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

老泛民與新社運﹕民主運動怎樣走下去?



作者﹕劉紹麟

2003年七一 遊行催生了一種新的社運,姑名曰「新社運」,其成員多是八九十後。新社運在本土意識、思想傳承、運動形式以至爭取的議題等方面都與老泛民(以民主黨及民協 為代表)非常不同,差別在2007年以後漸漸明顯。是次佔領事件與反國教科一樣,是新社運領軍,老泛民被牽着走。此刻探討這問題,除了是比較兩代社運人的 差異,突顯是次佔領運動的一些特色,更是因為這些差異也存在於父母與子女、老師與學生之間。在此討論的不止是社運人的問題,而是兩代泛民支持者的差別。

如果說老泛民的本土意識源自1970年代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轉化,則八九十後版的本土意識就是與中國民族主義割 離。在老泛民成長的六七十年代,「民族苦難」仍是當時社會的一個關注議題,他們雖不滿中國政府,但立場仍是「愛國不愛黨」,例如何俊仁便是支聯會常委、保 釣行動委員會成員;對新社運人來說,其成長年代正好看到中國發展起來後的種種負面影響,他們缺乏對「民族苦難」的認同,部分翼鋒的立場更認為香港人不應紀 念六四。這個差別是影響深遠的,對老泛民而言走進中聯辦談判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新一代缺乏對中國的認同,加上擔憂內地入侵香港的氛圍下,此舉便被指為出賣 香港。因着被指對內地的立場不夠強硬,老泛民在近四五年間受到極嚴厲的抨擊,在年輕一代人中大失支持。

但除本土意識以外,兩代人還有更多差別。新社運思想背景是後現代主義加上文化研究等,老泛民則傳承了民族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等。形象點說,老泛民接近技術官僚,接受漸進的社會改造,傾向胡適那類改良主義;新社運是文化人藝術家,從原則出發看問題,有較強魯迅的影子。

新後社運從思想的、哲學的,原則性的層面看問題;老泛民較願意暫時放下根本性的、原則性的東西,嘗試從技術性的、操作層面的角度來看問題。此所以老泛民會從 政策層面提出方案,如果方案不獲接納便進行抗爭,能迫使對方修改至對己有利的地步,已經「收貨」,願意接受「階段性勝利」。新社運固然也有技術性的分析, 但更重視的是從文化、哲學層面建構原則性的論述,從這角度看,會將「階段性勝利」視為出賣原則,只是技術性的修補,讓不公平的大環境繼續下去。從反國教科 至新界東北再到佔領運動,訴求只有一個字:撤!不接受任何修改的方案,不完全撤回,便繼續抗爭。狄志遠在反國教科事件的遭遇,可看到兩代人兩種視角之分別。

就組織策略而言,老泛民是要建立一個足與香港政府及中共國家機器匹敵的組織,他們要深入社區,並對各個政策範疇作影響,是以他們非常重 視組織建設。港同盟年代的民主黨已購入會址,教協成立初期更大賣餅卡電器以支持組織發展,兩者都是為使組織成為社會上一股拔不走的力量,與對手作長期抗 爭。他們要求自己進到社區,爭取一個又一個互委會的支持,建立一個又一個陣地。支聯會也是以同樣邏輯組織起來,司徒華曾說支聯會義工是「呼之則來,來則能 戰」,背後就是嚴格的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紀律了。

「群龍無首是吉相」的新社運思想

然而這種運作,在新社運人來看是很有意見。 他們的取態是根本性質疑現代性、質疑國家機器,連帶老泛民這類建立大組織的策略,也被視為與國家機器無異而不獲認同。例如六四晚會,從一些新社運人來看, 是支聯會壟斷了六四論述,而強調領導權威的運作方式,就更使新社運人覺得是「大佬文化」。新社運人期望建立大家平起平坐、共同參與的溝通合作的平台,不希 望成立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分散的、機動性極高的組織形態,在近年幾次大型社運裏充分發揮其威力。是以「群龍無首是吉相」的說法,不是這次佔領的新發明, 而是新社運的思想特色之一。

關注議題也有很大分別,新社運傾向關注「後物質主義」議題如舊區保育、環保、集體回憶、性別等議題,老泛民在這 些議題上是不大懂得介入的。這些課題雖然影響深遠(例如對大型基建的立場),但與是次佔領直接關係不大,不詳論,惟要注意的是這類議題是年輕人最有興趣關 注的,而老泛民不大懂得回應,以至難與青年人對話。

對中國立場不夠強硬,不夠「堅持原則」、組織上傾向集權,加上在後物質議題上無甚貢獻,均使老泛民受到極大衝擊,在近4年來更被新社運牽着走。

兩 代社運人各方面立場大有不同,已是常識。這裏展現的不止是前線社運人的問題,而是泛民支持者也存在着這兩套難以調和的觀點。老泛民與新社運談不攏,父母與 子女,老師與學生,即使同樣愛香港期望香港有民主,但也談不攏。如果搞社運(不論老派或新派)是要以「團結大多數,拉攏一小撮」為重要策略,則現在的情 况,很難說得上是成功。

值得深思的課題有很多

就着兩方的差異,加上今次經驗,值得深思的課題有很多,茲開列幾點如下:社運要 有強的組織領導,還是「群龍無首是吉相」?「堅守原則不妥協」與「階段性勝利」如何取捨?是「團結大多數」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是長期抗爭發展組織使 自己成為社會上一股拔不走的力量,還是透過群眾運動解決問題?最後也是最困難的,就是對內地的立場,到底是跟內地代表談判也已屬出賣香港,還是在內地訂下 的框架中尋找最大迴旋的空間?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