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重臨訪港，惹來部分港人被指有「戀殖」甚至「歸英」心態復興，也令大家再度深思，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香港人」這概念一直頗為模糊。自1841年開埠以還，出現過多次來港移民潮；但他們初時一律都有共通點，就是只視自己為移民，總會有回鄉的一天。對於香港早期移民來說，香港不是他們的家，是以大家用「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自居，同鄉宗親會的會所比比皆是。
及至戰後嬰兒潮，香港增添了大量本土人口。按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著作《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的說法是，「香港人」身份認同於1970年代以後，開始逐漸加強，在此期間，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比內地迅速，令香港人從中產生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得以讓香港躋身國際。
不過隨著近年所謂的「強國崛起」、「北望神州」、「中港融合」，在內地文化差異及經濟強勢的衝擊下，香港人的身份彷彿受到衝擊，如是生於斯的地方卻有感陌生。不少人既不認同內地，卻不得不承認跟兩地愈趨融合，在這種拉鋸的情況下，只能從過去的光輝中找回自己。
事實上，「戀殖情意結」在幾年間漸漸成風，每逢示威活動，一曰「驅蝗行動」和「闖軍營事件」云云，都不難發覺港英旗幟屢見不鮮，用以提醒大眾過往的光輝歲月。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勳爵昨日訪港，便有申訴人士把握機會，趕到他面前大喊「我好掛住你」、「歸英」之類的口號。
對於這種行徑，不少親中及
建制派人士指出，高舉殖民旗幟有如分裂香港、是「搞港獨」的先兆。然而這群「親英人士」表面是掛上殖民旗號，骨子裏他們或許不是那麼親英，其目的旨在不滿
中央干預香港自主，繼而做出一些宣洩行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晨在電台節目中，便正好補充了這個觀點。她表示，昨日跟彭定康晚飯後談論事件，指有人高
舉「港英」旗幟，「並不代表有人要求港獨」，只是「很多人懷念當時的政府及社會較公平、公正、公義。」
身份認同出現危機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這種危機，除了生活習性的差異外，亦涉及歷史、文化，還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箇中因果關係複雜，為此《852郵報》請教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由他向讀者分析近年在香港出現的戀殖現象。
鍾劍華表示，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近年屢創新低，但諷刺的是，根據香港大學的民調，在回歸初期香港人是愈來愈接受「中國人」此一身份的，所以他認為現在的落差，可以訴諸於自回歸而來香港人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兩個層面：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及本土的環境窒礙，令人尤其不滿，例如侵犯人權的劉曉波事件、李旺陽事件，無不令香港人反感，加上特區政府施政不濟，令大眾有冤無路訴。
其次，是現實的問題導致中港矛盾，不論是搶病床，或買貴樓，或走水貨，統
統令民怨沸騰；更甚者，是部份自由行旅客不遵守本地的行為準則，肆意於公眾地方面斥不雅，令香港人從回歸初期高漲的「中國人」情緒，變為今天的逆道而行。
身處這種被迫磨合的情況下，反感情緒只會愈來愈強，遂不惜以任何機會表達不滿，高舉港英旗幟就是一個例子。
戀殖人士非真心戀殖
鍾劍華坦言，在龍獅、港英
旗幟的海洋中，他不認為是有團體正醞釀「港獨」。據他的理解，這撮人是想表達一種很不抒懷的鬱結，而每逢六四、七一遊行，都不難見到他們。因此彭定康來
港，「香港人優先」、「港人自決」這類團體更會抓緊時機，張揚殖民時期的標誌，因為這種行為最能作出對比，挖苦現時的不濟。鍾劍華認為這行為的本質是，他
們寧願回望殖民的過去，亦不想放眼在這特區領導下的將來；而參與示威的人，不少都很年輕，都是八十後、九十後，換句話說，在回歸時，他們不過是學童，是以
鍾劍華相信這群人對殖民年代的概念根本不深，更遑論認識「肥彭」管治下的香港。
論及早前的「驅蝗行動」以及「愛國愛黨大遊行」，鍾劍華覺得，只要是不侵
