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

《論語別裁》南懷瑾 - 顏淵第十二(下)



   上面都是講個人「仁」的修養,包括了內在的和外用的,下面又轉了一個氣勢。

【眾志成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是孔子的政治哲學,能不能絕對奉行得通,就要斟酌時代與環境的情勢。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非常高,是對的,但是懂了以後用起來,還是要知道權宜、變通,不能太迂腐。

  子貢問領導政治的道理。孔子的觀念有三個:「足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的安定;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生活好。第二「足兵」,國防的建立。能夠做到「足食足兵」,還要使人民對他信賴。這幾件事做起來很難,以現在觀念看,牽涉的範圍太廣太廣。

  子貢就說,假使時代的環境,到了沒有辦法完全做到的趨勢,要在這三件事之間少做一件的時候,應該先去掉哪一樣?孔子說,先去了軍事經費,縮減人事預算。子貢說,萬一碰到這時代中,一個國家非常貧窮困苦,把軍事經費撤銷了,還不能維持,對於足食與立信這兩點,又應先去哪一項?孔子說,那寧可犧牲經濟建設,大家窮,乃至沒有飯吃都可以,唯有一個政治大原則中的「信」,必須堅守。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堅定,然後才能產生力量。

【內外兼修之謂美】

  下面一節,講到文質之辯。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檃,猶太羊之(革享)?》

  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也是所謂當權派的人物。他的理論,認為一個人只要天性好,有才能,何必要受教育,求知識,學習文化思想呢?子貢反對這個意見。他說,非常抱歉,可惜你這個見解不對,你對於「君子」所下的定義不對。「駟不及舌」,「駟」就是四匹馬駕的車子,當時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像這樣快的車子,還不及舌頭。用現代觀念來講,就是文化宣傳和思想傳播的重要,它的影響力遠大而且快速。所以不能隨便講話,影響後果太大。

  子貢又說,文化思想的修養與人的資質,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古人的解釋:「質者直也。」猶如一條直線,很純潔樸素的,就是本質。)文化思想的保留及傳達要靠「用」,既然有用,那就要靠「文」了,所以「文與質」同樣的重要。「虎豹之(革享),猶犬羊之(革享)。」剛從獸類身上剝下來,還沒有經過加工精製,帶有毛的皮叫作「(革享)」。他說,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在本質上都同樣是獸皮,沒有兩樣。但表面上的花紋有好看與不好看的分別。這裡是子貢強調文與質有同等的價值,也就是在上論中孔子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發揮。

  講到這裡,如繼續引伸,可以從歷史文化與個人兩方面來看。

  先從歷史文化方面來說,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都有一個通例:凡是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它的文與質雙方面都是並重的。如果偏向於文,這一個國家一定要發生問題。我們知道,過去世界各民族搞哲學思想,最有興趣,最有成就的,要算是印度和希臘。

  印度人自上古以來哲學思想就很發達,因此形成了佛教思想。印度的氣候不比中國,在南印度到中印度一帶,天氣很熱,生活簡單,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衣服就夠了。我們過去講「天衣無縫」,這個「天」原來的意思就是「天竺」。漢代翻譯的音與現在不同,唐以後翻成「印度」。當時印度衣服的大概式樣,現在到泰國邊境還看得見,就是一塊布,身上一圍,就是「天衣」。不需要像我們的一樣用針線縫起來,當然無縫。更熱的地方甚至可以不穿。肚子餓了,香蕉等野生水果,什麼都可以吃。吃飽了以後躺下睡覺,醒來以後坐在那裡靜靜地尋思,想些神秘難解的問題。所以印度哲學的發展,受地理因素的影響很大。

  希臘的哲學思想,也很發達。我們講到文化史時,心目中對希臘這個地方,充滿景仰之心。如果到了那裡一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一個比較苦寒的地方。這種苦寒的地方,人生的問題也多,譬如一個人遭遇了困難,會想到自己為什麼這樣命苦?再想命苦是什麼原因?這樣慢慢想下去,哲學問題就出來了。

  這兩個地方,哲學思想那麼高,他們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個富強的大國?那就是文質不相稱的必然現象。

  我們再看西方的文化,像羅馬,無論雕刻、建築等等都很高明,但是它的文化在文學境界、藝術境界到達了最高峰的時候,就開始衰落了。這差不多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一個必然的道理。只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國家、民族、文化、政治、歷史是一體的、整體的。全世界也只有我們中國是如此。這就要注意,文化歷史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有如此深厚。只有中國不受這個影響。

【歷代興衰的趨勢】

  回轉來看中國每一個朝代文與質的問題。我們提過夏尚質,殷尚忠,周尚文,這三代各有不同。夏禹時代開始建立一個大的農業國家,一切都是質直的、樸素的。到了殷朝的時候,人還是很老實,但是宗教色采比較濃厚。我們文化整體的建立、完成在周代,因為周尚文。但是周朝的文化,仍是根據夏商文化損益而成,是文化傳統的總匯。

  後來歷史的演變,一代一代看得很清楚。

  秦紀太短,等於是戰國時代的餘波,不去談它。到了漢朝的建立,四百年劉家政權,早期也非常質樸,慢慢國家社會安定了,文風就開始興盛了。到東漢時文風特別盛,歷史的趨勢也走下坡路了。

  漢以後是魏晉南北朝,我們知道魏晉以曹操、司馬懿為宗祖。如果說到文學的境界與質作比較:魏晉的文風,包括了哲學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第一個了不起的人就是曹操,他們父子三人在文學發展史上貢獻非常大,的確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以影響整個魏晉時代的文風都很盛,但缺乏尚忠的質樸。一直到了南北朝,這幾百年都很亂,不是沒有文,而是沒有質樸的氣息。

  後來唐代統一了天下,他們李家的血統中,有西北邊陲民族的血液,所以唐代開國之初,文風也好,政治風氣也好,社會風氣也好,非常其實。我們今天講中國文化的詩,都推崇唐詩為代表,別代的詩雖然都很好,為什麼不足以代表,而推崇到唐詩?說起來好像唐詩沒有什麼了不起,不外歌頌月亮好,花開得好,風吹得舒服,風花雪月而已。可是唐代的詩,詠頌風花雪月,就是有那股質樸的美。到了中唐和晚唐時期,文風越來越盛,而民族的質樸、粗野與宏偉的氣魄衰落了,沒有了。

  經歷了五代,到了宋趙匡胤統一中國,一開始文風非常發達。講文學、講學問,誰提倡的?就是趙匡胤他倆兄弟。在馬上二十年,手不釋卷,一邊打仗,還愛讀書。乃至於帶部隊去前方打仗的時候,後面幾十匹馬跟著馱的也是書。我們讀歷史讀到這裡,問題就來了。我們看到有宋立國的天子,是軍事家而兼文人,以致宋代的統一,只統一了一半,北方幽燕十六州根本就沒有統一過。因為趙匡胤是軍人,上過戰場,打過仗,曉得戰爭的可怕。同時他又是愛好讀書的學者,不願意打仗。再者,也覺得沒有把握。所以宋代一開國,等於是半個中國。而宋代的文風非常盛,開國的氣魄則始終不像漢、唐那樣壯觀。

