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

《論語別裁》南懷瑾 - 子路第十三(上)



   現在講《子路第十三》篇,以連貫的觀念來看,這篇文章是對上論《為政》篇以後所作的發揮。就是說一個人學問的內在修養與外用,當然包括了過去所謂作官的學養,乃至作人與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憂而憂》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這一節文字非常簡單。子路問從政的道理,孔子告訴他兩個觀念:一個是「先」,一個是「勞」。這兩個觀念,發揮起來蠻多。

  所謂「先」,就是在「為政」的原則上作領導人,一切要為人之先。關於先,大家都讀過宋儒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先」的觀念,即從《論語》這裡來的。中國政治哲學解釋「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話「外其身而後身存」。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戰帶兵的,都是這樣:自己站在前面,有艱難困苦與辛勞,我領先擔負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讓人家,自己不要,這是「外其身」,而實際上最後的成功還是自己,這是領導的「先之」的道理。

  「勞之」,也是處事領導的原則。左丘明的《國語》一書中,有一篇敬姜論勞逸,敘述魯大夫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對兒子的一番教訓,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說人必須要接受勞苦的磨練:「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一個人環境好,什麼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墮落。民族、國家也是這樣。所謂「憂患興邦」,艱難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來的。所以古代許多懂得為政的人,都善於運用「勞之」的原則,使得官吏、百姓沒有機會耽於逸樂。「勞」包括了勤勞、勞動、運動許多意義。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人在辛勞困苦的時候,對人生的體會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發揮出來。不過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這個原則反用了的。所以同樣一個學問,正反兩面如何去用,在乎個人的道德。這個「勞」同時也包括自己。在個人修養中,一個領導人寧可有困難時自己先來,有勞苦的事自己先做;絕不能自己坐著享受,有困難都讓別人去。這樣永遠帶不好人,尤其帶部隊,打起仗來,就看得更明顯。

  孔子說了這兩點,子路請益,要求老師多告訴他一點。孔子又說了一個「無倦」,這兩個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來就是不疲勞,一切要更努力;用現代語來說,就是責任的觀念要加重,自己沒有「懶得做」的感覺;從歷史上嚴格體會,做一個政治上成功的領導人的確是很苦的。如果恪守這種原則,即使是看公文這件工作,也令人覺得很苦。因為真正負起責任來,往往就沒有私生活,難免有時會厭倦。在前面也說到過,歷史上像周公那樣忙碌辛勞,「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權,存亡絕續之際,維持八百年之久,可歸功於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國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統性,也是由周公開始的。當時周公的身分、地位,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不夠形容。實際上,他與武王是親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對人如此的謙虛,如此的負責任,如此的勤勞而無倦,這種修養實在難得。一個人在自己負到那樣的重責,達到那樣的地位時去體會它,才更親切。

  上面是孔子告訴子路的三大原則。孔子為什麼對子路作這樣的答覆?這須要我們用頭腦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貢、子夏問從政的問題,孔子也許不是這樣答覆。我們知道子路的個性很有俠氣,脾氣一來,動輒「算了!」或者「干了!」這一類的個性,容易債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個性,就容易誤事。所以孔子嚴格告訴他這三個原則。但是,我們每人自己反省,個性上有這種成分沒有?學問修養的道理,就可在這三個重點上去體會了。

【才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仲弓出去做魯國權臣季家的管事,來問從政的原則。孔子告訴他在行政上領導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職務代稱,也就是管事的,讀古書時經常看到它。孔子是說,首先重視每個人的職權,要制度化,不要亂來。在古代專制政治的時代,尤其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一個領導人,一個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儘管中國過去也是講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專治體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隨」的情形,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訴他不可犯這毛病,先要把權責分清楚,制度建立起來。

  其次,領導人對人要「赦小過」。誰都難免有錯誤,尤其當領導人,要能原諒人。一個領導人,不單是主管,還要兼作老師,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領導人同時是老師,同時是父兄,對部屬小小的錯誤,馬馬虎虎讓他過去,充其量喊到房間裡告誡他。在歷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錯誤,當眾不說,召到房間裡,關起門來責備一頓。出了房門當主管的自己背了過,宣稱是自己的錯,不關那個部屬的事。古代許多大臣都有這種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種厚道的修養,這是愛人。

