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慧麟
人生第一次踏足商台，時維2004年，梁文道在職之時。一天，文道忽然來電，邀約到辦公室一聚。在吞雲吐霧之間，他說覑要開一個新的吹水節目，晚上11時，由陶傑擔正，還有他的朋友拍檔一起。不久，房間內多了幾位仁兄，包括劉細良、蔡東豪及湛國揚等。這是《光明頂》的開始。爾後筆者轉去將軍澳一家機構打工，開咪後不久就離開了。
隨後，蔡、梁出走。
之後，斷斷續續地客串《光明頂》，還有幸在阿蘇的節目當嘉賓談毒食品。最後因為灣仔的一家機構之正職實在太繁重，還是專心做好本業，完全離開了商台。
2008年轉職期間，觞撈，問當時之《光明頂》監製，可否回巢客串。監製大叫歡迎，又謂須循例問准當時之高層黃永先生。不旋踵監製稱黃永先生想見小弟。監製亦感愕然。依時赴約，猶如見工interview。面試詳情已不太記得，只記起黃兄指導小弟若轉職政治公關時應更多了解商業社會運作，以及在商界工作切勿太學者蛋頭，還言及商台早上節目需要人才，可錄一段聲帶給他聽聽。
隨後，監製不好意思地告訴小弟，《光明頂》不用上去了。 當然，直到現在，小弟還是沒有錄一段聲帶給黃永先生審核，該寄去哪裏了？
後來，好幾年沒有去商台了。直至兩年前，一位年青朋友子健約筆者上商台講讀書，我誠惶誠恐地問，要不要請示黃永先生。子健在電話中笑了一笑，約好了時間便去錄音。
還有，就是健吾的節目。我還是重複地問同樣的問題：要不要請示高層？怕不怕？他說，903的。上一次早了一點到商台，在大堂簽到時，那位姐姐還問我：「咦！《光明頂》？唔使咁早啊？」
我一直思考，為何在一再問他們要不要請示高層。因為心裏面總覺得，假如因為我的出現而累到他們被罵，會感到好內疚。我心裏有這一重顧慮，因為我有「偏見」，總覺得可能這個機構內的某些高層，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落落大方，而像我這類橫衝直撞性格的人，隨時會因為個人言論甚至行為，會連累機構內的某些現職僱員。無謂啦！
殖民政府發牌說起
我誠惶誠恐，怕連累朋友，是因為香港傳媒的奇特生態。97年前，電子傳媒機構依靠殖民政府的養分維生，其殺手騐就是發牌。2008年，筆者做了有關電訊條例的皮毛研究（後來在2008年3月5日明報《世紀版》發表）。做文抄公，我當時寫：
「1955年商人何佐芝以佐德有限公司名義，去信輔政司（即相當現時之政務司長）戴維（E.
B. David），申請成立一家商營廣播電台。何佐芝提出，基於他與生意伙伴在澳門綠鸷電台的成功經驗，相信香港需要多一間電台。他提議政府可在發牌條件內，列出多項條款。當中兩條值得注意：
『1. 新電台的廣播政策，不會與政府有衝突，並將會在任何時候捍衛社會的總體士氣；2. 政府的緊急公布及消息將會在傳播中位列最優先次序。』在信內，他還提出，若果他獲得一個廣播牌照，加上現有的電台，到時所有港人都只會聽香港的電台，豈不美哉？」
殖民地政府不會無端白事發牌予電子傳媒機構。所以，香港的商營電台不配合殖民地政府政策，基本上也不能生存。我的演繹是，電子傳媒可以反共，不可以反英。在此背景下，電台人事不會因為反共而下台，反港英呢？幾乎不會在節目中出現。電子傳媒成了另類擁殖維穩機器。有傳媒老前輩嘗言，97年前，香港新聞自由比現在更差，因為不可以反對英女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時的電子傳媒，在反英與反共之間，終究沒有選擇高舉新聞及言論自由，既反英又反共。一或以客觀中立為名，兩邊都不反，多搞體育跑馬劇集；一或選擇反共。至於港英政府橫加干預新聞自由，粗暴干預新聞報道呢？它們有沒有站起來高舉反英旗幟？你話呢？
意見節目 又威又戴頭盔
問題來了，電子傳媒機構，可以用好多方式做brand building，建立品牌，卻為什麼有機構選擇以個人意見節目來作為機構品牌行銷呢？當然，閣下可以有幾重解讀。
其一，一個電子機構靠反共建立了一種無畏無懼的形象，亦依賴反共形象行走江湖，一路走來都有強烈的批評中共（注意，不是批評中國）的節目，假如因為換了一支國旗而有退縮，則電台失了金漆招牌，還有誰會相信這家機構所說的話呢？個人意見節目有助鞏固這種看來相當有「風骨」的形象，多搞幾個又何妨？
其二，商人搞傳媒，不保證有「文人辦報、以筆報國」的經世致用思維，而是看中電子傳媒在制訂議程以及帶動社會輿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足以令高官權貴地產巨賈，紆尊降貴，對傳媒機構忌憚三分。那麼，當傳媒高層與權貴有頻密互動之後，會不會有一些超越及非傳媒性質的討論呢？還有沒有其他的合作與交換呢？傳媒會不會因為與權貴互動而有更多界外利益呢？界外的利益可以方方面面，政治可以有，政策一樣有，經濟利益可以有，公營機構贊助節目也可以有，只要發牌條件容許，䒷底下，什麼合作都可以談。