  再下來,元朝不必談了,八十年匆匆而過。到了明朝三百多年來繼承宋朝的文學,學術的氣勢、格局就不大。我們要注意,在元朝以前的西方人,哪裡知道有今天,那時他們根本還落後得很。所以當時在中國做過官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回去寫了一篇遊記,報導中國的文化。歐洲人看了根本還不相信,認為世界上哪裡有這樣美麗的天堂。到了明朝中葉以後,西方文化才抬頭,所謂西方文藝復興,就是這個階段。

  至於清朝,我們推開民族問題不談,在前一百五十年中,的確是文與質都很可觀的。從這些歷史上看,我們瞭解了一個國家民族的建立,文質兩方面萬萬不能有所偏廢。

  再回到現代,今日整個世界,危機很重。而且還不是政治、軍事這些因素,乃是沒有文化了。尤其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整個世界,經濟失調,又導致文化衰亂,這是很嚴重的。目前世界各國,經濟上都有赤字,只有德國例外。研究結果,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國,受了凱因斯經濟學理論──「消費刺激生產」的影響,大家吃虧很大,像英國人連糖都吃不起了。一種思想,一種學說,對世界人類社會的影響,就有這樣嚴重。美國這幾年來所以通貨如此膨脹,就是一直運用凱因斯經濟思想的結果。現在曉得後果不佳,已經沒有辦法了,短時間之內無法糾正。德國之所以能立於不敗,就是經濟恐慌後沒有死守凱因斯的經濟理論,而用古典的經濟思想,也就是中國人的「省吃儉用,量入為出」的思想。很簡單,「生之者眾,用之者寡。」自然經濟穩固。證明用古老的思想對了,這就是時代的考驗,這都是學說文化,我們不要把它分割,認為這是經濟學,與孔孟之學有什麼相干?總之,文化是整體的。

【繼絕傳薪】

  由此引伸出來,我們看到,國家民族的興衰,端賴於文質的均衡發展。現在我們文化的危機當然很嚴重,以後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如何在繼絕存亡之間,去挑起文化傳統的責任來。現在的年輕學生,學位很容易拿到,學士、碩士、博士那麼多。老實講,我是很擔心!很憂慮!學位儘管拿,是否確實能挑擔子,卻是個問題。對於文化的存亡繼絕,要青年們將這個火把點下去,火種留下去,最怕青年們沒有這個本事,目前就有這樣一個危機,這是講大的方面。

【書畫琴棋詩酒花】

  講小的方面,個人文與質的關係。

  有些人有天才,本質很好,可惜學識不夠,乃至於寫一封信也寫不好。在前一輩的朋友當中,我發現很多人了不起。民國建立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各方面有許多人都了不起。講才具也很大,對社會國家蠻有貢獻,文字雖然差點,可是也沒有關係,他有氣魄、有修養。

  另一些人文章作得好,書讀得好,諸如文人、學者之流。我朋友中學者、文人也很多,但我不大敢和他們多討論,有時候覺得他們不通人情世故,令人啼笑皆非。反不如有些人,學問並不高,文學也不懂,但是非常了不起,他們很聰明,一點就透,這是「質」。

  再說學問好的文人,不一定本質是好的。舉個前輩刻薄的例子,像舒位罵陳眉公的一首詩,一看就知道了,這首詩說:「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功名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獺祭詩書稱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陳眉公是明末清初的一個名士,也就是所謂才子、文人。文章寫得好,社會上下,乃至朝廷宰相,各階層對他印象都很好。可是有人寫詩專門罵他:「裝點山林大架子」,所謂裝點山林是裝成不想出來做官,政府大員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幹。真正的原因是嫌官太小了不願做,擺大架子,口頭上是優遊山林,對功名富貴沒有興趣。「附庸風雅小名家」,會寫字、會吟詩,文學方面樣樣會,附庸風雅的事,還有點小名氣。「功名捷徑無心走」,朝廷請他出來做官都不要做,真的不要嗎?想得很!「處士虛聲盡力誇」,處士就是隱士,他自己在那裡拚命吹牛,要做隱士。「獺祭詩書稱著作」,獺是一種專門吃魚的水陸兩棲動物,有點像貓的樣子。它抓到魚不會馬上吃,先放在地上玩弄,而且一條一條擺得很整齊,它在魚旁邊走來走去玩弄,看起來好像是在對魚祭拜,所以稱作「獺祭」,它玩弄夠了再把魚吃下去。這裡的借喻,是說一個人寫詩做文章,由這裡抄幾句,那裡抄幾句然後組合一下,整齊地編排在一起,就說是自己的著作了。罵他抄襲別人的文章據為己有。「蠅營鐘鼎潤煙霞」,這是說他愛好古董,希望人家送他,想辦法去搜羅。「蠅營」,是像蒼蠅逐臭一樣去鑽營,人家家裡唐伯虎的畫,趙松雪的字等等,想辦法弄來,收藏據有。「翩然一隻雲中鶴」,這是形容他的生活方式,看看多美!「翩然」,自由自在的,功名富貴都不要,很清高,飛翔在高空中的白鶴一樣。「飛去飛來宰相衙」,這完了!當時的宰相很喜歡他,既然是那麼清高的雲中鶴,又在宰相家飛來飛去,所為何事?可見所謂當處士,不想功名富貴等等都是假的。所謂文章學問都是為了功名富貴,如此而已!

  這一首詩,就表明了一個人對於文與質修養的重要。人不能沒有學問,不能沒有知識,僅為了學問而鑽到牛角尖裡去,又有什麼用?像這樣的學問,我們不大贊成。文才好是好,知識是了不起,但是請他出來做事沒有不亂的,這就是文好質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這個道理。

【吃飯大如天】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一段是有關於國家的財政思想,古時候,國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納稅而來。古代的賦稅有個名稱叫「徹」,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賦。(詳細的數字,要另外考證,這裡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因為社會的不安,政治的動盪,政府的財用不足,稅收就加了很多。現在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年饑──農業社會收成不好,社會經濟衰落不景氣,都可稱年饑──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你看怎麼辦?有若就說要減稅。他不但不主張加稅,還主張減稅。魯哀公聽了說,你不要說減為十取一的稅,就是征兩成都還不夠,怎麼能減?減了以後國家的財政怎麼辦呢?接著,有若說了一個大原則,所謂財經一定要與政策配合,也就是講政治的大道理。他說,你減稅以後,使國民的生活安定,社會增加了生產能力,老百姓富足了,還怕國家不富足?國家當然會富足。假使加重稅收,老百姓越來越吃不消,經濟只有越蕭條,那時離心離德,到哪裡去徵稅?

