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的意識形態總有其狂熱追隨者，尤其是在一個失去傳統權威的國度或空間，紛亂世局當中人們不求己反而求諸救星的出現。躺在天安門廣場中線的「毛主席紀念堂」內的毛澤東，今天在中國大陸仍是有著特定意義的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人戚本禹現身接受《明報》記者訪問，其言其行，令人驚訝在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三十年後仍然懷緬昔日的原來大不乏人。
歷史的長河常會模糊焦點，就像近視一樣只能近觀而看不到遠，作為親身經歷文化大革命、並且廁身當時發動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最高層，戚本禹的親身經歷足可避免中國大陸再次墮入狂熱的意識形態、狂熱的階級鬥爭、狂熱的個人崇拜深淵。耄耋的戚本禹年輕時由毛澤東一手提拔，加入中央文革小組，於那個「打倒一切」的年代堪稱位極人臣。事隔三十多年，戚本禹受訪時的表白令讀者再次明瞭：偏激的意識形態加上革命浪漫主義，在心靈空虛的年代確有其巿場；尤其是包裝以民族主義外殼，一個於中國十五朝代任何層次來說都足以列入封建帝王一類的政治人物，搖身一變成為陝北民歌《東方紅》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是近代中國最大神祇
毛澤東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神祇，一個去世近四十年的人依然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以各種形式活著，恐怕連篤信唯物辯證的毛澤東去世前都想不到。戚本禹的專訪價值在於令人從時代變遷的中國想起很多：五十年代中蘇大論戰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吹起號角揮軍進攻、毛澤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基者到紅太陽的嬗變，以及如今中共仍未全面批毛而毛幽靈在神州大地若隱若現。
毛澤東的魅力是韋伯所言的三種權威並集，既有如同家族和宗教的魅力型，也有父權的傳統權威，更是形同國家法律的官僚型支配權威。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的時代是中國經歷封建王朝以及工業革命後，天下混沌不知往何處去的時刻。這種說法未必不合，不過，只要把時空倒退一百年或更遠，封建王朝的皇帝其實也是擁有韋伯說的三種權威本質，「天子」二字帶出的內涵便是如此——既有始於周朝的開國天命（mandate of heaven），也有久經黨內殘酷鬥爭而獲致的權威，更有從架構上來說足以睥睨天下的法律及國家權威。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地位定於一尊，《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其著作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最寒冷的冬天：美國及韓戰）指出，經過死傷慘重卻能以戰逼和美國的韓戰，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無人能及，西方史家所言的「紅太陽」於焉冉冉升起。
三種權威集於一身
西方及遠東史家對毛澤東研究不在少數，日本的竹內實教授著有沉甸甸的十卷《毛澤東集》以及另外十卷《毛澤東補集》，著作等身，堪稱研究毛澤東的第一人。此外，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是中國學術界最熟悉的毛澤東研究學者，他的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黨領袖抑或天子？）更是西方漢學研究毛澤東從革命家變神的經典著作。竹內實與施拉姆殊途同歸，前者認為毛澤東把一己塑造成秦始皇及孔子的混合體，擁有絕對權力以及思想。施拉姆則指出，毛澤東把自身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統性相結合，轉捩點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在省巿及自治區黨委會討論加速農業合作化，由於毛澤東要盡快解決問題，儘管會上沒有正式通過決議，但各地書記還是被推動地貫徹毛澤東路線。到了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開會，其他領導人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情勢變作既成事實，一種不能挑戰的權威業已形成。
正如施拉姆說，毛澤東的權威是結合中國歷史上的天子文化以及西方政黨領袖的二者，這使得他在個人崇拜的過程快速上升。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根據王年一《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由來》稱，時任上海巿委主要負責人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在回憶錄透露，這句話是由張春橋撰寫，張後來飛黃騰達，與王洪文、江青及姚文元成為主宰大局的「四人幫」。一九五九年九月軍委會議，劉少奇公開說「我這個人，歷來積極地提倡要搞個人崇拜的，……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搞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還要搞」。十年後的文革狂濤，劉少奇被他維護的「領導威信」迫害至死。