  第三,要能夠「舉賢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這裡發生一個問題了,仲弓提出來問,他說有那麼多部下,怎麼知道哪一個是人才?人才的選拔不易,在歷史上經常看到有人「拔於稠人之中」。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很多人才,當他沒有機會表現的時候,永遠默默無聞而埋沒終生。譬如帶一師的部隊,這一師人當中,一定有人才,但卻沒有辦法發現。有了發現,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來,給他機會,隨時培養出來。歷史上許多前輩提拔後輩,都是這樣。

  但賢才到底是難得,所以仲弓就說,無法知道誰是賢才,怎樣去分別呢?孔子說,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選。如果你並不知道,那就是他沒有表現的機會,只好等待別人去發掘了。所謂:「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諸!」

【孔子要正什麼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遷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討論一個為政的問題。孔子周遊列國都很失意,比較好的是在衛國那些年,而且衛靈公對他也的確很重視。所以看孔子的傳記,當時許多地方使大家懷疑,有人以為孔子可能在衛國要當宰相;有的懷疑孔子想把衛國的政權整個拿過來。這段討論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當時的情況。

  子路有一天問道,看衛靈公的樣子,非常重視老師,假使他希望你出來從政,有意把政權交給你,「子將奚先?」(我們要注意這個「將」字,表示當然不會成為事實,假設語氣。)老師你看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麼?第一個重點先開始做什麼?孔子說,假定有這個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說:「有是哉?」這是非常懷疑的口氣,意思是說,正名有這樣重要嗎?因為正名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所以子路不相信。並且說,老師,人家說你是個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我們注意,先討論這個「名」。中國文化中過去的名,包括了些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後世有一門學問叫「名學」,就是邏輯、思想的研究。嚴格講,正名就是指確定思想的觀念。以現代的語匯來說,「文化思想的中心」即為正名的重點。也可以說,在邏輯思想上分別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現在「正名」的意義懂了,再說本文。孔子說,如果要談為政,先要把思想領導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線作正確的領導,非常重要。子路一聽,認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東西,這個何必管它呢?孔子就罵他說,你這個傢伙,真是野蠻、胡扯。一個真有學問的君子,對一件事情不瞭解,不要亂下斷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強說懂,就告訴人家我不懂,這才是君子的風度與修養。「蓋闕如也」,寧可保留這個缺陷,對人說這一門我不懂,沒有研究。孔子教子路這一點作人的道理後,繼續告訴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氣呵成的說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論。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會成功的。有時我們讀歷史,看政治的演變,都離不了「名正言順」的原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沒有文化的政權,就沒有文化的社會,那麼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沒有良好的基礎,一般老百姓就無所適從了。所以領導的重點,還是思想的領導、文化的領導。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並不重要,其實影響非常深遠。

  說到這裡,我們若以思想問題來講,人類的全部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思想戰爭史。一直到今天這個階段,站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全世界人類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癱瘓狀態,空虛貧乏。講好聽點是物質文明在發達;講難聽點是物質的慾望在擴張,蒙蔽了人類的智慧。也許目前感覺不到,再過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們現在對於自己的文化復興,要作承先啟後融貫中西的工作,這是刻不容緩的重大使命。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曉得自己這神聖而艱鉅的責任。是誰給的責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繼往開來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現實的環境來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窮苦一生,默默無聞。但每個歷史的演變,都受這種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響。在他本人死後,領導了世界人類。以個人的現實生活來講,搞思想、搞文化的窮苦一生,對他有什麼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價值就是如此偉大和長遠!這就看個人的認識,自己選擇要走什麼路。