  以中國歷史來說,幾乎每一次到了變亂的時代,都發生這種問題。外國也一樣,現在美國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難的也是這個問題。每一個國家,財經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對國家有所貢獻,財政經濟的書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財經的知識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創個事業,開個公司,會計把帳拿來都不會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況每一變亂時代,都發生這類問題。明朝末年最嚴重,當時這個稅,那個稅,歷史記載著弄到「民怨沸騰」。我們讀歷史的時候,這四個字馬馬虎虎過去了,但仔細研究一下,老百姓對政府沒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開水一樣翻翻滾滾,到了這種程度,實在難以收拾,明末就到了這個地步。

  宋代一位文學家范石湖的詩:「種禾辛苦費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陸放翁、蘇東坡這些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過金國,辦過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貢獻很大。他的詩詞文章,被譽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稱為文質彬彬。他這首詩講亂世的稅捐狀況,政治上的根本問題。他描寫種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鋤來墾地,耗盡了心血。墾到無地可墾了,「鬼質枯」,連墳場都挖掉改墾為田地,盡量從事生產。可是收入還不夠繳納繁重的賦稅,這從下面兩句話可以看出來。他說農民沒有錢去買田來耕作,只好弄只船,種種荷花,打點魚,在水上謀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來湖面亦收租」,連種水也要繳稅了。這是范石湖,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對那個時事的感嘆!這就成為有名的詩句,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心聲。幾乎每個朝代末期,都出現這種代表老百姓的心聲的作品,這都是大問題。

  回轉來看有若的答覆,財經稅收,離不開政治哲學的大原則。百姓富足,每個人生活安定,社會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貧窮了,則這個國家社會就難以維持了。

【知人易 自知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只以異。》

  這是一個大問題。既關係個人的修養(內聖),也關係到領導人的修養(外用)。「崇德」是個名詞,「辨惑」也是一個名詞。這兩個名詞的並用,是由《論語》開始的,後世成為儒家思想的專有名詞。子張問怎樣叫「崇德」?怎樣叫「辨惑」?崇德是個人的修養,現在新的名詞是「心理衛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偉大起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如何修養自己的人格。「辨惑」這惑包括了兩方面,一是懷疑、一是糊塗。一般人的人生,一輩子多半是糊塗,沒有思考,沒有辨別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說有經歷,經歷包括範圍太廣,如要相信經歷,就先要辨一辨什麼是經歷?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見解。

  子張提出這兩個問題問孔子,孔子的答覆說,使自己的人格昇華,主要在心理修養。一為忠、一為信。「忠」的意義是直心直腸,心境很直,對人對事絕沒有歪曲。另一意義就是非常盡心,不論對自己或對別人,當國家大事也好,為個人私事也好,絕對盡我的心,盡我的力,乃至賠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對於思想的信仰絕對忠實,也就是「忠」。「信」,我們解釋過了,就是自信、信人。對自己要有自信。對人能夠厚道,因此人與人之間建立一個「言而有信」的關係。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見崇高,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忠」「信」。「徙義」是應該做的事就去做。「義」者宜也,合情合理應做的去做,就是徙義。

  下面問題來了:譬如領導人對部下,或者丈夫對太太,都容易犯一個毛病。尤其是當領導人的,對張三非常喜愛欣賞,一步一步提拔上來,對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時候,想辦法硬要把他殺掉。男女之間也有這種情形,在愛他的時候,他罵你都覺得對,還說打是親罵是愛,感到非常舒服。當不愛的時候,他對你好,你反而覺得厭惡,恨不得他死了才好。這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愛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漢文帝是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愛。鄧通是侍候他,管理私事的,漢文帝很喜歡他。當時有一個叫許負的女人很會看相,她為鄧通看相,說鄧通將來要餓死。這句話傳給漢文帝聽到了,就把四川的銅山賜給鄧通,並准他鑄錢(自己印鈔票)。但鄧通最後還是餓死的。這就是漢文帝對鄧通愛之欲其生。當愛的時候,什麼都是對的,人人都容易犯這個毛病,尤其領導人要特別注意。孔子說:「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這兩個絕對矛盾的心理,人們經常會有,這是人類最大的心理毛病。我們看這兩句書,匆匆一眼過去,文字上的意義很容易懂。但詳細研究起來,就大有問題。

  所以我們作人處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別人的蒙蔽並不難,最難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創任何事業,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現在的話來說,不要受自己的蒙蔽,頭腦要絕對清楚,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說「我客觀的說一句」,我說對不起,我們搞哲學的沒有這一套,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客觀,你這一句話就是主觀的,因為你說「我」,那有絕對的客觀?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養,行政上的領導,都要特別注意。「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人類最大的缺點,最大的愚蠢。

  下面這兩句話「誠不以富,亦只以異。」宋朝的大儒們研究,認為古代是竹簡,擺來擺去把位置擺錯了,應該擺在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為這兩句話是《詩經.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們解釋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這不是富有,不過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這裡不倫不類。

  現在我們的看法,宋儒說擺錯了位置也對。假如說並沒有擺錯,也有道理。因為「富」不限於財物的富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是無形、無價的財富。所以「誠不以富,亦只以異。」等於說,雖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實是真正的富有。因為你擁有崇高的人格修養和自己內心的安詳,這正是極富有的大業。不過,不同於財物的富有而已。

【相對的人為政治】

  下面跟著是齊景公問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就是中國政治哲學了,從古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就是孔子所講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四點。現代的青年看起來,會認為這種書落後到極點,實在應該燒掉。如果我們真瞭解了,就覺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這八個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詞,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來作動詞。

  「君君」就是說領導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個領導人,領導人有領導人的道德。(就這「君君」兩個字,就可以寫一部叫「領導人的道德修養及其哲學」的大書,或者作為政治系或哲學系同學寫博士論文的題目。)君是君,領導人就是一個領導人。臣是臣,作幹部的有幹部的立場,規規矩矩是個好幹部,好的宰相,好的輔助人。這個話連起來講,如果君不君,領導人不是一個領導人,違反了領導人應有的道德,這時臣也不臣了。

  「父父、子子。」做父親的是一個父親,如果父親作得不合一個父親的標準,但是卻要兒女孝順,盡兒女的本分,怎麼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這才是所謂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經》上回復的道理。古代的文字很簡略,但包括的意義很多。孔子答覆了這一點,齊景公非常聰明,他說,好,我懂了。一個領導人自己不站在領導人的本位,越出範圍,那麼臣也不臣;一個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兒女就不像兒女。如果一個國家,政治、社會的風氣到了這個程度的話,國家的財富雖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敗的。這一點就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中心思想。

