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通不通，愈吹愈奇怪，本地當權派最新的講法是港人很急很想通，北京卻「吊高來賣」，條件是特府先收拾佔中（聽起 來好像特府忽然非常不願意清場）。其實「恨通恨到發燒」、最有求於香港的，是大陸金融資本。君不見，為吸引投資者把資金往這條金融直通車上放，滬港通又宣 布了新招：香港投資者可得到為期三年的大陸投資溢利稅豁免；本地機構投資者得到的優惠則同樣可觀。誰決定給這些好處的呢？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中國證監 會、國務院是也【註 1】。誰在急，很清楚。誰把實情反過來說，替佔中硬清場找藉口，也十分明顯。
陳衡哲：一個寓言故事
佔中發生以來 ，在佔領區出現不可勝數的訴求帖語當中，至為突出、招致中共喉舌大肆撻伐的一句，就是「命運自主」。在上一代人的詞彙裏，有一個同義的說法更簡潔：「造 命」。六十年代初，筆者念中學一年級的時候，國文科教本裏有民初作家陳衡哲女士的一篇以「散文詩」形式寫成的寓言《運河與揚子江》，短短六百字，把「造 命」的意義表達得淋漓盡致。與其用筆者生硬的文字介紹，不如把寓言的前半部節錄：
揚子江與運河相遇於十字路口。
河：你從哪裏來？
江：我從蜀山來。
河：聽說蜀山險峻，峭巖如壁，尖石如刀，你是怎樣來的？
江：我是把他們鑿穿了，打平了，奮鬥着下來的。
河：哈哈！
江：你笑什麼？
河：我笑你的謊說得太離奇了。看啊！似你這樣柔弱的身體，微細的流動，也能與蜀山奮鬥麼？
江：但我確曾奮鬥過來的，況且我從前並不是這個樣子，我這個軟弱的生命，便是那個奮鬥的紀念。
河：真的嗎？可憐的江！那你又何苦奮鬥呢？
江：何苦奮鬥？我為的是要造命呀！
河：造命？我不懂。
江：你難道不曾造過命嗎？
河：我的生命是人們給我的。……
跟着的對話更有意思，其中一句，深刻地道出「造命」和「給的」之間的分別；那句話筆者不想在這裏大不敬 地替作者畫龍點睛，留給大家自己花點時間上網翻查原文【註2】。然而，從上面的引文看，寓意已經很清楚（當然，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偉大建設，在陳衡哲筆下成 為「快樂的奴隸」，卻肯定沒有詆毀之意；作者只不過拿它的一部分特徵擬人化說事）。
陳衡哲是屬於胡適、魯迅等的那一代文人，對「造命」意義的感覺尤其深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古老文 化和社會風俗對個人的壓迫依然沉重，例如婚姻自由還是處於無與有之間。胡適接受了包辦婚姻，從一而終；魯迅接受了，委屈多年之後卻反悔了，女方當然比他更 慘。陳衡哲一意「造命」，比兩位男生撇脫得多，十七歲時即堅決拒絕了一次舊式婚姻，一度成為獨身主義者，後來才自願嫁了化學家任鴻雋（後來的中研院化學所 所長）。陳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北大歷史系、兼授西方文學），也是第一位用白話文發表創作的作家。
可惜，那一代的國人以為送別了社會對個人的壓迫，卻不期然迎來了更大更黑暗的共產黨全方位箝制；「個 人」沒有了社會意義，變成污穢詞。在1949年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年輕人結婚，先要得到工作單位的領導同意；生兒育女懷孕之前也先要掛個號，有了名 額、領導批准方可行事。所以，在同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香港人今天講特首選舉要有一個提委會替黨把關作政治審查，乃是十分符合「國情」的自然事，本地一眾 當權派努力替黨做很多有理化工作去粉飾，其實並沒
有需要。同樣，年輕一代港人接受不了這種包辦式的政治安排而作出反抗，也一如民初人爭取命運自主、婚姻自由那麼合理必然。
不同的是，幾十一百年前的家長縱古老石山，面對兒女爭取婚姻自由固然不高興，也鮮有與下一代來個徹底決裂的，並不因為兒女要命運自主而指控他們連父母也不認了。但是，今天的港人與共產黨的關係不一樣，港人一爭取「造命」，共產黨就指控說是搞港獨。
其實，政制自主和政治獨立並沒有必然關係，就如同爭取婚姻自由和否定親子關係是兩回事一樣。「獨立自 主」兩個概念畫上等號一氣講，其實是俄共發明、中共沿用的一個成語，本來有正面意義，但中共在香港卻把它變成一根打人的棍子：你要自主就表示你搞獨立；中 間的推理就是「裏通外國」，而這個推理並不需要
什麼堅實的證據。這個罪名很好用，陳衡哲也是受害者，因為她是留美的（Vassar
College、 U. of Chicago），她的一子二女也留美，而且都非常優秀，文革的時候因而兩次給抄家，受盡折磨，1976年初去世，沒熬得過毛氏天下（【註3】蒐集了一些 關於陳衡哲後人的資料，可能只合「老坑」閱讀）。
