民的記錄等等，和民間記載印證，白史實於天下。而鄧小平終其一生，對六四諸君子的拘管，沒有絲毫放鬆；繼位的江澤民、胡錦濤以至習近平，更變本加厲， 務求杜絕六四未死者生計，甚至不惜導演「李旺陽自縊」一幕，充分證明新中國畢竟不同舊中國。


平心而論，六四對現代中國人來說，不算什麼大事。六四那天，遭毒手者估計不超過一萬人。而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死於中共手上的，應以億計。只是六四出動 黨衞軍、坦克車，殺人場面怵心劌目，令人較難忘懷而已。過去二十五年，不斷有人要求中共「平反六四」，那是笑話。當年宋室為岳飛平反，論罪始終不及宋高 宗；現在中共即使平反六四，會怎樣論罪問責，不問可知。「平反」不應是二十世紀用語，更不應是二十一世紀用語；但孔子有一句話，卻萬古常新，而且不限於六 四：「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林行止: 資料豐富理論貧乏 聳人聽聞美國紙貴

一、今年經濟學界的「盛事」，莫過於英譯法國經濟學家皮格蒂（Thomas Piketty, 1971-）《二十一世紀的財富》（下稱《財富》）的出版；這三兩個月來，冷熱傳媒的讀者和聽眾，不論西人漢人，很難不碰上談論這本書的言論。筆者的「評 介」肯定「遲來」；然而，有些話要說有點看法要與大家分享，因此不嫌「過時」。

本書原著法文，英譯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港的論者學者一般譯為《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筆者以為都有商榷餘地；「資本」為直譯，雖然意義曖昧尚說得 過去，而譯為《資本論》，便有望題生義之誤，以此書最大的缺失為統計資料豐富而理論貧乏。因此，即使作者取書名時「心懷《資本論》」，且《經濟學人》把他 「譽」為「現代馬克思」，本報劉偉聰談及此書時亦以「法蘭西馬克思」為題，但細心的讀者應看出皮格蒂與馬克思同調的只是看淡資本主義制度，對如何矯正其缺 失的做法則完全相反。他雖然認為現行制度不公但不反對資本主義，而且相信通過連串社會、尤其是稅務改革，便能拉近貧富兩極的距離，進而達致資本主義制度下 的社會和諧，與老馬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搞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主張，南轅北轍。皮格蒂「處理階級矛盾」的手法固與馬克思不同，《財富》的理論架構， 以筆者的理解，亦嫌單薄，因此絕不能以「論」名之。

香港傳媒第一次談及這本書的，以筆者常不在港而又不擅長網上搜尋的有限閱讀，似為《蘋果日報》四月十七日丘亦生的《富二代資本主義》（見於同日的《主場新 聞》），短文內容簡潔扼要，用此題目，顯見作者了解皮格蒂要令富二代「受苦」的深意；在眾多相關文章中，筆者以為本報高天佑四月二十九日的文題最近本書主 旨：「把有錢人送上斷頭台？」請注意這個問號，它反映了作者清楚皮格蒂欲向「百分之一」開刀，惟所建議的辦法說易行絕難（以筆者的看法，徵環球財富稅根本 不可行 ）！《財富》主要是論述二百五、六十年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和德國，旁及意大利、加拿大與日本社會財富「錢落誰家」的問題。而他筆下的 Capital，包括股票、債券、土地及現金，譯為「財富」似較「資本」更能達意。當然，皮格蒂亦大談二十一世紀政府應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以拉近貧富 兩極進而紓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談的均與過去、現在及未來旳財富有關，筆者因有斯譯。

二、《財富》去年在法國出版，據作者提供的數據，賣出了約五萬本，以法國未足七千萬人口看，銷情不惡，其所以沒引起 「識字分子」熱烈討論，筆者的解讀為法國稅率已高至接近皮格蒂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個人入息稅率百分之八十），法國有錢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稅之 苦，因此社會上對要向他們課重稅的提議，反應冷淡。法國總統奧朗德於二○一二年五月上任後，很快把稅率（絕大部分稅項），尤其是物業稅、遺產稅、公司利得 稅及個人入息稅大幅提高，法國巨（名氣與體型）星、以演《大鼻子情人》為港人熟知的G. Depardieu，便因年收入百萬歐羅的稅率突飆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移民單一稅率百分之十三的俄羅斯（普京因此待他如上賓）。皮格蒂對政治甚為熱衷， 且有把他的經濟主張貫徹到政策之志，因此二度成為總統競選人的經濟政策顧問。他曾是奧朗德競選團隊的中堅分子（因此從任教的大學請假約半年），當前法國的 高稅率有他的「貢獻」，幾可肯定。