  有人說,民主社會沒有這個「君」,我們研究過三民主義──國父思想,關於這個問題都講過,不用再講了,是一樣的道理。過去是一人領導萬人,現在是萬人領導所有的人。「民主」政體下每個人都是「君」。所以我對一個美國朋友,談到美國的情形,我說中國的民主思想和美國的兩樣。中國過去是帝王制度,沒有民主自由的口號。而美國壞就壞在「民主」上,現在「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很成問題。國際上美國到處去幫忙,而沒有一個受到幫忙的國家感謝美國,問題就在「美國式」的民主。我們過去的政治思想,儘管是君主制度,據我的研究,中國歷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為基礎,君主是一個執行的型態。現在「美國式」的民主,老實說是以君主獨裁為基礎,而以民主為型態。美國是什麼民主?所有的領導人,乃至於總統,後面都有老闆的。他們被操縱於資本家手中,說穿了,美國的民主就是這樣。

  我們過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禎時期,駱養性任大金吾之職。所謂大金吾是沿用漢朝的官名,近似於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清朝的九門提督,權很大。當時熊魚山、姜如農兩位言官──近似現代的監察委員,在歷史上稱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錯誤,言官都要提出來指摘的,這是中國過去監察御史的精神。縱然是皇帝錯了,他照樣提出來,錯了就是錯了。這兩位御史很了不起,當時對皇帝有所批評。朝中的太監權臣,因為黨派的關係,把他們關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謂天牢裡。到了半夜裡,皇帝親筆下了一個條子,命令大金吾連夜把這兩個監察御史提出去殺掉。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這個條子,並不執行,坐下來寫一篇奏章。大意說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殺他,因為他是代表全國老百姓講話的,所以應該明告天下,公佈他的罪狀,使全國老百姓都知道,然後再規定時間殺他。現在憑你這張條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裡叫小太監送來,要我夜裡去殺他,我是不敢執行的。換言之,無形中是說皇帝沒有經過行政程序,是錯誤的,不可以這樣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條子同奏本,一併送給皇帝,結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這件事也就算了,這兩個人命也保住了。(至於駱養性的晚節好不好,是另處一回事,在此不加討論。)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並不止這一件事,類似的事件很多。不過現在我們讀的歷史太少了,只靠學校的歷史課本、中國史大綱,就認為懂了中國歷史。我覺得很好玩。中國歷史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可惜一般人都沒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說到政治哲學,還是我們中國文化中儒家、道家的這許多原則是對的。為政到底在人,並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執法的還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還是人政重要。

【能平不平的子路】

  下面是對於政治、立身處世、作人做事有關的個人修養: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在尺牘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獄」這句話。「片言」的來源,就是出自《論語》中孔子的這句話。現代語就是「一句話」的意思。「獄」就是打官司。孔子說,要講一句話,就可以把人家的糾紛解決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麼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個大律師了,但律師並不能片言折獄。這裡就值得研究了。我們讀遍了四書和傳記,所提到的子路,並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確說他片言可以折獄的。就前面所提到的子路,簡直像張飛一樣,一個粗暴得很的人,既不是大政治家,又不是搞司法的,孔子怎麼說他可以片言折獄呢?這就是子路有俠義精神。

  最近看到一部描寫清代末期的一個聞人的小說,過去我們也知道這個人就有片言折獄的味道。他沒有讀什麼書,是錢莊的學徒出身,他把替錢莊收來一筆呆帳的五百兩銀子,幫助一個茶館中萍水相逢,落魄的候補道上京補缺,而他本人卻因此被錢莊開除,可是後來這兩個人聯合起來,東南半壁的金融,都受他們的影響。後來太平天國舉事,他還支持當時的清政府,認為太平天國絕對不會成功的。淮軍的軍餉及許多經費,都向他借。這個人講義氣,頭腦好,有辦法,真是「片言折獄」的人才。

  所以孔子提出來,一句話可以替人解決問題的,只有子路做得到。在我個人的人生經驗,也覺得的確像子路這種個性的人才做得到。正如某些問題找讀書人來解決,也許一年也解決不了,找這些有俠義精神的朋友一來,三言兩語,把一切咎責替人挑起,來代人道歉賠禮,幾句話就把問題解決了。下面說子路做得到的理由,是「子路無宿諾」,這就是俠義的精神,他今天答應了事情,說話算話,絕對辦了結,不會擱在那裡不辦的。過去這一類的人蠻多的,但在最近二十年來則少得很,這樣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過。一個人要做到任何朋友都信任他,很不容易。這不能用手段,要絕對的真誠,絕對的信實,子路有這個精神,所以可以片言折獄。

【理難清】

  由片言折獄,就談到彼此意見的相爭了。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原告被告兩方的打官司,這是法律上的常事,是普通的訟事。兩方朋友有問題,聽雙方爭執的意見,這也是訟事。我發現假使去做法官將無法下裁決,因為我聽甲方說的覺得很有道理,聽乙方說的覺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常常引用孔子「聽訟,吾猶人也。」這句話。聽誰的話,就「吾猶人也」,變成了誰,很難嚴格的說誰對誰不對。

  在禪宗裡有這樣一個笑話:一個老和尚,有三個徒弟,有天老和尚叫他們來報告心得。首先老和尚聽了大徒弟的報告說你的對。二徒弟的報告,剛和大徒弟說的相反,老和尚聽了說你的也對。最小的徒弟感到奇怪,就問老和尚,大師兄這樣說,你說對,二師兄那樣說,你也說對,究竟誰的對呢?老和尚對小徒弟說,你的更對。

  佛家從形而上的觀點泯除是非。天下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是根據時間、空間而斷定的。儒家則從形而下著手,有是非,主張要明辨是非。至於道家,則認為要調和是非。這是三家文化著眼點不同,各有千秋,各有不同的用處。所以絕對的是非在哪裡呢?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這句話要注意了,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有主觀,聽原告的話時,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場。聽被告的話時,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場。以現在哲學的觀念,這才是絕對的客觀。然後再來判斷是非。但是我們往往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自己先有成見,所以要為任何一個人設身處地。「必也,使無訟乎!」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客觀,因為我們判斷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沒有紛爭,都能心氣平和,心安理得,合理的得到解決。

  在我國描述清官的小說中,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對訴訟,都脫離不了微服私訪。當然歷史上這些人是否確有其人,其政績如何?這是另一個話題,暫且擱置。但這一私訪的觀念對我們的影響很大,甚至在民國初年還有這樣的現象。我們要知道,地方上的惡勢力,中外古今都無法完全消滅。不要以為私訪可以得知真正的內情,有人就佈置好圈套,使私訪者正好掉在這個奸謀圈套裡。上論中說過:「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也就是這道理。