然而，自主和獨立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關係的概念，卻有可能真的黏合。共產黨無端指控要求命運自主的人是 搞港獨，肆意打壓，令萬千民眾離心，甚至當中真的會產生港獨。學聯要上京討說法，卻進不了香港機場離境閘；政權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怎叫港人不離心？一離 心，「命」就更要由自己「造」了。運河流到北
京便成為死水，揚子江卻是流出東海，無窮無盡不回頭；這個地理意象，無意之間揭示了一個甚有可能發生的趨勢。運河與揚子江相遇的十字路口，竟似是今日香 港。
篩選還是普選？「認命」還是「造命」？
習近平：中共比西方更「追求」民意
APEC北京會議期間，習近平與奧巴馬盡心了「瀛台夜話」；習提到中共「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註4】。這句話可圈可點；起碼從量的方面來說，習的話很可能正確。這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大陸人口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起碼多幾倍，人多事多意見多，民意的量當然也應該比西方的多幾倍。這是民意的「供」方，習近平說的是「求」方（「求」，是 他用的字眼）。在平衡點上，供量等於求量，所以自身的供應愈高，求量也隨之愈大。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進一步的問題是：在這個平衡點上的追求， 真的比西方的高？筆者估計的答案：是。而且就算看人均量，大陸政權對民意的追求及為此所花的資源，也很可能比西方高。
第一個原因，在於制度的資訊效率。先作一個類比。自由經濟和共產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制度，之間的一個最重要分別，乃制度的資訊效率。同一個經濟裏，如果要同 樣滿足人們的喜好和需要，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決定時所需的資訊，要比共產經濟少得多，因為自然的市場價格本身包含了大量資訊，單看價格及 其走勢，已經可以做出絕大部分正確的經濟決定。
相反，共產經濟制度脫離市場原則，沒有可茲依賴的自然價格，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需要用其他低效的管道取得資訊；既然低效，必須量多，以補質的不足。如果資訊成本太高，就乾脆單一化生產，人人都穿深藍色棉布衫褲。這是資訊經濟學ABC，也是共產經濟於上世紀終於失敗的底因。
APEC北京會議期間，習近平與奧巴馬盡心了「瀛台夜話」；習提到中共「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註4】。這句話可圈可點；起碼從量的方面來說，習的話很可能正確。這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大陸人口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起碼多幾倍，人多事多意見多，民意的量當然也應該比西方的多幾倍。這是民意的「供」方，習近平說的是「求」方（「求」，是 他用的字眼）。在平衡點上，供量等於求量，所以自身的供應愈高，求量也隨之愈大。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進一步的問題是：在這個平衡點上的追求， 真的比西方的高？筆者估計的答案：是。而且就算看人均量，大陸政權對民意的追求及為此所花的資源，也很可能比西方高。
第一個原因，在於制度的資訊效率。先作一個類比。自由經濟和共產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制度，之間的一個最重要分別，乃制度的資訊效率。同一個經濟裏，如果要同 樣滿足人們的喜好和需要，自由經濟制度之下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決定時所需的資訊，要比共產經濟少得多，因為自然的市場價格本身包含了大量資訊，單看價格及 其走勢，已經可以做出絕大部分正確的經濟決定。
相反，共產經濟制度脫離市場原則，沒有可茲依賴的自然價格，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需要用其他低效的管道取得資訊；既然低效，必須量多，以補質的不足。如果資訊成本太高，就乾脆單一化生產，人人都穿深藍色棉布衫褲。這是資訊經濟學ABC，也是共產經濟於上世紀終於失敗的底因。
政治制度也一樣。民主體制好比一個意見市場（「意見」可能是簡單的情緒或不甚具體的要求，也可能是成形的政策意見）。民間有不同需要，政黨就得想辦 法整合、折衷，然後提出政策主張。最能代表最大多數民意的政黨就上台執政；因此，政策相對民意而言是自動優化了的。政治競爭便是這個優化的動力。專制體制 沒有這種競爭，在位者恒在位，民意不能由人民選擇領導人及其所代表的政策體現出來；所以，要知道民意的話，專制的在位者必須花更大力氣，從零開始。換句話 說，比起民主體制，專制體制滙集民意的效率低，事倍功半，正如習氏所說，常常要「幾上幾下」。
