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論語別裁》南懷瑾 - 公冶長第五(下)




【蓋棺成定論】

  本篇這一節之前,都是講學生的故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這節開始講到孔子對於當時及其前後時代人物的評論。這個人物的評論,包括了如何作學問與整體的文化精神。

  現在這裡先介紹一個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衛國的大夫。文子的「文」的來源,是中國古代的諡法,從周朝開始,一直流傳下來的,民國以來,因為幾十年都在戰亂之中,國家多故,我們文化中的這一點還沒有恢復。

  什麼是諡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的定論。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國歷史文化才有的,連皇帝都逃不過諡法的褒貶。我們要曉得,這一點便是中國文化春秋大義的精神所在,同時更應該使下一代記取這具深義的特點。

  中國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這個諡法,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因此他們為國家做事情,要想爭取的是萬世之名,不願死後替子孫留下臭名,更不願在歷史上留個罵名。這個就叫諡法──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或史官作評語,像漢朝的文帝、武帝,稱謂「文」、「武」,都是諡法給他們的「諡號」。「哀帝」就慘了,漢朝最後那個帝為「獻」帝,也含有奉獻給別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見這個諡法很厲害。

  王陽明,是他本人的號,後來加諡為「文成」。曾國藩,後人稱他曾文正公,「文正」兩字是清朝給他的諡號。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歷史,縱橫十萬里國土,雖然有幾億的人口,其中卻數不出幾個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這是中國文化中諡法的謹嚴。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標,是要對後代負責;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學家的趙抃,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擬現代的官位來說。他自己騎一頭跛腳騾子,帶了一個老僕人、一琴、一鶴去上任,到了省城裡,全城的文武官員,出城來接新主席,卻看不到人,誰知道那個坐在茶館裡面,一琴、一鶴相隨的糟老頭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當然他不止是當主席,也當過諫議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歷史上成為名臣不容易。有所謂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謂忠臣、奸臣,看小說都知道,不必細說了。要夠得上成為一個名臣,很不容易,夠得上一個大臣,更難。大臣不一定在歷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後世的功業。我們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這話怎麼說呢?我們曉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飛也是忠臣,但是我們不希望國家遭遇到他們當時那樣的時代。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趙抃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後退下來,回到家裡,寫了一首詩:「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不要看錯了,說他腰裡都是黃金美鈔所以退休了。這個黃金不是黃金美鈔,看京劇就知道,所謂「斗大黃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員的印信,實際上是一顆銅的大印,叫作「黃金印」,有如現在中央部會的印,鑄印局用銅鑄的,也可叫黃金印。「腰佩黃金已退藏」,是說退還了那顆黃金印。「個中消息也尋常」,一生風雲人物,其實很平常。「世人欲識高齋老」,他下來以後所住的地方叫高齋,他說你們以為住在高齋的這個老頭子有什麼了不起,而想認識認識他是何等樣的人嗎?「只是柯村趙四郎」,其實還是當年住在柯村的趙老四啊!他是那麼平淡,那麼平凡。

  所以一個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趙抃最後的諡號是兩個字「清獻」,歷史上的趙清獻公,就是趙抃,他一生都奉獻給國家,而一生清正,到達這個程度是很難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這裡一時也說不完。

  總之,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非常重視這個諡法,而我們現在呢!大有陸放翁詩的:「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後,你要罵就罵吧!只要我現在活得舒服就對了。

  我們不要忘記了,諡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時,這些東西仍然要恢復起來才對。試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國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崙。拿破崙又有什麼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來年,五十多歲就死了,而且是個失敗的英雄,比楚霸王還差勁,什麼拿破崙的!在中國歷史上這種英雄多得很,只因為歷史上多是同情失敗的英雄,所以「徒使豎子成名耳」。現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後是非誰管得,生前拚命自宣傳。」可是我們中國人要懂中國文化諡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伊籐博文的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吸收中國文化的東西,日本人自稱東方文化,其實都是道地的中國文化。

