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澤明戰後第一部電影是東寶的《我對青春無悔》，有影評人說這是「最不黑澤明的影片」，因為「對女性心理描寫的細膩」不是人們所認識的黑澤明；有人認為《我對青春無悔》是一部「最黑澤明」的電影。個人則傾向後者的「最黑澤明論」，片中女主角八木原幸枝本來可以嫁給當上檢察官的同學系川，到後來與縱身投入反法西斯鬥爭的另一同學野毛一起。野毛被日本當局拘捕死於獄中，幸枝捧覑野毛的骨灰回到他的家鄉，面對村民訕笑，幸枝沒有後悔。戰爭結束後，幸枝想起野毛的一段說話，「我現在做的事，要十年後才會得到日本人民的感謝」。
六年前在周記寫過一篇〈我對青春無悔〉，說的是香港社運的義無反顧投入。周六清晨陽光明媚，面書上鋪天蓋地的周日大遊行內容，有的是認識的朋友，有的是何許人都不知道的朋友的朋友，坦率而直接，就是呼朋喚眾參加遊行。青澀的文字看到是對這塊土地核心價值一點一滴傷逝的痛惜，廣州話口語文句帶出是對所言所行的無悔執著。實在想不到更加適當的話語形容這些年輕人，只有那年在東京青山學院大學附近小戲院觀影《我對青春無悔》後的悸動才能比擬。
無國界記者二○○二年的新聞自由排名香港是十八，今天是六十一。如果把這些外國編製的指數視為「外部勢力介入」，本地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新聞自由也創下新低。這些數字怵目驚心的原因，在於當事物都向前發展時香港愈發墮後，人們恐懼總有一天在謊言社會竟無一人知道事實真相。
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政府欺騙人民在美利堅合眾國曾經發生。六十年代藉「東京灣事件」發動對北越大規模攻擊而臭屎密軃；把塗炭生靈的B-52高空「轟炸」換一個叫法「空中支援」（air
support）；九十年代，總統克林頓性醜聞調查被問到「是否與萊溫斯基有過性關係」時回答「這要端視你如何定義『是』這個字而定」（It
depends 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s' is.）。可恨不？
新聞自由絕對不抽象，就是不給你自由報道新聞，做法除了捂蓋兼用，還有便是撒謊成性，視人民如芻狗。香港這兩年的社會讓我想起前面的幾個例子，說香港在此一層次而言快要超英趕美也沒有哪幾個人有異議。政客走到這一步是他們的自由，觀瞻惡俗是他們的事，自我感覺良好就沿此一直走下去了吧。惡俗有幾個層面，口舌佔便宜是最低級的下三濫，等於孩子打架吐口水，小布殊年代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那件事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到競選來了，拉姆斯菲爾德馬上被小布殊送走，沒有政治負資產才能有望打勝仗。
卡壓之一在於撒謊及欺騙
對新聞自由的其中一種卡壓在於撒謊及欺騙。六十年代的東京灣事件及其後續，充分說明政府的黑手和記者針鋒相對。東京灣事件是美國聲稱「北越挑釁」導致美國出兵大炸北越的導火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美國一艘炮艇說在東京灣、即現稱北部灣的水域被北越魚雷艇攻擊，美國其後出動航空母艦戰機空襲。八月四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美國國會三天後通過決議案，授權總統詹森派出空軍轟炸北越，從而拉開全面越戰序幕。
傳媒對八月二日及四日兩次遭遇戰的態度分成兩派，一是深信不疑，一是有所懷疑。美國當局六十年代對傳媒報道戰爭極為嚴控，就算調派南越前線採訪的記者，都極容易掉進政府及國防部官員設下的「實況」口袋，任由「政府消息人士」魚肉，坐在西貢的冷氣開放簡報室，喝覑啤酒收取一份又一份的「戰況簡報」，官方的說法全單全收。另一批則是質疑軍方說法，電視台是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樣派出整個編採部門到中南半島實地採訪，平面傳媒則從另一方面轉進，深挖機密，務求令陰暗角落大白於天下。
先說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派出王牌主播兼總編輯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克朗凱特發出最後一篇報道"Report
from Vietnam: Who, What, When, Where, Why?"（來自越南的報道：誰，什麼，何時，何地，為什麼？）在被美國大學新聞學院譽為美國歷史最出色新聞報道的結尾，克朗凱特公開提出「美國無法打勝越戰」的結論。一九六八年，當時美國仍然雄心勃勃要清除中南半島的共產主義，在克朗凱特這段新聞之後，本來打算角逐連任總統的詹森，在三月三十一日宣布不會競逐連任。克朗凱特一直懷疑不是自己的報道令詹森退出競選，直至他的同事、當過詹森助理的莫耶斯證實，詹森在知道克朗凱特的報道內容後決定退選。