這個體制的一個危險在於，當追求民意的成本太高（錢銀成本、面子成本、當權者利益成本等），領導者就會索性搞決策獨裁。近日在香港政改事上北京表現出的態度，就充分體現這種傾向。
除了體制的民意求取效率，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就是追求民意的作用。在專制體制裏，民意不僅要知，還要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有效地防， 「民之口」出的是什麼，一定要知道；不知道的話，會亡黨亡國。因此，專制政權要收集大量民意的誘因十分巨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陸的網軍那麼多，打小報 告的動作那麼綿密，維穩辦的經費那麼龐大，喉舌集中一兩個但耳目卻遍布全國如恒河沙數。這都是民主體制裏不必有的事（西方國家大量收集民間情報的主要作用 在反恐反洗錢）。民主體制之下，一切負面的民意，都是有利某些政黨、不利另外的政黨的；負面民意能夠推翻的，只是某一執政黨，而不是整個民主體制。歷史上 還未有一個有大部分民眾支持、大部分民意授權的社會運動是徹底推翻一個民主體制的；那樣的運動推翻專制制度卻是常事。
舉一個新鮮熱辣的例：最近大陸發動了一個相當大規模的「收集民意」工作：《遼寧日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派人到瀋陽、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一共五 個城市的20多所高校，混進教室旁聽了近百堂課，專門留意教師對時政的態度和言論，寫出13萬字的詳細報告，得到的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對中國睚眥必報」 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看到了網絡上、社會上誣衊辱罵祖國等負面情緒的一個源頭」【註5】。由此可見，一個新的「反右」運動風雨欲來，而且又是以知識分子 當中的負面民意作起點。上一次是引蛇出洞，這一次是更主動的深入虎穴，為的都是要知道民意、保衞政權。這種事，民主社會既不會有，也毋須要做（香港可能很 快會有）。
體制不良，收集民意要九牛二虎之力；民意危險，不清楚、不防範的話，不僅亡黨亡國，死到臨頭也懵然不知。因此，專制政權花在收集民意的資源，按人均算也大有可能比西方社會多。習近平說這個，大概沒錯。不過，這種對民意的重視，對人民的好處不大，更不代表開明。
但是，習還說：西方的政黨只代表特定的某些階層或某個方面，故收集民意有選擇性；中共是全民黨，所以收集民意更全面。習這個說法很浮面，顯然不了解人家的 國情。個別政黨固然可能只代表某些階層或特定群體，但在激烈競爭條件底下，不知己知彼就不能勝選，所以政黨除了自己搞民調，更要依賴大量中性或超黨 派的民調。像特區政府那樣只看「自己人」搞的民調，以致出了2003年7.1的50萬人上街才大驚失色的失誤，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不會犯的。反而是，在專制 政權之下，下級黨政機關有極大誘因矇騙上級，令政情不能上達。不說其他，毛澤東十分強調做調查研究，但大躍進期間死了幾千萬人，卻是下級幹部為了討好上級 而大量虛報事實和民意所造成的；下邊的民眾大量餓死之際，幹部還一直逢迎領導，層層向上面報告民眾的革命意志如何熱火朝天。「輿論一律」之下，speak truth unto power沒有可能，因為代價太大。習氏的「更全面」說，說來動聽，但過不了事實關。這點，他應該是最清楚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這個體制的一個危險在於，當追求民意的成本太高（錢銀成本、面子成本、當權者利益成本等），領導者就會索性搞決策獨裁。近日在香港政改事上北京表現出的態度，就充分體現這種傾向。
除了體制的民意求取效率，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就是追求民意的作用。在專制體制裏，民意不僅要知，還要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要有效地防， 「民之口」出的是什麼，一定要知道；不知道的話，會亡黨亡國。因此，專制政權要收集大量民意的誘因十分巨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陸的網軍那麼多，打小報 告的動作那麼綿密，維穩辦的經費那麼龐大，喉舌集中一兩個但耳目卻遍布全國如恒河沙數。這都是民主體制裏不必有的事（西方國家大量收集民間情報的主要作用 在反恐反洗錢）。民主體制之下，一切負面的民意，都是有利某些政黨、不利另外的政黨的；負面民意能夠推翻的，只是某一執政黨，而不是整個民主體制。歷史上 還未有一個有大部分民眾支持、大部分民意授權的社會運動是徹底推翻一個民主體制的；那樣的運動推翻專制制度卻是常事。