【完美之不易】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子張問個人去從政,擔任公家的職務,要具備一些什麼條件?孔子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這八個字表面上看起來很容易,但認真的想還真不容易。對自己的職務絕對誠敬而不厭倦,這是很成問題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工作服務態度差的人,有人說是因為待遇不好,所以工作情緒不好。這也不見得,有的地方,登報徵求人才,只有一千五百元月薪的待遇,而應徵的達六百多人,其中還有的是大學研究所畢業的。可見並不完全是待遇問題,而是教養的問題。學問、學位和職業三個東西分不開,尤其從政,要「居之無倦」,全部精力放進去,如果厭倦,換個工作好了,這是從政的精神。但是我們看到許多人服務態度不好,都是由於對職業的厭倦。老古話說的「做一行,怨一行。」如果做一個心理測驗,到底做哪一行不厭倦?大概沒有這一行。就是拿錢吃飯不做事,該是舒服了,久了也會厭倦。

  還有「行之以忠」,從政則一切盡心盡力,為國家、團體、職務盡心盡力而忘記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怎樣才能做到這八個字的精神?還是要學問,還是要修養。

  所以下面孔子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要靠學問,這又牽涉到文與質的問題。學問精通了的人可以做到;絕對沒有知識的人,普通的人,本質很好的人也做得到。最怕是半吊子。所以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切淵博以後,選定一點;這也是現在專家教育的精神,先求淵博,以後再求專一。作人的道理,也是一樣,一切通透了,然後選擇人生專一的道路,這樣大概差不多,不至於離經叛道了。

  下面再說到個人的修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一個君子人,看到朋友、同事以及任何的好事,都願意幫助他完成,壞事則要設法阻難使他無法完成。從政、作人都一樣要做到這個程度。而小人卻正好相反,就喜歡幫忙人家做壞事。

  再引伸來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這句話。我們把「成人之美」這句話,用成了口頭語,例如替人家做媒,就常說「君子成人之美」,但是這句話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男女雙方談戀愛,已經成熟了,不過到時候在結婚證書上,幫忙蓋一個圖章而已,這就美其名為「成人之美」。而事實上這又究竟算不算「成人之美」?有時候很難斷定。像我曾經為學生證過幾次婚,結果很圓滿的不多。所以後來有人請我證婚,我說還是不要找我,因為我的福氣不好。以前老規矩結婚,沒有證婚人,而要請有福氣、子孫多的老夫婦為新人鋪床,以沾福氣。現在不鋪床,請人證婚,所以我說最好請有福氣的人。當然這是笑話,真正的道理,是「成人之美」的「美」,到底什麼是美?

  講到這裡,我們就聯想到西方文化進來以後,大家喜歡用的「真、善、美」。這三個字不過是西方文化特別注意,特別提出的,並不是中國文化沒有。但在學哲學的人的觀念,對世界上究竟哪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善的或惡的?美的或醜的?沒有辦法下定論。因為有許多人行為、觀念、道德,善惡標準,是由於時間、空間不同而有區別的,例如到了西藏,與人見了面,要伸出舌頭來,還要發出「哧!哧!」的聲音,形態並不美觀,算是行禮,這就是善嗎?又如在印度遇見人,最高的禮貌是在地上打個滾,這就是善嗎?可是在那裡又非這樣不行。這些還是表面的事情。

  所以真正的善惡,在哲學的範圍,是很難說的。我們在路上看見一個人很痛苦,在作人的道理一定要去救他。但常常會在救了人以後,而後悔是做了一件壞事,因為所救的竟是一個壞人。不救他反而乾脆,以後少些人受害,而他自己也可少做幾件壞事。可是救活了這壞人以後,對於社會的後果,反而不堪設想。這在我們個人的一生行為中,就有很多這類的經驗。因此對於善或惡,在哲學範圍中,沒有辦法下一個嚴格的定論。

  美與醜也是一樣,男女之間,熱戀的時候,在別人看起來蠻醜的人,而他們覺得對方很美。有人認為最醜的,而其他的人會認為是最美的。也有的人,太太很漂亮,感情鬧得不好,而在外面交上一個大家都認為很醜的女朋友。所以美與醜,都是主觀的,唯心的,沒有標準。這如鄉下人的話「臭豬頭自有爛鼻子的菩薩要吃。」這句話的意義實在很深長了。

  美醜既然沒有標準,怎樣才是「成人之美」就更難說了。下面說「不成人之惡」是反面的說法。做好事,本來是很難的,像幫助孤兒,就有一位老朋友警告我,不能隨便辦孤兒院。第一,如經濟不充足,收容了一百人,到一百零一人時,還是沒有辦法。最好是不出名,不掛招牌,而想辦法將孤兒分散給人領養,或送去當學徒、進夜校。這樣才踏實,較完美。我也曾經訪問過孤兒院出生的孤兒,一百人中,九十五人是對孤兒院抱怨的。另一方面訪問從事孤兒院工作的人,更是滿腔的怨言。雙方都會埋怨,到底錯又在誰呢?所以做一件善事,想「成人之美」是很難做到的。因為進孤兒院的孩子,心理容易不健全。自己感到是一個孤兒,別人的善意,他也會懷疑的。等於對後娘一樣,後娘好,他認為是手段,後娘不好,他認為後娘不是親娘。後娘難做也就在此,因此,有些孤兒院的工作,等於是失敗的。

  由此看來,孤兒出身的人,最後必然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對窮苦孤兒非常同情,一生都做好事。另一條路是相反的,對社會仇恨。他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困難時,沒有人來相助,現在為什麼要對別人好?養老院也如此,不容易辦得好。主事人難於做到像上面說的「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最後成了形式化。

  因此「君子成人之美」這句話,我們不能隨便引用。這美是善的美,不助別人的壞。可是這兩句話反面意思的錯誤,我們經常會犯。往往自認為做了好事,結果成了壞事,無形中的犯了很多錯。最初的動機蠻好,為「成人之美」,事情的結果卻不好,變成了「成人之惡」。所以成人之美的道理易懂,但身體力行起來,就非常困難。

【上不正 下便歪】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這個話大家都很熟,這是我們中國人對「政」這個名稱的解釋。政就是「正」,所謂政治的道理,就是領導社會走上一個正道。剛才我們講到真、善、美的哲學觀點,現在引用哲學觀點來說,什麼叫正?什麼叫邪?也很難講。這就牽涉到人生的道德行為觀念,以及社會的、歷史的道德觀念等等,都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而改變了觀念的標準。以前的社會型態並不適於現在的社會型態,過去歷史的標準,並不一定完全可以適用於現在。所以怎樣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對某一時間、某一地區而言。