  我們這一代青年,那種短見,那種義利之不分,實在「匪夷所思」。剛才我們幾個人談到現代青年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什麼都沒有,一談就是考什麼學校,為了待遇多少,為了求生活,這些是從前我們從來不考慮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注意。這是談到諡法引出來的題外感想。

  現在回到原文。衛國的大夫孔圉,死後諡作文。子貢問孔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個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麼樣才夠得上稱作「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個人聰明──聰明的人不大好學的,而且聰明的人往往以為自己的學問夠了,尤其我們現代人,容易犯這個毛病,好像自己什麼都懂;而且現代人犯一個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學問也隨之而越高深了,這是很成問題的。要敏而好學,越聰明越好學,為自己,為事業都好,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點更難了:「不恥下問」,什麼叫下問?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虛心向他請教求證。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樣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以能問於不能,作為參考,這才叫能夠集思廣益。孔子說一個人能夠敏而好學,再加上不恥下問的謙德,才符合「文」這個字的內涵。曾國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團組織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參加,大家的智慧變成他的智慧。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範】

  孔子又批評一個人,是當時春秋時代,比孔子稍稍早一點,鄭國有名的首相,對鄭國有了不起的貢獻的,名叫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歷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說他特別有四點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業、修養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對他四個長處,在歷史價值上加以評論。

  他說子產自己嚴肅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謹,不馬虎,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人對自己最易放鬆,往往認為錯處總是他人的,很少對自己的錯失反省,而子產做得到「行己也恭」,實在難得。同時又「事上也敬」,子產做首相,對於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內心的肅誠,敬是對人對事態度上的嚴謹。換言之:對上接受命令時,不只是服從,有好的意見時要提出力爭。執行命令,要盡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見辦法,他表示沒有異議,你教他執行,他又呆在那裡。而子產對上對下都能敬於其事。

  「其養民也惠」,他能促使經濟繁榮,對於社會百姓,大家能得其所養,安定生活,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恩惠給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於他,他有命令下達時,各個服從。但是「其使民也義」,他又非常合理、合時、合法,人家樂意聽他用,的確是大政治家的風範。

  所以鄭國有子產才能興起來,因為他有四點君子之道。這四點長處並不僅是政治家才應該具備,而我們不是政治家就用不著,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拿這四點來作人處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謂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講到另外一個人,就是晏平仲。齊國人,曾任宰相,年紀比孔子大一點,但與孔子同時。孔子到齊國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讓他去,齊國本來想請孔子去,小矮子告訴齊王:「你能有這度量,可以請他來嗎?」這個話皇帝一聽,心裡有數了,就不敢請孔子去。但是孔子對於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他說這個人作朋友了不起,歷史上有他的專門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說是孔子前輩,年齡雖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觀止》上有一篇,輯自《史記.管晏列傳》,提到晏子的車伕,一天回家時,太太要求離婚。車伕問什麼原因,他的太太說,我今天在門縫中看到你駕車載晏子經過門口,晏子那麼矮,做了宰相,名震諸侯,還是簡樸無華,自居人下的樣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僕役,卻顯得意氣揚揚、自足自滿的樣子。你竟是這樣沒有出息,不長進的人,所以我要離婚。晏子的車伕聽了這番話,就馬上改過,力學謙卑,第二天駕車都變了。晏子看見他突然一反常態,樣子變了,覺得奇怪,問明了原因,晏子就培養他,從此立志讀書,後來官拜大夫。

  從這個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這個人對於交朋友的態度。他不大容易與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個朋友,就全始全終。我們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終的很少,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到處點頭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對朋友能全始全終,「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對人越恭敬有禮,別人對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久而敬之」。我們看到許多朋友之間會搞不好,都是因為久而不敬的關係;初交很客氣,三杯酒下肚,什麼都來了,最後成為冤家。