「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
紅太陽初升，榮譽歸於一身。今天中國大陸貪污處處，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是，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初期對黨內貪腐現象嚴懲不貸，並認為只有毛年代始可如此。這種追求「英明天子」的思維源於封建王朝，無視除貪掃垢是正常政府治政的責任，以及是在政府與人民契約之下社會的合理期許，而非由上而下的施予。或許是禮失求諸其他，戚本禹受訪時談到如今大陸的貪腐現象頗有咬牙切齒之感，可是他的寄望是毛年代的強人重現，而不是從制度上根除國家腐朽，這不能不說，他的「發思古之幽情」只是對墓木早拱毛澤東的追憶。當然，這可以辯稱這是一家之言，但從近年湧現的類似片言隻語背後，是對大陸社會於變化大潮當中冒現的某些現象不滿，寄意反貪運動表達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反彈。
類似認為毛澤東年代在一些
層面比起今天優勝的不僅在海內，海外及境外也有。這是以民族主義包裹的企望，海外遊子對祖國強大的期許古已有之，尤其是涉及領土更是一寸不讓。這是正常的期盼和願望，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民可以容忍外敵入侵失去領土，毛澤東年代與美國及聯合國軍隊在韓戰火併，與印度在西南高原惡戰，與南越軍艦南海炮戰，今天仍是海內外華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這種企望在一些遊子身上出現異化，他們認定只有毛澤東才能改革中國，更認為根據歷史毛澤東是唯一敢於捍衛國土的領袖，遂對毛之後的領袖採取質疑態度，認為個別領袖是修正主分子，葬送毛澤東時代「清廉強大」的中國。
海外寓公的毛澤東觀
這種海外毛派不算罕見，這並不是指那些從中國大陸遠赴新大陸讀書移民工作的「新中國人」，而是四十年代末與家人從大陸夜奔台灣，在台灣成長再到美國念書工作的一代。他們熱愛外抗強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腐壞不堪的蔣家王朝不屑一顧，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共是實現他們烏托邦夢想的家園，唯有毛澤東才能給予中國富強的機會。今天聽來也許有人會啞然失笑，可事實便是如此，周恩來毛澤東去世，在西方學界大有盛名的華裔教授痛哭不已，淚眼頻呼「周公」「主席」；鄧小平推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則被稱之為「修正主義復辟」；至於六四鎮壓在這些人眼中是「該殺」，原因是學生企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拖到臭不可聞的西方腐化陣營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海外毛派生活在富足的倫敦紐約波士頓香港，心中一直嚮往自己永不會落葉歸根的祖國；他們的理想中國，是七十年代「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文革年代夢裏中華。至於太陽如何在血紅的大地升起，那不是他們所關切的；午夜夢迴之際，到底是否「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只有海外寓公心裏才知。
即便如此，戚本禹能夠自由接受訪問發表他的看法，其實是時代變化的折射。毛澤東年代的反右「大鳴大放，引蛇出洞」若回到今天，以戚本禹如此「戴罪之身」的重大政治犯身分，恐怕連家人都不可能見到，更遑論境外記者。毛澤東師從斯大林主義，對內鎮壓從不手軟，三十年代斯大林大規模鎮壓蘇聯內部，連念茲在茲想俄羅斯重塑舊日蘇聯風采的普京都不敢不劃清界線；斯大林主義隨毛澤東一同去見馬克思，客觀上也把斯大林主義隔絕中國國門之外。然則何以仍有人對毛澤東時代念念不忘，原因可以有很多，我卻想到竹內實於一九八七年日本蒼蒼社出版的《現代中國的實相》有著相當仔細的觀察：「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政治制度及不成文規定及思維方式，明顯仍然牢固的存在。人們雖然厭惡這些東西，但惰性及懦弱卻在蔓延，而且在這當中受益的階層並不希望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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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至今仍有不少人把毛澤東像放在神枱上供奉。（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