  但無論如何,政治的原則,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後方可正人,譬如一個教育家、宗教家,以感化的教育,轉移社會風氣,也可以說是「政者正也」的一個範例。帥之以正,這是孔子的定義,也是千古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名言。季康子是一個當權的人,所以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領導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風氣就自然正了,這是偏重於為政,偏重於領導而言的。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患盜」,這是說他那裡強盜土匪太多了。這是一個大問題,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都有連帶關係。季康子問孔子,強盜土匪這樣多,該怎麼辦?孔子說很簡單,你所不要的,賞給他,他都不要。在文字上就是這樣,很簡單明瞭,但在《易經》系傳上說:「謾藏誨盜,冶容誨淫。」「誨」就是教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金銀財寶,不好好保藏起來,等於教人家來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艷,就等於教人家來揩油。有的女同學,晚上回來很生氣,說外面社會如何亂,男孩子如何不好。因此還是少打扮的好。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你所不要的,丟在路上,人家也不要,更不會偷,不會搶。」

  這個話很簡單,但引伸出去,政治、經濟、社會什麼問題都在內。我們先談一個哲學的笑話,佛家有個名詞「顛倒」。在佛經上經常有「眾生顛倒」這句話,這「顛倒」兩字很有道理,人都在顛顛倒倒的。剛才也提到,孔子說的「子帥以正」,正就是不顛倒。但以哲學立場看,世界上哪一個事物是正的?下不了定義,就人的顛倒來說,隨便舉例:人身最尊貴的是頭部,臉孔、眼視、耳聽、口言,多麼重要?雙手能為我們做許多事,可是卻和頭臉一樣,任它露在外面,風吹日曬。而一雙腳,除了走路以外,很少再有什麼用途,卻要鞋、襪、褲,給它重重包裹,如此保護,豈不很顛倒!田里的稻麥是人類不可少的糧食,何等重要?可是任它在田地上,誰都不去看管。而鈔票不過一張紙而已,既不能當飯吃,又不能當衣穿,連作衛生紙用都不行,可是卻繩扎,紙包,放到錢櫃,鐵櫃還要擺到嚴密的庫房,上了鎖,另外再由人執槍守住,這豈非顛倒?這類事可多了,仔細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究竟哪樣才是對?顛倒!對黃金鑽石也是如此,本來無用之物,可是大家競相以為寶物,因此形成了社會上搶購這些東西的風氣。

  說盜竊心理,我們又想到莊子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話。莊子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一般人將黃金珠寶,隱藏妥當,只能防止小偷小盜。至於那些大盜,就怕你不把黃金珠寶等財物集中隱藏起來,你越是裝得牢,鎖得緊,大盜來了才拿得方便。甚至明目張膽搶劫,還要失主自己代他搬去。至於佔領了人家的國土,那麼就變成了英雄、侯王。所以莊子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這就是歷史哲學。

  因此儒家思想,始終教人過儉樸的生活,走其實無華的路子。大家如此,社會就安定,盜竊也少了。

  如上位的人偏好某一事物,則下面會跟著偏好得更厲害。愛好而得不到,於是就行竊了。這個「竊」,是廣義的竊,凡以損人利己的方法獲取即稱為竊,今日全世界經濟危機,就是受凱因斯「消費刺激生產」理論所害的,前面也提到過這點,大家不肯節儉,盡量消費所致。昨天還對一個美國學生談起,現在美國一般人幾乎永遠是窮的,因為什麼都是分期付款,而生活永遠也在分期付款中渡過。這就想起孔子的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現在全世界的「慾望」,風氣都趨向這方面,所以大家就都想盡方法來佔有,來獲取。得不到了,只好去竊,又如女人的打扮,過去倣傚宮廷,現在仿電影明星。事實上是一樣的,過去看帝王的宮廷,現在看社會整個風氣。所以要想不竊不盜,只有改正風氣才是。

【風吹草動】

  下面仍是季康子問政治方面的一個道理,當然這不是在一天之內問的,而是編書的把它連在一起: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又問孔子說,用以殺止殺的方法,把壞人殺掉,「以就有道」,歸到正道那裡去,怎麼樣?孔子說,為政之道,並不是靠殺人而能夠成功的。我們知道,老子也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並不是絕對怕死的,為政不用道德來感化,只用殺戮來威脅,是絕對壓不住的。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用殺人來做手段是不對的,應該以自己的道德來做領導。你自己用善心來行事,下面的風氣自然跟著善化了。所以他就說出一節名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我們中國文字中的「風氣」二字,就是由於這個觀念而來的。這兩句話中的『德」是一個總稱,它包括行為、心理、思想等等。他說君子之德像風一樣,普通人的德像草一樣。如果有一陣風吹過,草一定跟著風的方向倒。風的力量越大,草傾向的力量也越大。因此一個大政治家的領導,應該造成一種風氣。這都是講政治的領導。

  但我們不要把它看呆了,凡是學問書本都要活用。假使做一單位主管,下面只有三個人,同樣的,只要主管品德超然,下面的風氣自然會好。但在政治上要造成一個時代社會的風氣並不太容易,也等於在軍事上構成一個「氣勢」,是很不容易的事。

【聞人與賢達】

  下面講到社會思想了: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在這裡,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上古文化中「士」的觀念。過去已經講過,用現代語來說,「士」就是代表知識分子。子張問孔子,一個知識分子,要怎樣才能在社會上站起來,才夠得上稱為通達、豁達?孔子聽了子張的問題,先反問子張的觀念當中,所說的「達」,是個什麼樣子。子張說,我所說的達的意思,是全國上下大家都知道他,名聞天下,在家鄉也是各個都知道。像現代民選政治的社會,更要做到如此。

  子張認為的「達」就是這樣。子張的這個觀點很值得注意,許多人都有這種心理。幾十年來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如此,尤其一些比較活動的分子,人家一提到某某達官顯宦豪商巨賈,他總說認識,或攀上些關係。記得抗戰時期,曾有一位四川朋友對這樣而求聞達的人開了一個很難堪的玩笑。當某人正在大庭廣眾中自稱與某某要人有瓜葛時,他便故意問說:「喂,老兄!這兩天斯福兄有消息給你嗎?」這位先生一時不解,問:「哪位斯福?」那人便說:「羅斯福嘛!」這句話一出來,大家哈哈一笑,這位老兄卻為之默然無語。社會上確有不少這一類型的人。

  現在回轉來看孔子的觀念,我們要注意了,孔子聽子張對於「達」的觀念所下定義之後,便說,你對「達」的觀念搞錯了。一個人到處知道他的名,那叫作有名氣。這個名氣是不是好的,就成問題。有名氣的人叫作「聞人」,不是「達人」。孔子為「達人」下的定義是「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這樣的達人,在中國歷史上很多,不一定出來做官。現在有一個名稱叫「社會賢達」,就是有道德、有學識,的確在社會上眾望所歸,可是只想做事,不想做官。當然,他也有條件:飯是吃得飽的,生活也不愁,有豐富的正義感,這種人就是達人。