  講到這裡,我們想到中國人的夫婦之道──「相敬如賓」──賓是客人,對於客人無論如何帶幾分客氣,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來了客人,一定暫行停戰,先招待客人,也許臉上的怒意沒有完全去掉,但對客人一定客氣有禮。夫婦之間,在最初談戀愛時,西門町電影院門口等了兩小時,肚子裡冒火,對方來了,還是笑臉迎上去,並且表示再等兩小時也沒關係。如果結了婚,再這樣等兩小時,不罵一頓才怪!因為是夫婦了嘛!所以夫婦之間,永遠保持談戀愛時的態度──相敬如賓,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婦如此,朋友也如此。擴而大之,長官對於部下,部下對於長官,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敬」的作用是什麼?好像公共汽車後面八個字的安全標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少碰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與晏平仲相反,時間久了,好朋友變成冤家,這對五倫中的友道,實在有虧。尤其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對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問題。必須急圖匡正。以便維繫「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則。

【玩物喪志】

  接下去,談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我們首先要瞭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魯國的大夫,為臧孫氏,名辰。「居」字在這裡,和「囤積居奇」這句成語中的那個「居」字的意義相同。「蔡」是大烏龜,就是在街上特產店中可買到的玳瑁。講到烏龜和狗,在中國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視的東西。平常碰到廣東朋友,就往往會談到吃狗肉。為什麼廣東朋友歡喜吃狗肉?因為廣東、福建一帶,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時在中文音讀方面,廣東、福建的語系,很多地方還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們研究詩詞、讀古文、講音韻平仄。假使用現在的國語發音,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困惑;我們如用國語來朗誦古詩詞,就會常常讀錯音的。例如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改為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第四聲(入)往往和平聲沒什麼分別,所以原來的四聲等於只有三聲。原來的上、去、入等三聲都是仄聲,但現在聽見有人用國語朗誦詩詞,對入聲字就念成了平聲,這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一、四兩聲不容易分而發生的毛病。

  我們中國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聲,事實上以中原音為準,有宮、商、角、征(知矣切)、羽、變宮、變徵等七音。(笛譜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個音階。)所謂中原是古南陽,現在的河南、鄂北一帶,為中原的中心地帶。京戲中皮黃的黃,就是指湖北黃陂、黃岡一帶而言,如「大王」這個名詞,在京戲裡念成「代王」的音,廣東話的「大佬」也念成「代佬」,這就是古音。所以現在要研究中國的文學、文化,都必須懂得廣東話,乃至福建話(包括台灣話)。因為廣東話、福建話有七個音,尤其閩南話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國語沒有的音。

  為什麼我們說廣東人的吃狗肉,也是來自上古的文化?我國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來,差不多到商周時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豬、羊等作祭祀的犧牲。老子《道德經》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一般人批評老子這句話為陰險、刻薄,看事情太透徹。因為他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地無所謂仁不仁,生了萬物,又把萬物當芻狗來玩弄。這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或者故意曲解來作幽默用的。老子「芻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來是作祭祀用的犧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禮中,如現在的冷豬頭、牛、羊等。後來由於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隻狗形來代替。相當於後世在拜拜的時候,用面做的豬頭來代替真的豬頭一樣。芻狗做好以後,在還沒有用來祭祀之前,大家對它都很重視,碰都不敢隨便碰;等到舉行祭祀以後,就把它丟到垃圾堆裡去了。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老了則說天地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天地生了萬物,並沒有想取回什麼報酬。人幫助了人,都往往附帶了條件,希望有所回報。於是老子說人要傚法天地。天地生了萬物,他沒有居功;天地給萬物以生命,他沒有自認為榮耀;天地做了好事,使萬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沒有條件。所以真正要成為聖人,就要傚法天地的這種精神,養成這樣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萬物和那個丟掉的草狗一樣,並沒有對人特別好,對其他的萬物特別差。人之所以對萬物差,是因為人的主觀,人的自私的觀念;這是老子的本意。