舉一個新鮮熱辣的例：最近大陸發動了一個相當大規模的「收集民意」工作：《遼寧日報》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派人到瀋陽、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一共五 個城市的20多所高校，混進教室旁聽了近百堂課，專門留意教師對時政的態度和言論，寫出13萬字的詳細報告，得到的結果顯示，大學教師「對中國睚眥必報」 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看到了網絡上、社會上誣衊辱罵祖國等負面情緒的一個源頭」【註5】。由此可見，一個新的「反右」運動風雨欲來，而且又是以知識分子 當中的負面民意作起點。上一次是引蛇出洞，這一次是更主動的深入虎穴，為的都是要知道民意、保衞政權。這種事，民主社會既不會有，也毋須要做（香港可能很 快會有）。
體制不良，收集民意要九牛二虎之力；民意危險，不清楚、不防範的話，不僅亡黨亡國，死到臨頭也懵然不知。因此，專制政權花在收集民意的資源，按人均算也大有可能比西方社會多。習近平說這個，大概沒錯。不過，這種對民意的重視，對人民的好處不大，更不代表開明。
但是，習還說：西方的政黨只代表特定的某些階層或某個方面，故收集民意有選擇性；中共是全民黨，所以收集民意更全面。習這個說法很浮面，顯然不了解人家的 國情。個別政黨固然可能只代表某些階層或特定群體，但在激烈競爭條件底下，不知己知彼就不能勝選，所以政黨除了自己搞民調，更要依賴大量中性或超黨 派的民調。像特區政府那樣只看「自己人」搞的民調，以致出了2003年7.1的50萬人上街才大驚失色的失誤，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不會犯的。反而是，在專制 政權之下，下級黨政機關有極大誘因矇騙上級，令政情不能上達。不說其他，毛澤東十分強調做調查研究，但大躍進期間死了幾千萬人，卻是下級幹部為了討好上級 而大量虛報事實和民意所造成的；下邊的民眾大量餓死之際，幹部還一直逢迎領導，層層向上面報告民眾的革命意志如何熱火朝天。「輿論一律」之下，speak truth unto power沒有可能，因為代價太大。習氏的「更全面」說，說來動聽，但過不了事實關。這點，他應該是最清楚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本港投資者經滬港通買賣A股三年免徵所得稅詳情見http://rthk.hk/rthk/news/cfinanc ... 20141114&55&1053588
【註2】全文見http://baike.baidu.com/view/3860389.htm
【註3】在課本裏讀過《小雨點》等陳衡哲作品的「50後」讀者，也許會懷念她。陳衡哲是學歷史的，文學創作是她的「副業」。關於她的事迹，可看http://www.baike.com/wiki/陳衡哲（不甚完整）；也可以從她夫家的事迹看到多一點，詳見http://wyshishi.lofter.com/post/2f1970_146129e。 陳與丈夫任氏育有兩女一子。長女任以都，50年代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首次把明代宋應星的科技名著《天工開物》譯成英文，是賓州州立大學首位華人女性教 授；以都的丈夫姓孫，兒子Raymond C. Sun現任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三代人都是學歷史的了）。次女任以書，與母親一樣畢業於Vassar College，50年代為照顧父母回到上海；其夫程述銘是天文學家，任職上海天文台，文革期間被囚禁，最後「畏罪自殺，觸電身亡」；以書80年代重返美 國，90年代去世。么子任以安，哈佛地理學博士，曾任教MIT、Caltech等大學，1992年任全美地質學會會長，今年4月去世。這篇是他上任會長時 的演講，還附他的照片：http://www.geosociety.org/gsatod ... 173-3-1-prsadrs.pdf。
【註4】見http://news.qq.com/a/20141115/003243.htm
【註5】見《明報》本月15日扼要報道
http://news.mingpao.com /pns/官報放蛇查大學%20指教師唱衰中國/web_tc/article/20141115/s00013/1415985797848；更詳盡的 原來報道見人民網http://edu.people.com.cn/n/2014/1114/c1006-260252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