犯他人、不人身攻擊，不論是「拖喼」或「舉旗」，都是可以接受的。香港是自由社會，在「自由建基於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示威者選擇怎樣做，則悉隨尊
便。反而他直指香港現時當務之急，是要處理社會這種不安的躁動情緒；這種情緒不屬個人、不屬小眾，而是大多數人都有。如果現在做個民意調查，對現時處境感
到不快的人，相信人數應該不少。由是之故，他指政府或社會人士均不應公開過份指責，因為在二元對立的局面下，這種衝突只會愈鬧愈激烈，正中示威者本想挑起
矛盾的下懷。
身份認同非處於對立局面
人類是群居動物，需要身份
認同。但任何人的身份認同，都不會固定不變，亦不會單一認同，而且在不同的處境下，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身份認同：例如北京奧運時，北京人會較傾向認
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世博時，上海人會較傾向認為自己是上海人。不過兩者都沒有排斥自己是中國人。
現今社會淪落至非黑即白，說自己是香港人，其實不代表自己不是中國人。現
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在承認自己是香港人的同時，否定自己是中國人，這才是政府要留意的問題，要認真反思背後的原因，而不是去指責有人「搞港獨」，浪費光陰
之餘，亦無補於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目睹中國近年發生的事，從中衍生出價值取向的不同。他們一時之間，或許不想承認自己與中國同出一轍，從而以港英身
份，重新塑造自己的優越感。
沙盤推演：香港會出現「佔領立法會」嗎？
台灣學生及民眾為阻止國民
黨政府推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已經連續第四天。或許愈來愈多港人會想像，香港往後也會出現同類情景，佔領立法會或其他重要設施嗎？假若出
現如此情況時，特區政府以至幕後的北京當局，又會否像近日的台灣當局一樣暫且容忍，還是不惜摧毀「一國兩制」的招牌，毅然大舉武力清場，不容民氣坐大，好
及早阻遏所謂「外部勢力」，往後在港更加有恃無恐？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陳樹暉已經表明，香港學生可以效法台灣，若日後立法會強行通過假普選方案，就佔領立法會議事堂抗爭。但查實，早在2010年親建制派在舊立法會大樓強行通過極具爭議性的669億元高鐵撥款，大批民眾已曾圍堵立法會，更有部分示威者一度衝過警方防線，闖入大樓範圍之內，當中包括社會民主連線成員曾浚瑛（金鷹）。
曾浚瑛回覆《852郵報》查詢時稱，其實即使當時大批民眾到來立法會大樓外抗議，但警方早已架起鐵馬，亦只有前排數十名示威者試圖衝擊警方防線，更唯獨他一人試圖跨越鐵馬。
港人未慣佔領行動
曾浚瑛坦言，當時大部份示威者反應都較為冷淡，相信主因在時機未成熟。反高鐵事件由08年醞釀，到那時候仍只有約兩年時間。包圍立法會在香港社運中更屬罕見例子，群眾尚未能習以為常。
事到如今，台灣成功佔領立
法院，香港也愈來愈多人膽敢以各式示威手法挑戰北京權威，香港也會否出現佔領立法會？曾浚瑛就回應指，按照香港目前民情，自己想法較為悲觀。他以「和平佔
中」為例，即使已經歷漫長討論，但尚未能有實質行動。就連「爭取公民提名」等具體議題，也未能激發大型群眾運動爭取。當連和平佔中成事也成疑問，佔領立法
會就恐怕更加困難。
投身社運太多考慮
曾浚瑛續稱，香港與台灣情
況有別，一般港人生活成本高，投身社運的代價較大，隨時擔心連工作也不保。反觀台灣，台灣有自己的本土經濟，生活成本低，維持基本生計相對容易。另一方
面，台灣有民主普選，社會上論政氣氛較強，即使台灣學生有較激烈的行動，群眾亦能理解及接受，就連執政國民黨為免流失選票，也不會貿然對學生採取強硬措
施。但香港缺乏民主政制，社會上支持穩定的更可能佔多數，「佔領立法會」未必取得大眾支持。
曾浚瑛又表示，就算在技術層面，相較於台灣立法院，現時香港立法會大樓的內部結構更為複雜，要成功長時間佔領，技術上也有一定困難。
《852》
郵報亦訪問過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新聞傳播課程）助理教授譚志強，及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兩人均坦言，香港出現佔領立法會的機會不
大。其中馬嶽更指出，即使香港出現大批民眾在外圍包圍立法會，特區政府也有足夠經驗，早已調動警力戒備，不會等待示威者聚集成形後才行動。
黃耀明在音樂會唱出Simon and Garfunkel的The Sound of Silence，現場背景打出一張接一張幻燈片，從美國到香港，從追求民權到新聞自由的爭取，光影之間，今昔相對，恍如昨日。很多人以為TheSound of Silence是一九六八年為了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而撰，其實是一九六四年舊歌：Paul Simon在一九六三年深秋甘迺迪遇刺後埋首寫作，一九六四年二月寫下這一不朽作品，到今天足半世紀。