  現在引伸孔子提到的「正名」問題與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無所措手足」的狀況,一般人無所適從,不曉得走哪條路好,那就問題大了。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問題。有些事看來毫不相干,但影響的後果非常大,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來毫不相干,但形成時代潮流,對國家命運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化思想左右了歷史,所以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就更要注意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許多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丟一個香煙頭,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丟一個,他丟一個,人人都丟一個,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積微成漸,不相干的事成了大問題。就是孔子講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純正,「則民無所措手足」。這個時代,老百姓不知哪個思想是對的。

  所以孔子的結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內涵。同時由此可見,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而且我們真正的傳統思想,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理論上,邏輯上絕對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論,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現在思想的風氣,都是講「應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學思想。因此人心愈亂,民風日下。

  孔子所以說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問題。我們傳統文化中對於思想文化和言語行為的原則,就是講究實踐的,說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實的做到。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最高的原則;不談虛無高深的理論,要其實可行。總之,孔子告訴我們;思想是最重要的,這個思想就歸於「正名」的內涵,縮小範圍,就是名稱與觀念的重要。所以我們平常作宣傳的人,用一句標語,一句小標題,也必須要經過仔細研究,搞錯了,也可說就是「正名」的偏差。

【問捨求田】

  下面大體講作人的道理: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有一次向孔子請教農業的技術問題,稻子要怎樣種得好。孔子說,那你不要問我,不如去問有種田經驗的老農。樊遲又問如何種菜種花。孔子說,這些事你問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點,不如去問老經驗的種菜、種花的人。樊遲退出去了以後,孔子就對學生們幽默的說,樊遲這個小子,竟來問我這些農業技術問題。其實,我只教你們作人做事的大原則,並沒有教種菜的技術。如果身居上位,作一個領導人,本身好禮、誠敬,下面就自然敬業樂群了。

  這點我們應當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領導人的意向,有一點偏向於某一方面,不久之後,整個風氣都會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壞的偏向會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導,也會出問題。所以道家、儒家都講無為而治,由此知道領導人的學養,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現在是講好的偏向,他說上面的人處處好禮,講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誠敬嚴肅,成為風氣了;上面的人如處處愛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那麼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響,當然人人都服從你。尤其帶兵,所謂「先之,勞之」,在艱難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辦法,只有一餐飯可吃,讓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餓肚子。當然不能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誠的這樣做,那麼人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講了的話兌現,還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麼下面對你沒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這一點,人心歸向,賢才畢集,百姓感戴,攜家帶眷,前來依附,還怕沒有人來替你種田嗎?

  但話說回來,後世儒家的知識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謀生,只想作領導人──作官的毒素也種因於這種思想流弊了。實因誤解孔子的教學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說到從政與個人修養: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說,學識的修養基本,要先讀詩。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戰國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所謂蟲魚鳥獸的名稱,以及人情風土的知識,由詩的內涵中都可以瞭解。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有充分學識,成為通才,樣樣都會。在古代知識範圍,比現在簡單。讀詩讀得好,學識淵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讀詩以後,要授之以政,給予經驗了。

  如果所學與行政配合不起來,不能得心應手,不能通情達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於四方,各處去多經驗、多歷練。這就和後來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一樣,經驗不夠,就使於四方,到處去增加人生的經歷,然後再回來考察他,如果處理事情還是不能專精、深入,那麼再培養、訓練也沒有用。這種人才,只能成為書獃子,從唐代以後,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兩代,進士出身進翰林院的很多,進了翰林院,就是進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難得外放作官。在過去有許多人一輩子都待在翰林院裡,如果經翰林院出身,而能再從事地方行政的,我們從清朝兩百多年的史實來看,多半成為雙料大員,縱不能成為國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錯。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僅僅書讀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筆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說,書讀好了的人,從政經驗不夠,就派他到外面多經歷人情世故。回來還不能深入,就不是從政的大才,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由此可見人的才具與學識,不一定能夠完全配合得起來。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領導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義很多,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著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本身不正,僅以下達命令來要求別人,結果是沒有用的。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這是孔子對當時歷史文化的一個批判。他生長在魯國,也繼承了魯國的文化,魯國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風遺政的精神。後來孔子多半在衛國,在衛國住得比較久。由衛國回來以後,才正式從事著作,刪詩書,定禮樂。他認為衛國的文化、政治,基本上還是不錯的,還能始終保存著周代封建當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這句話是感嘆,也是讚美。總之,言下之意,頗多感慨!