其三，搞個人意見節目，節目部與新聞部的操作方式好不同。後者還很覑重新聞行業的操守，盡量持平公正，不帶個人感情，相當「和稀泥」。前者覑重的是noise，聳動的議題設定，預設的敵我分明，誇張（稍為）的言語攻擊，踩界的針鋒相對，最重要的是造神，特別是要塑造一個輿論偶像，由她來帶動節目，起承轉合，非黑即白，只有善惡，少理真相。如此，節目的收視或收聽率攀升，廣告（希望）隨之而來。
傳媒機構若能做到三者兼得，又威又戴頭盔，官商大小吃得開，為民一再請命，收視收聽廣告又有，可以名利雙收，既有道德高地，又可以錚錚風骨之餘搵錢，可謂最理想之境界。但是，現實社會哪有如此完美？97年後，香港已入了中共口袋。電子傳媒之發牌，理論上還是中環管轄，但說到底西環以至北京才有最終話事權。97年前，反共不反殖，依靠政權，乃係生存之道。97年後，殖已遠走，反共？還可以反到多遠？不要牌照乎？不想在兩會採訪乎？
超出管理層的底線
商人靠手上傳媒在官場吃得開，關鍵是官場中人，還是一堆信守西方核心價值的港人，即使骨子裏對傳媒很有意見，表面上還要和顏悅色，忍氣吞聲。但近兩年的政治生態丕變，依附政權的一堆「粉」，排斥核心價值，政治單邊主義，不怕挖爛塊面，總之針鋒相對，樹敵為樂，抽廣告視等閒，打破了原有政商秩序。一時之間，遊戲規則沒有了，變成打爛仔交，以前一些電子傳媒機構，靠借名嘴影響力迹界外利益的操作沒有了，怎麼辦？要麼乖乖地聽命，要麼繼續疾風知勁草，日日食西北風？誰出糧給員工？
主持要成為輿論之神，必然是有性格的名嘴，而且批評論政，必然不能蜻蜓點水，一定要痛快淋漓，發前人所未發，甚至加火加辣，方能顯出獨特風格，吸引聽眾。於是，節目要靠她的風格，才可生存。但性格巨星，往往是最難管理的一員。從主持人的角度，既然機構一直高舉什麼聲為民開，挺聲而出，是敢做的，她定必秉持口號，凡事去盡。主持人心中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底線的，因為這樣才會聲為民開，開到盡。但假如管理層受制於方才所說的情況，其實是有底線的，而且隨覑政權愈來愈跋扈而把底線愈拔愈高之時又怎麼辦呢？說的白一點：假如管理層真的是怕了權貴，哪些美麗的口號只是說說而已，你又教管理層如何處理那些如開籠雀般的名嘴呢？難道管理層要對住名嘴說，其實本機構的口號只是騙騙群眾而已，查實本人怕得要命？
李慧玲事件是否涉及新聞自由，是非曲直清楚不過，毋須筆者多言。但有兩點值得談談。其一，有機構支持者聲稱，她的早上節目廣告量低，愈做愈蝕，遲早都要走。表面上，節目成本太高，廣告收入低，一個合理的做法是減主持人工，或者縮減節目時數，又或者把她調走。然而，假如機構真的重視廣告收入，她的上手，即黃永先生在做早晨主持之時，節目卻是賺錢的，但為何要把黃氏攆走？退一步說，既然賺錢是早晨節目的員工表現之重要指標，那麼李慧玲走後，理應找回黃永先生及楊振耀回巢開壇才對，是吧？為何卻是首席智囊呢？
其二，有機構支持者稱，她做節目，愈來愈霸道，不聽管理層指示，將自己放得比機構為大。這又更奇怪了。她的主持風格，在黃昏時段早是如此，難道在調動她上早晨節目時，會變成一個乖如馴鹿，聽聽話話的小白兔？退一步說，假如她真的是桀悍難馴，倒是反映了高層的管理出了問題，為何高層可以讓她一直視自己比機構為大而視若無睹，甚至更「升呢」到早晨節目呢？
10年依舊
一個機構，cut cost、裁員、請人，是平常事。有員工被炒釀成了軒然大波，10年前已弄得一塌糊塗，10年後依舊亂七八糟，其實只是管理層不願意坦白地告訴廣大市民，其實此一時彼一時了，本機構已不是97年前的那個機構，都已經2014年了，為了生存，其實好想／意圖／正在／已經跪低，那些什麼「勁草」「敢做」口號只是用來宣傳之伎倆而已，即是香港超市掛出來的「特價品」價錢牌，其實毫不特價，甚至可以貴絕全港。只是超市賣貨受《商品說明條例》監管，而電台之服務就不受其約束。不要忘記，電台服務是免費的！
還記得10年前，梁文道離開商台，答應他車走他的私人物品。車子泊在廣播道。他準時離開機構，不久就打開我的車門，嗖的一聲坐進車內。擋風玻璃前有一堆攝記拍照。我問：咦！你的個人物品呢？怎麼沒有東西帶走？他說，辦公室房間內都是一大堆書，留給一些年青監製們。
手空空、無一物。下次這家機構再喊什麼「天地有正氣」的口號，聽下就算吧，何必太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