  依據孔子對達人的定義,第一是本質的正直,沒有歪曲的心思;作人做事,不用手段,不用權術。第二是好義,這個義字的解釋,近乎墨子的義,所謂慷慨好義。第三是「察言而觀色」。這句話被後世誤解為很壞的意思,而本來的意思是有眼光,看得清楚,有先見之明;聽了一些理論,根據一些資料,加以智慧判斷,就可以看出態勢來。例如對於國際大事,時代的趨勢,許多事情,都可以在事前看出來。第四「慮以下人」,「慮」就是智慮,包括了思想與學問,「下人」是對人謙虛,絕不傲慢,自己並不以為自己了不起。要具備這樣幾個條件,才能算是賢達的人。

  孔子又告訴子張,他所說的只是聞人──出名的人,往往只做些表面工作。以前某名都有一位先生,非常非常有名,凡是各項募捐,一定請他去。而他拿起筆在捐簿上第一個寫,每次一寫,就是一筆很大很大的數字,至少等於現在的幾十萬元,每次都如此大手筆。可是真去向他收捐款,他說:「我寫這樣多,是為你作個倡導,別人看我寫了這樣多,自然都會多寫一點。」此人也確是某名都當年的聞人之一,他這個做法就是「色取仁而行違」。表面上做的都是善事,態度取的是仁,而真正的行為不是那麼回事。而且「居之不疑」,他這樣搞久了,自己也覺得這樣沒有什麼不對。猶如許多說謊話的人,說成了習慣,就不覺得自己在說謊,對自己這樣說,一點也不懷疑對或不對,甚至,認為是應該如此的。像這一類人,雖然也會出大名,但到底不算是達人。成為達人要有達人的條件,達人的道德。

【修養上的三叉路口】

  下面是講個人修養的問題: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是孔子學生。「舞雩」,猶如現代的交誼廳,有一次,他跟孔子在「舞雩之下」,向孔子請教三個問題。一個是如何「崇德」,充實自己的修養。這個「德」字不一定作道德講。以現代觀念說,如何使自己的心理、精神、修養到高深的程度。第二「脩慝」,就是如何改進自己內心思想、情緒。第三「辨惑」,怎樣才不致於糊塗,怎樣才是真正的有眼光,有智慧,看得清楚。這是人生哲學的大問題了,這三句話如果嚴格發揮起來,非常費事,現在我們先研究它的意義。

  第一點崇德。這個德,舊的觀念就是德業,以現在來說,怎樣養成很有教養的氣質。說到氣質、風度這些名稱,在前面也多次說過,經常沒有辦法做確切的說明。但有沒有「氣質」這個東西?它又的確是有,這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有如何的教養,就形成如何的氣質。也有人天生就具有特殊的本質,不過還要加以力學的培養。所謂崇就是推崇。崇德就是如何把內在的氣質培養到崇高的境界。茲事體大,可不簡單。

  舉一個唐人筆記小說的事例來說:如唐初李靖、紅拂女、虯髯客等風塵三俠的戲劇故事。那正是南北朝到隋唐之間,天下大亂的時代。當時想起來革命,創功立業的人很多。紅拂女不過是隋朝一位大臣楊素家中的一名家伎,而李靖這位唐代的開國大將,在這時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還很倒楣,投奔到楊素那裡,希望當一個職員而已。可是小說中描寫武功很好的俠女紅拂,一見到李靖器宇非凡,就認為是了不起的人物,而與李靖私奔。有一天,他們兩人住在旅途客棧中,紅拂女正在化妝梳頭,長髮及於地,被虯髯客看到。虯髯客也是想起來革命,而且財富多,武功高,不願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他看見紅拂女的長髮,認為是極貴之相,不禁在窗外瞪眼看。被李靖發現了,正要拔劍相向,這時紅拂女也在鏡中發現了虯髯客,於是目止李靖的忿怒動作。由李靖出來詢問,接談以後作了朋友。李靖說明要去投太原公子李世民,後來虯髯客也到太原訪李世民,由李靖為兩人介紹。筆記上記載當時李世民是「不衫不履」與虯髯客相見,一見面後,虯髯客見到李世民的氣度,心裡冷了,認為天下第一人該屬於他而不是自己,就不多談。轉託李靖再約李世民,第二天在太原郊外一個名勝區涼亭中,和虯髯客的師兄一起見面。李靖如約陪李世民前往,虯髯客正和一位道士在亭子裡專心下棋,李世民和李靖也不打擾,只在旁邊看棋,那位道士就推開棋盤說:「師弟,這一著,我們輸了。」起來就陪虯髯客走了。後來虯髯客把自己的兵器、財富,全部送給李靖夫婦去幫助李世民統一天下,作開國功臣。並且告訴李靖,十年後海外如有大事,就是自己成功的一天。果然唐太宗統一天下,有一天接到扶余國(有說是吉林)來的情報,扶余的領土被一個虯髯的人征服了。唐太宗、李靖,彼此都會心的一笑,那位朋友也成功了。我們引用這個小說,便是用來說明崇德的意義。一個人德業的成就,和一個人的風格、品行、風度、氣質都有關係。有了這樣的成就,在外表上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點脩慝。所謂慝,是一種心理作用,所以這個字從心。以心理狀態來說,人的理智情感,沒有辦法壓制下去的。有許多人講究靜坐,但第一步,內心亂七八糟,思想就沒有辦法平靜。譬如遇到一件令人生氣的事情,表面雖強作無事,若能把那種忿怒的心放開,那就更好!更美!但是這種不平之氣!往往是壓不住的,這是內心修養很重要的一步。如果這種內心的修養做不到,外在的崇德就不會真正完備。所以脩慝是內心真正的修養,在現代心理學上講,就是把自己矛盾的心理──理智與情感的矛盾,求得平和與安詳。

  第三點辨惑,就是做到有真正明辨的智慧,對於善惡、是非、情勢都瞭如指掌,沒有迷惑了。樊遲問了這三點以後,孔子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太好了,也太大了。這三點如果都做好了,就入於聖人的境界,在孔子學生中,樊遲並不是第一流學生,但是他非常勤奮。所以孔子告訴樊遲的不是深遠的理論,而是其實可行的道理。孔子說作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問自己的結果利益,以後自然會有好的成果,這便是「先事後得」的道理。

  這四個字看來很容易,做到很難。尤其現代社會的風氣,大家每做一件事,先要考慮有沒有價值。所謂價值,就是問後果對自己的利益,這是通常的心理。可是孔子告訴樊遲,作人做事先不要考慮自己個人的利益與價值,認為是善的就先做了再說,後來自然有成果的,這就是德業。其次,專門反省自己的錯誤,不挑別人的毛病,這也是做起來很難的。因為人都喜歡挑剔別人的毛病,很少反省自己的錯誤。現在要反過來,專找自己的錯誤,不挑別人的毛病,就很難做到了。而儒家、佛家、道家的修養,都嚴格的講究這一點,做到這一點就是「脩慝」。有些人為了一點小事,生起氣來,把自己身體生命都忘記了,要與人拚命。犯了法弄出紕漏來,連帶父母、妻子、兒女都受了罪,這不是最笨、最糊塗的事嗎?