【斗屋升基之爭】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衛國看到一位世家公子,並不是近代語所謂的公子哥兒。古代的公子是世襲的,大體上都由長子繼承。除非這個家族犯了罪,否則是代代相傳下去的。例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這些都是公子。他在衛國看到一個世家公子名字叫荊,這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包括他的思想觀念和修養,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繕房屋這件事上來說,剛剛開始有一點可住時,他便說,將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過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給的房子,雖然小了點,人口多住不下來,將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間,馬馬虎虎夠了就好。後來又擴大一點,修好一點,他就說,已經相當完備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於原來配的房子只有十二個榻榻米,現在改了第一期的國民住宅,好了一點。他說好了,已經很受用了。後來又擴充一點,他又說,夠了!夠了!太好了。

  孔子講這件事,在我們初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豈但衛公子做得到,我們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時候讀《論語》,覺得把這些話都記載進去,好像聖人的經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讀書要與生活經驗,以及年齡的增長相互配合。我們要知道,古代一個世家公子,可不那麼簡單。據我所瞭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講究。有一位朋友,年紀相當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托人買一件汗衫,因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國,後來在香港一個老店才買到,價錢非常貴。代買的人也買了一件,穿起來的確舒服。這位先生對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論:沒有錢寧可不買,要買就要買好的。譬如皮鞋,一雙好的皮鞋,又舒適,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兩三年。花兩百元買一雙普通皮鞋,幾個月換一雙,計算下來,花的錢一樣,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樣。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習氣,確是不同,由此也就瞭解到人生,所謂「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一個窮子小出身,漸漸環境好了,自然會奢侈起來,這種習慣容易養成;用慣了以後,一旦窮了,再要想儉省,就困難了。

  所以孔子提出衛公子荊的這個觀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的四書五經,教年輕人去讀,在他們是一件痛苦的事,實在難懂,像這些必須要配合人生的經驗去體會。如果在學校裡教這些書,僅從文字上講解,學生聽了自然會反感的。這實在難怪學生,只好責怪「人生」了。

  其次說到蓋房子,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講到郭子儀:唐明皇時候,安祿山作亂,唐室將垮的政權,等於他一個人打回來的。在歷史上,唐代將軍能富貴壽考的,只有郭子儀一個人。他退休以後,皇帝賜他一個汾陽王府。在興工建築的時候,他閒來無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監工。吩咐一個正在砌牆的泥工說,牆基要築得堅固。這名泥水匠對郭子儀說,請王爺放心,我家祖孫三代在長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蓋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見過房屋換主人,還未見過哪棟房屋倒塌了的。郭子儀聽了他這番話,拄著杖走了,再也不去監工。這個泥水匠講的,是祖孫三代的實際經驗,而郭子儀聽了以後,就想透了人生的一個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達了。

  第二個故事,唐末楊玢在尚書任內,快要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在故鄉的舊屋地產,有些被鄰居侵佔了。於是他的家人們要去告狀打官司,把擬好的起訴書送給他看。楊玢看了,便在後面批說:「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狀了。

  第三個故事,和楊玢的類似,據說(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間的桐城人張廷玉。他是清代入關後,父子入閣拜相的漢人。據桐城朋友說,桐城有一條巷子名為「六尺巷」。張廷玉當年在家鄉蓋相府時,鄰居與他家爭三尺地,官司打到縣衙裡,張家總管便立刻把這件事寫信到京裡報告相爺,希望寫封信給縣令關照一下。張廷玉看後,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詩寄回來,這首詩說:「千里求書為道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張家的總管於是立即吩咐讓了三尺地出來,那個鄰居看到張家居然退讓了三尺,他也讓了三尺出來,於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條巷道。

  從這幾個故事,我們就可瞭解孔子之所以講到一個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夠修養到「知足常樂」,只求溫飽,實在是很難得的。像這樣修養的人,如果從政,就不會受外界環境的誘惑了。

  剛才提到郭子儀的起建汾陽王府,我們再看看唐人的兩首詩: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

   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

     ──趙嘏經汾陽舊宅詩

   汾陽舊宅今為寺,猶有當年歌舞樓;

   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

     ──張籍法雄寺東樓詩》

  上面兩首詩的詞句都很簡單,但包涵的意味卻發人深省;比起「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如何?