一人周刊力足搖動政府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富可敵國，又是全美收視最高的新聞節目，自有接觸受眾上的優勢。相對於此，新聞記者史東（I.F.Stone）的特立獨行抵抗政府欺騙打壓，其氣魄極大程度折射出新聞工作者的活力是如何用在自由報道新聞之上。比起大兵團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史東的一人雜誌I.F.Stone's
Weekly（《史東周刊》，小圖）堪稱自由主義新聞工作者最高典範，美國傳播學者選出二十世紀美國一百件新聞經典，這份周刊名列十六。史東在三四十年代是主流媒體記者，做過報章也做過電台，五十年代自行創辦雜誌，成為美國政府最感頭痛的記者，卻是最受民眾歡迎的獨立新聞工作者。這份油印粗糙的雜誌，越戰年間銷量及影響力同臻超高，每期銷量七萬，人們從他的筆下找到主流傳媒上看不到的消息。
史東在華府官場不受歡迎，尤其他的自由派背景，幾乎沒有消息人士願意相告，靠的是仔細到極緻從政府官方報道刨根尋底搜尋資料。東京灣事件後，史東死咬不放，因為幾個部門的公報內容有覑輕微差異，他認為此顯示了詹森政府弄虛作假，尤其是八月四日的所謂「美國被北越軍艦襲擊」是子虛烏有。史東這些「不受歡迎」的「不愛國言論」當時遭到官方否認自不待言，然而真正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東京灣事件四十一年之後，美國國家安全局發表報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的海上衝突是由美方開炮引起，八月四日的「衝突」更是「很大可能」美國軍艦附近根本沒有北越軍艦。
官方無法反駁的事實
史東的雜誌算是有銷路，但美國政府一天到晚都在找機會踐踏他的公信力。著名政治雜誌The Nation（《國家雜誌》）總編輯納溫斯基（Victor
Navasky）指出，史東以一個敢言的左翼新聞工作者，在一個經常懷有敵意的環境下工作（as an
outspoken leftist journalist working in often hostile environments），新聞報道必須經得起事實考驗，而史東的報道絕大部分證明真實無誤，「駁斥了官方的說法，突顯了官僚政治謊言，讓戕害民權及自由的做法無所遁形」（contradictions
in the official line, examples of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mendacity,
documentation of incursions on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納溫斯基說，史東的工作形式簡單不過，只是一頭搗在《國會紀錄》找尋新聞線索及內容，往往有巨大發現。
六十年代是《史東周刊》高峰時期，這時的史東已是花甲老人，專責國會新聞的各報記者間中看到這個老人出現國會，人人對他尊敬有加，這並非由於他的扒糞工程令人害怕，而是他在耄耋之年，較諸青春一代仍能呈現新聞記者的誠實特質。對於如此成就，史東晚年說，一言以蔽之是「獨立」，是如假包換的「不能收買」——「記者總容易會被他所採訪的官僚吸收，他們吞下這些軍人或外交官的習性、態度甚至腔調。不過，一個記者獨自採訪首都政情，尤其他又是自己當老闆，他完全可以對壓力免疫」（Reporters tend to be absorbed by the bureaucracies
they cover; they take on the habits, attitudes, and even accents of the
military or the diplomatic corps...But a reporter covering the whole capital on
his own - particularly if he is his own employer - is immune from these
pressures.）
史東和克朗凱特決心走上說真話的不歸路，在面對事實的採訪前沿最大程度上保護了人民的知情權。今年是史東去世二十五年，仍記得那天美國全國電視網報道死訊時的肅穆；克朗凱特也走了快五年，美國由此失去七十年代民意調查「最值得信任的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中斷正常節目，主播一身素色播報這段消息。這是對二人衷心致敬，是對那段無悔無懼日子的擁抱；在美國歷史憶懷，就是他們，這個國家倖免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