  這三點孔子在這裡是這樣解釋。我們要特別注意,下面一篇當中,還要提到這個問題。這裡是孔子針對樊遲的程度,所作「崇德」、「脩慝」、「辨惑」的解釋。實際上這三點所包括的內容很多、很多。不過這裡雖是引述孔子對樊遲說的道理,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樊遲問「知」「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問什麼叫仁。孔子說,能夠愛一切人就是仁。樊遲再問什麼叫智慧。孔子說,能夠瞭解任何人就是智。但是這是針對樊遲的程度而言。結果,樊遲對於孔子的答覆,還沒有通達,未曾徹底瞭解。孔子便更引伸地說,你還不大瞭解,我再告訴你,假如做一個領導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而對邪曲的人先擱置起來,這樣直道而行,就可使原來邪曲的人,也變成為直道之人了,壞人也會變成好人了。

  可是樊遲還是沒有懂,退出之後,便來看子夏。子夏在孔子的學生中,也是較為突出的一個,孔子死後他在河西講學。戰國後其中很多人物,都是子夏的學生,所以樊遲不懂,又去向這位孔門的高材生討教。「鄉也」的鄉,後來寫作「向」,是「剛才」,「前些時」的意思。樊遲說,我剛才問老師什麼是知,老師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是什麼意思?子夏一聽樊遲的話,就說,老師所講的這兩句話,內容太豐富了,包涵的意義太大了。子夏為了使這位同學有更具體的瞭解,就舉歷史的故事來講給他聽他說舜當了皇帝的時候,在許多人中間,選拔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皋陶一做了他的助手以後,天下便沒有冤枉的事,壞人都遠離了,變好了,大家都心存厚道了。

  說到這裡,想起一個與皋陶有關的著名故事,宋朝蘇東坡當年考功名時的論文,便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是梅聖俞,他和歐陽修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歐陽修有一副名聯說:「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他一生作人,胸襟坦然,所以說「事無不可對人言」,一生沒有什麼缺德的事,任何話都可以對人開誠布公。而上聯看起來謙虛,實際上牛皮吹得很大。他說天下那麼多書,也有我沒有讀過的。換言之:他讀的書真是夠多的了。這次考題梅聖俞出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依當時制度,政治司法都論在一起的。蘇東坡知道這位考官學問很好,那時他還年輕,又很調皮,存心要把考官考住,讓考官不懂,於是在文章中有一段引用:「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藉以說明古代判人罪刑,存心如此忠厚。梅聖俞看了蘇東坡這篇文章,非常激賞,認為很好,於是錄取。只是這幾句話所說的典故,沒有看過,不知道出自哪一本書。放榜以後召見了蘇東坡,便問東坡,文章中這個典故出自哪裡?東坡答道:「想當然耳。」梅聖俞才知上了當,這是蘇東坡的調皮故事。也有人說,上當的是歐陽修。

  回到本文,子夏舉的第二個歷史例子是說,到了商湯的時候,舉用伊尹。我們都知道伊尹是古代的名宰相,與後來周朝的姜尚齊名。伊尹被商湯提拔時,還正在當廚師。因為有伊尹,所以有商湯的天下。在上古歷史中,第一流的大臣,並不是靠學歷年資慢慢升上來,然後到六十多歲退休。只要是人才,一下子就上去了。

  當然後世法治社會又是另外一回事,與創業時用人的原則是要有所不同的。從古今中外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事業是要人才去做的,而人才並不是學歷資歷可以限制的。所以商湯舉伊尹出來,則「不仁者遠矣」。他舉這些例子,就是告訴樊遲什麼叫作「舉直錯諸枉」。換句話說,是子夏引伸孔子這兩句話,告訴樊遲,無論如何,作人處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這樣的人,自然就行了。

【交友的藝術】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有一天,子貢問孔子交友之道,應該如何?我們知道,有時候交朋友也是一件很難的事。上論《里仁》篇中子游曾說:「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對上位者如有不對的地方,做幹部的,為了盡忠心,有勸告的責任。但勸告多次以後,他都不聽,再勉強去說,自己就招來侮辱了。對朋友也是這樣,過分的要求或勸告,次數多了,交情就疏遠了。

  這裡,孔子告訴子貢,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盡我們的忠心,勸勉他,好好誘導他,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不可則止」,就不再勉強。假如過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沒有了,變成冤家了。從表面上看起來,孔子教學生的交朋友之道,好像蠻滑頭的樣子,適可而止,不要過分。實際上,加上我們自己的經驗,就知道孔子的話並不滑頭。中國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於「規過勸善」,這是朋友的真正價值所在,有錯誤相互糾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勵,這就是真朋友,但規過勸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共事業的朋友,更要注意。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很多,知道實不可為,只好拂袖而去,走了以後,還保持朋友的感情。

  我們舉一件近代的故事來說,曾國藩下面一位幕友王湘綺(壬秋),當時他是湖南的才子,也是近代以來有名的大儒。他著有《湘軍志》,對曾國藩有褒貶之處。曾國藩所領的湘軍,在前方和洪秀全作戰,開始露敗象的時候,王湘綺就要請假回家。曾國藩知道他讀書人膽小,如果這仗敗下來就不得了。所以也想讓他回去。不過事情很忙,沒有立即批這件公文。有一天晚上,曾國藩因為有事去找他。看見他正坐在房裡專心看書,就站在後面不打擾他。差不多半個時辰,王湘綺還不知道,曾國藩又悄悄地退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曾國藩就送了很多錢,誠懇地安慰一番,讓王湘綺立刻回家。有人問曾國藩,為什麼突然決定讓王湘綺回去?曾國藩說,王先生去志已堅,無法挽留了,朋友之道,不能勉強。尤其打仗的時候,勝敗自己都沒有把握,如何能保住別人?再問曾國藩何以知道王湘綺去志已堅?曾國藩說,那天晚上去王湘綺那裡,他正在看書,並不知道曾國藩就站在他身後。而且有半個時辰,王湘綺沒有翻過書。可見他不在看書,在想心思,也就是想回去,所以還是讓他回去的好。

  這個故事就說明長官對部下或者朋友相處,都要恰到好處。如果過分,那麼朋友都變成冤家了。人生交一個朋友是很難的,所以孔子告訴子貢,交朋友適可而止,不是滑頭。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這一篇最後以曾子的話來作結論,也是講朋友之道;朋友的積極意義在什麼地方。「君子以文會友」,這個「文」包括了文化思想。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目的在哪裡?在於彼此輔助,達到行仁的境界。

  這篇書一開始,顏淵問的是仁。到這裡最後的結論,提到曾子講的朋友之道,同時再度表明作人也就是仁的用。所謂仁就是愛人;也是人與人之間相處和自處的高度修養;也可以說是作人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