【政治、經濟、文化】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衛國去,他的學生冉有跟著去服務,到了衛國一看,政治很清明,社會進步了,繁榮起來了。於是孔子說,好呀!好繁榮呀!冉有就問,像這樣繁榮了,再進一步該怎樣做?孔子說,使社會繁榮,是為政的原則。繁榮了還不算,還要使國民經濟基礎穩固,人人富有。冉有又問,社會繁榮了,國民收入也提高了,那麼再進一步又該做什麼呢?孔子說,那就是文化與教育了。僅是繁榮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民族,會墮落、沉淪的,這是很嚴重的。繁榮、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發展的三階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這是孔子平常的感嘆。他感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行。孔子在這裡說,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時間,這個國家就有大成果,可以變成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看這一節書,首先要瞭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話。其中「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話,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說的,只有下面一句「誠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話,也就是孔子對於古人那兩句話的感想、評語。以現在的話來解釋,孔子說,這兩句話的確說得不錯,真有道理!

  這一節書是連接上面政治發展三個階段:繁榮、富強、文化教育的振興一直下來的。講到繁榮與富強,我們想到現代的情況,像全世界都在談發展觀光,觀光就是社會繁榮的前奏。現在這樣,過去歷史也是這樣。所謂觀光,不免要連帶有許多對社會風氣不好的事,中國如此,世界各國也如此。

  試舉一個例子:曾國藩打垮了太平天國,收復南京之初,當然,南京在兵亂之後,經濟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曾國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復秦淮河的遊樂事業,歌台舞榭,什麼特種營業都有。這些一恢復,經濟的復興就來了。經濟的原理,有如美國人一句話,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裡的錢,放到我的口袋裡來。讀了幾年經濟學,不如這句話實在、實用、有道理。好逸惡勞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錢的人,把錢花到南京來,當然最好就是發展娛樂。

  曾國藩不但第一步恢復了秦淮河的遊樂事業,而且像他生活那樣嚴肅的人,為了繁榮地方,聽部下的建議,自己還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曾國藩還遇上幾個名妓,其中一個死了,曾國藩送了一副挽幛,題道「未免有情」。更相傳其中有一個妓女,藝名少如,也頗有文才,要求曾國藩送他一副對子。曾老先生打算用他的藝名「少如」這兩字嵌到聯中,先寫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閒在這裡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因為要考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樣,便要他自對下聯,不料這女孩很調皮,開了曾國藩一個大玩笑,提起筆來寫道:「要如何處便如何」。這只是相傳的故事,並不完全可靠。但曾國藩為了使南京地方的經濟復甦,先恢復秦淮河的繁榮,這是一個史實。

  然後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最後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古代中國政治,為王道的道德政治;後來講事功,是來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經過好幾百年,祖孫幾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風氣才養成。所以周朝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就有那麼久遠,乃至變成中國文化的淵源。這就是所謂「善人為邦百年」,急進是不行的。一個理想的政治風氣,最後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簡單的。但這種不以事功取勝,以道德為先,才可勝殘止殺,化解人們彼此鬥爭、仇恨、殘殺的心理。但是一個社會、國家,要達到這個程度,必須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要經過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紀大了以後,有了豐富的經驗,所以這兩句,說得非常切實。換句話說,文化歷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碼要百把年,好幾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沒有好的結果。因此接下來說:

【仁德須加累積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對於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這裡,再作一個原則性的定論。他說要實行王道的仁政,親眼看見成功,是很難做得到的。必須要加以時間的培養,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後才能「世而後仁」。