這歌與今天的香港在多重切面上是有機的結合和回應，細味歌詞即能明白是這刻的人心夕照——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那是空洞無物的社會感懷。Paul Simon冒出頭時是美國戰後最富足年代，也是美國大眾文化所說「好日子」（good old days）
的具體時刻。於香港社會而言，則是精神上親切的相若時代，美國是世界上大學生人數超越農民數目的第一個國家，是汽車成為個人必需品的消費時代，是總統就職
禮請出詩人朗讀作品獻禮的新人類。在新舊觸動時刻，美國另一面卻是守舊不前，大眾傳播媒介掌控在少數企業手上，就像社會學者Todd Gitlin指出那樣，傳媒機構以其經濟利益及政治興趣為基礎，「界定了『新聞報道』，塑造領導人及其所持的觀點，並定議出對他們的態度」（define“the story”, identify the protagonists and the issues,and suggest appropriate attitudes towards them）。
The Sound of Silence正是在於如斯複雜年代誕生的時代謳歌，然而真正打出紅旗挑戰建制的卻是同一部電影的另一首歌，準確而言那是《畢業生》真正主體思想體現，《羅賓遜夫人》（Mrs.Robinson）——「周日下午坐在沙發，看着候選人辯論，當要作出抉擇時，笑罵由心」（sitting on sofa on a Sunday afternoon, going to candidates debate, laugh about it,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
香港社會的無力感來自政府的「不作為」，所說的並非政策上的不作為，而是面對社會變遷帶來的悸動的遲緩反應，人們看到的都是被動回應﹕香港電視的發牌，普
選意析和爭辯，新聞自由的體現，這些牽涉到核心價值的辯論沒有得到正面體待，尤其是官僚的回應只會令社會躁動加火添柴。面對無反應的衙門高牆，社會逐漸隱
現棄守心態，人們開始把視角聚焦於移民甚至更遠的馬航失蹤，最新是台灣立法院抗爭成為話題，可就是無意再趁香港這趟渾水；人們企圖在日常生活找到「香港」
的替代品，不欲糾纏於所謂「人所關心」的政策，例如樓價。
找尋香港的替代品
正如The Sound of Silence中的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這種冷感充斥香港上空，難以闡明一個充分就業、工商業暢旺的海港大城巿為何會如此踟躕不前。《畢業生》面世之時是美國出兵越戰高峰期，超過五十萬大兵在中南半島灼熱陽光下生死未卜。徵兵令只要寄到，一個家庭馬上愁雲慘霧生離死別；每晚電視台的新聞報道滿是前線的死傷實況，打過二戰的父親認為到亞洲「剷除共產主義勢力」是國命不可違，一九四五年之後出生的嬰兒潮卻感到美國毋須也沒有必要千軍萬馬去越南改變別國政治軌跡。社會學者所說的「晚餐桌上的戰爭」在每個家庭的客廳爆發，結果是人們欲語無言，之後是社會沸騰，laugh about it, shout about it, when you've got to choose，旨哉斯言。
一九六八年對美國是重要的一年，民主黨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長敗將軍尼克遜翌年強勢入主白宮，數以十萬子弟兵在越南不知歸期，越戰就是社會的一切。然而當
大學生佔據教學大樓，青年從開小差逃避兵役到公開焚燒徵兵證，奄奄一息的美國開始燃燒，對尼克遜政權的政治冷感轉為熱火朝天的社會反抗運動。尼克遜執政頭
四年，如今檢視其實政績不少，訪問中蘇緩和冷戰是其一，設立環保部門是其二，越南戰場上呈現撤軍可能是其三，但他始終沒有正面面對人心思變的美國。在朝是
如此的不諳人心，在野的則從冷漠變成熱切，這一過程的觸媒是大型社會運動引領出的新社會文化，政治活躍分子「上山下鄉」，克林頓當時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他
為參議員麥高文助選；更多的人是走上街頭，呼籲人們登記選民，用手上的一票實現政治及社會目標。
上山下鄉對付政治冷感
這一過程歷盡萬水千山，不少民歌歌手義無反顧投入其中。YouTube有一段攝於一九七二年大選年的電視錄影片段，民歌手JohnDenver在節目邀請女歌手Cass Elliot到場。唱歌前的一段對話，頗能說明美國由靜而動的變化，在距離尼克遜爭取連任只有三個月的當年八月，Cass Elliot說她過去一年多巡迴大學校園演說，發現人們充滿冷感，似是對當下局勢或當下一些人的不滿，卻又沒有做出任何行動。她呼籲人們登記選民，把票投給信任的人，這樣才可以改變人與事。當然，相對於更激進的左翼組織如黑豹黨，呼籲選民登記是和平得着近陽春白雪的理想主義，然而說到底這都是全民運動的一種。