法文《財富》出版後，在法國固引不起公共知識分子和象牙塔蛋頭的討論熱潮，英美更可說無人聞問（也許根本不知道有此書），直至英譯本面世，才掀起轟動出版 業、讀書界，以至政壇的「評書狂潮」（至今尚未冷卻；相信不少對傳媒誇誇其談的「評論家」只是拾人牙慧而未讀原著）：據出版商哈佛的消息，出版二個月便賣 清精裝版八萬本（另加電子書一萬二千多「本」），同數量的書料已陸續應市，創下了該社一百零一年歷史的暢銷紀錄。和大眾化小說比較，這種銷量微不足道，惟 對非小說類尤其是早有「沉悶（憂鬱）科學」（The Dismal Science）之稱的經濟學書籍，有上萬甚至十多萬且可能突破二十萬的銷量，雖然多少與出版商安排皮格蒂赴美「促銷」，並獲邀與財長傑克．盧（Jack Lew）會面交換對「財富平均化」的意見引起社會更廣泛注意有關，但這種銷售數字，確是十分驚人。順便一提，在《財富》之前，「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為 二位流行疫症病理家合撰於二○一一年出版的《測量儀—何以愈平等社會愈進步》（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該書的英文本賣出約十五萬冊，創下新紀錄。這本書述說人人機會平等的重要性—美國在多方面都不太「長進」，惟在機會均等上位居世界之 首，而這是美國這個「負債王國」仍為世界最強（軍事及經濟）的一項過去少人注意的根本原因！
三、《財富》譯為英文賣個「美國紙貴」（英國版這個月才面世）且引起廣泛討論，清楚說明二個問題。其一是書的內容必須 「驚世駭俗」，有啟發性建設性或危言聳聽（因人而異）；其一是不管有多少人惡意貶低踐踏，英文仍是當今世界（不僅僅限於自由）「識字分子」的共同文字，這 等於英文媒介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當然，書的內容是否有新意，是「熱賣」的關鍵。以另一本去年英譯出版的法文原著《平等的社會》（The Society of Equals）為例，雖然同樣是以經濟學原理及歷史資料論述與《財富》相近的題材，且出自同一譯者Arthur Goldhammer之手，及同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只因作者缺乏創意，沒有提出令人另眼相看的論點，遂無法引起廣泛討論遑論成為暢銷書。無論如何，大 家不得不同意的是，非英文著作在國際間影響力有限，譯為英文才能「風行全球」，這是不容否認和不應忽視的事實！

《財富》「文本」五百七十七頁，連註釋及「引經」，共六百八十五頁，內容如此「沉悶」、篇幅如斯冗長，非以研究貧富兩極為專業的一般讀者，恐難「終篇」。 筆者因此有一提議，對經濟問題特別是貧富不均現象有濃厚興趣者，此書不可不讀；興趣一般非研究此問題的讀者，讀通長凡三十五頁的《導言》，知其梗概，便可 「稍息」（如不讀「文本」，五、六頁的《結論》亦不應錯過）。此書的確值得放在書架方便處，以便隨時取閱，因為除可讀性高（也許與譯筆流暢有關）的《導 言》外，其涵蓋過去二百五、六十年歐美多國的經濟特別是統計財富的數據，是不可錯過的參考資料；這些資料，大都繪成或編列為一目瞭然的圖表或列表，方便讀 者查閱。不過，「多如牛毛」的數據中，有若干的真實性可信性已引起論者質疑，倫敦《金融時報》甚且以頭版頭條新聞形式報道其經濟事務編輯翟爾斯（C. Giles）的有關論述，可知此中確有一些問題；然而，皮格蒂在書中一再指出，由於不少數據並非來自「政府統計處」（當年尚無收集統計的意念，當然沒有有 關機構的設立），因此不是「絕對準確」，卻肯定可看到當年的一般情況，用為參考，並無害處。正因為如此，有人遂指出對書中某些數據諸多挑剔，也許是皮格蒂 暴得大名引致「職業性妒忌」（Professional jealousy）有以致之；克魯明對此亦大不以為然，六月一日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說得更妙：「I'm not accusing Mr. Giles of being a hired gun for the plutocracy」—這位諾獎得主究竟想說什麼？「你懂的！」。事實上，本書蒐集的數據不是那麼不濟—皮格蒂與數名同行多年蒐證搜集整理而成的數據， 在筆者看來，即使偶有疏漏，亦十分珍貴且極之實用！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三之一

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

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 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 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官方寬鬆。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

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

‧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