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群年紀已過六旬的官員議員和長輩都在討論青年政策，有人說社會需要更多歌舞昇平，有人建議大量興建房屋；但納悶的是，他們卻無意對佔領區的年輕人認識多一點。若青年政策要變，不能迴避的，是與數以萬計曾參與佔領的青年溝通對話。
不少有心人一直在佔領區自發做大型民意搜集。來自香港大學法律系的Jason，在11月中旬與朋友發起了《雨傘民意日》，在佔領區取得了二千多份問卷。填 寫的有六成是在職人士，學生只有18%，成年人走出來是為了支持學生。Jason認為問「退場」是挑戰，但發現佔領者相當理性，對長期抗爭有準備，也有不 少人在思考運動如何轉型和轉化。
Sampson是牛津大學博士生，他與朋友成立「公民議會」，進行了橫跨三佔領區、共1,700份的民意調查。他的發現與Jason的有相似之處，約六成 參加者為三十歲以下，58%是在職人士，不少是專業人士和管理級人員，約55%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而學生只有26%。這些在職人士卻自認是租屋住的「中 下層」，不是中產。上述兩個意見搜集與中大新傳學院李立峯的調查也對應，中大調查發現四成受訪佔領者自認中產，四成為基層，約25%為大學生。
原來真心撐運動的是大批廿多歲、擁有高學歷的在職人士，他們不是運動帶領者，不會上大台演說，但卻是忠心支持者。他們出來，應不是因為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這點政府理解嗎？
另外一個叫「傘落社區」的面書群組，發起如何把雨傘精神散落社區的討論，在金鐘現場請大家寫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續推動的改變，已有三百多人寫下心聲。他 們認同關心的不只政改，而是社區的變化，他們會光顧小店，關注市區重建。有人說，不再對政治冷漠，願意與長輩討論政治議題，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聲。
以上數據和發現，應對參與者有更立體的想像。他們不是廢青，他們愛香港，是已覺醒的新一代。至此，退場和清場其實不再是最大的問題，那一天很快會到來，但 那天之後，不是政府贏了和佔領輸了，而是政府不能再偏聽，社會要填補溝通的斷裂，促進對話，令年輕人願意以正能量改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