香港的社會運動無法如美國反戰或法國學運那樣發展，絕非由於老左派論調那種沉溺濃厚理想色彩的自我滿足，而是香港無法儲有足夠土壤培育這株奇葩。美國能夠在越戰十年通過社會運動自我檢視及蕩滌心靈，在於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築奇厚，社會元素調節機能活躍。以Todd Gitlin所說傳媒機構的保守價值觀影響新聞報道內容為起點，美國傳媒及後在事實面前自我調整，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初越共震動世界的春節攻勢，美國記者體會到美軍長勝不敗的歷史勢必結束。哥倫比亞電視台（CBS）主播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採訪，判斷美軍不可能言勝；《紐約時報》駐華府特派員賴斯頓（James Reston）則在報道中質問「這場殺戮值嗎」（what is the end that justifies this slaughter）。
傳媒自我調整的機能
當時《紐約時報》論壇版編輯，是其後擔任該報總編輯的法蘭克（Max Frankel），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越戰結束之後四年，美國舉國上下對這場戰爭仍處於沉澱，就在此時，法蘭克在接受訪問時說到《紐約時報》於越戰期間的變化。法蘭克的這段話，足以說明一國上層建築的自我調整功能，過程足以影響國家方向。他談到該報對反戰運動的報道變化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變化的一部分。隨着抗議活動由左派、反戰派，轉到參議院的富爾布賴特、格魯寧以及另外一些人並成為主流意見，對此的新聞採訪自然增加，接着報道的基調也自然出現變化。由於我們是上層建築，當你所在的社會出現意見改變之時，自然你也會改變。」
法蘭克在這短短的回答中三次用上「自然」（naturally），美國口語裏naturally是
極普遍的副詞，一般用法的具體意義不大，但法蘭克是記者出身的編輯，一字一句用得準確，三次使用「自然」，強調的是當新聞記者面對事實，只得報道不可篩
選。自由派傳媒兩大重鎮的《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電視台，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至二十七日之間，對越戰的報道及評論出現較溫和批判態度，情況開
始出現根本變化。三月三十一日，詹森公開宣布不會尋求連任。當時詹森的黨內主要對手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麥卡錫，民意調查是詹森以百分之四十九領先對手
的百分之四十二。若干年後，終於證實了原來在哥倫比亞電視台播出「美國不可能勝出越戰」報道後，詹森知道大勢已去，對幕僚說了一句話，If I've lost Cronkite, I've lost Middle America.（倘是我失去克朗凱特（的支持），我便失去美國中產階級（的支持））。
越戰是美國政治學者及社會學者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清理的歷史寶庫，尤其是社會運動與政治決策者之間的互動。尼克遜下令美軍撤出越南，是由於軍事上的師老無功，抑或是越戰對美國社會的戕害可能最終無法修補，致令這個外號「蠱惑狄克」（Tricky Dick）
的總統引刀成一快，一直是無法得出結果的論爭。然而，在這場延綿逾十年的戰爭當中，美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客觀上帶動更多壓力團體出現，而這些壓力團體在運
動過程對上層建築帶來一重又一重的衝擊，包括傳媒。相對於此，香港過去多年的社會運動，並無得到狹義的上層建築全力支援，建制勢力水波不興之下自我感覺良
好，任何具爭議的討論在保守社會氛圍及民主弱化的制度下逐漸消音，包括核心價值的討論。
音樂會帶來的自我質問
黃耀明的音樂會在殘陽如血的今日香港帶出人們的自我質問：如何從消極的soundof silence走向shout about it的抗爭。Todd Gitlin指出，美國是第一個大學生多於農民的國家，用意在於證明這一改變，不僅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性結構，更重要是其本質特性（texture），從而建構一種嶄新的文化工業，最終導致政治運動本質的轉變，表徵之一、或者應該說最重要的是話語權的爭逐。這位昔日柏克萊加大的學運健將說得精準無比——這亦將是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同樣也是大學生多於農民的香港社會運動所面對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