  我們看歷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個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開國以來百把年的根基才行。從近代史來說,就看清朝一代,他們由孤兒寡婦帶了三百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來的努力,才開始有真正的安定。像「春滿乾坤福滿門」,描寫當時國家、社會的安定現象,實在也是得來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開始變了,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漢代,都是如此。每個朝代開始,社會在大變亂之後,真正過安定生活走上軌道,大體上都要百年的時間。當然恢復很容易,長治久安比較難。

  所以那年去日本開中日文化會議,我曾面對他們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教授們說,我到了日本,看見東京的繁榮,日本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安定下來,二十年時間,誰都做得到。但你們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榮,是中國人三千萬軍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說世界上兩件東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錢。過去你們軍國主義,把刀磨快了想統治全世界,後果怎樣你們已經知道了。現在你們有了錢了,又想買通世界,這種思想將來所得的後果,一樣可怕──」

  閒話少說,再回到正題,我們要注意「必世而後仁」這句話,經過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個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希望後代優秀,也要「必世而後仁」。培養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兒女有所成,還不大可靠;兒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孫子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後敗」,試看社會上富豪之家,也幾乎沒有超過三代的殊榮。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兒子的雖然不太過分,總比老子會花錢;到孫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紈 子弟的作風,甚至有些馬上敗掉了;因此又輪到第四代曾孫在鬧窮。窮了又再儉省成家,如此循環往復,永遠像一個輪子在轉。

  這裡又順便講一個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國犯了死罪。因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莊生與陶朱公很有交情,於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寫信給他,把兒子救出來。陶朱公打算叫第三個兒子帶黃金千斤,連同信件去見莊生,相信不會有問題。可是長子不肯,因為宗法社會的長子,有特別的地位,有責任與權力,所以爭著要去。但陶朱公不答應,他說如果長子去送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屍體運回來,不是把人救回來。可是長子硬吵著要去,太太不懂事,幫長子說話。陶朱公被吵得沒辦法,於是就讓長子去了。不過同時吩咐太太準備好次子的喪葬事宜。

  長子到了楚國見到了莊生,交上了書信和黃金。莊生因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辦。適逢這年楚國有災,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災。國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於是莊生去見楚王,建議大赦,楚王接受了他這項建議。但這個消息洩漏出來了,被陶朱公的長子聽到,他就後悔老二的事用不著托莊生,大赦一定會放出來的,千斤黃金白送了,心裡捨不得。殊不知這次大赦,正是莊生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來的辦法。所以又去看莊生,提起大赦的事。莊生當然很聰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寫了一封回信,將千斤黃金退回。對他說你弟弟的事剛好遇到大赦,用不著我幫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後莊生連夜進宮再見楚王,請求慢一點發佈大赦令。他報告楚王,在大赦令的範圍中,有一個死犯是陶朱公的兒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別人還誤會我莊生貪污,誤會你楚王不公平。於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殺了,翌日頒大赦令。陶朱公的長子只有把弟弟的屍首運回,家裡卻已佈置好了靈堂。

  陶朱公的家人問,為什麼事先會知道這樣的結果?陶朱公說,我們白手成家,大兒子跟著吃苦出身,對錢看得太重,豈肯輕易花用。而這位老友最清貧,絕對不會受賄賂,我送給他錢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而我們的三子,出生時家裡就很有錢,他花錢花慣,送了千斤黃金,絕不會心痛,也絕不會再去問的。我所以斷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屍首運回來。這則故事的內涵,可以從多方面去體會,涉及到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家庭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兒女,再好也有問題存在;主要的,他們在此時此地長大,安安定定,由小學讀到大學,父兄儘管窮,他們的學費和零用錢總有得用的,他們哪裡真能曉得世事艱難?所以說要在痛苦的環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會、國家、民族的重要,將來也許他會有遠大的成就。由此理擴而充之,講到國家天下,使它合於王道仁政的原則,「必世而後仁」,這是不易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