  總之,這是說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時也把烏龜看得很重要。剛才說過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較接近的,要從廣東、福建兩省的文字、語言、風俗、習慣著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來自閩粵的,他們祭祀時用米做的烏龜很多。而在大陸其他各省,對烏龜就很忌諱。實際上烏龜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徵。認為它的壽命很長,又代表了厚道、富貴,所以本省現在還保留這個風氣。

  現在講到「蔡」,就是大龜──玳瑁,是龜中特別好的一種。戰國時代,對大龜看得很珍貴。如果現在有人以此為題寫博士論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個學位。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就提到過烏龜。所謂「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學家、氣象學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內。過去對於這些像科學,又像哲學,又像玄學的東西,都歸「太史公」掌管。所以當時太史這個官,就是專管歷史和這些事情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常有「太史公曰」,因為他是歷代世襲的太史,他是把父親捧出來:「我爸爸說的。」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罵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罵,就說「太史公曰」──「我爸爸當年說的」,這是司馬遷寫文章調皮的地方。

  司馬遷在《日者》、《龜策列傳》中,寫到卜卦用烏龜的事。古代認為烏龜有神靈,卜卦要用烏龜的殼。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麼好的烏龜殼?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據我們所看到的,就很殘忍了。是把烏龜上下夾住,然後在烏龜後面用火一燒,烏龜被燒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殼又被夾住了,最後向前猛竄,龜肉飛了出去,殼就留下來,所謂「脫殼烏龜」就是這情形。這種龜殼,就被認為有神靈,拿來作卜卦之用。

  司馬遷因為世代研究這類東西,天文、氣象、卜卦等等都會,因此他在《龜策列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妙。他說烏龜如何如何靈,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戰國以前,遇到國家大事,連大臣們都不能決疑的時候,就用卜卦來決定。他還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證明烏龜如何靈驗,但寫到最後,妙了!他寫道:「江淮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最後這麼一句,意思是說:據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長江以南,湖南、廣東一帶的人,他們還吃烏龜的肉呢!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說他迷信不迷信?這可不知道了,也許這是他的歷史哲學。

  上面說了烏龜很靈驗,既然很靈驗,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還吃烏龜肉,就可見不靈驗。假如不靈驗,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說是迷信,上面又舉了很多靈驗的事實。由此我們知道古人寫文章,不像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根。古人寫文章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不輕易下結論,非常客觀。

  現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說的,因為古人對於烏龜非常重視,魯國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個玳瑁藏起來。當年沒有博物館,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裡,修了一間房子,把這個玳瑁供起來。這間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極了。「山節藻梲」,就是古代木質的建築物,在樑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紋浮雕。「梲」就是接楯的地方。為了供一隻烏龜,特別在家裡修一棟建築物,又修得那麼漂亮、華麗、奢侈。一般人都認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學問。

  孔子就說:「何如其知也?」──這個「知」讀「智」──像他做這樣事情的人,為什麼一般人說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認為臧文仲做這件事,太不懂事,幾乎是近於無知。他相信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時,在言行上,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會影響到社會風氣。以現代社會而言,如果一個有權位的人家,養一隻小狗,給它蓋棟小洋房,就未免太過分了。當一個社會艱難困苦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應該的,這不能算是智。

【進退揖讓之間】

  這裡又批評當時歷史上另外一個人──令尹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鬥,名谷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籐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

  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

  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上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影、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面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面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

  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交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麼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面接任的人該怎麼辦。普通交接,只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

  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交接,在交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裡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面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團體,就為團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

  「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麼他還不知道,他怎麼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里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裡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面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裡的「弒」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面的都稱為「弒」,所以在歷史上看到弒,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面,在歷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歷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歷史道德的罪名,弒就是弒,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弒。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之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嘆!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都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麼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只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麼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裡看不慣,那裡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麼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交給他們辦,恐怕只要幾個月就完蛋。

  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麼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嘗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面叫一聲:「拿茶來!」下面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乾乾淨淨。這個味道嘗過沒有?沒有嘗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臟病,哪裡還能做事?

  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歷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

  至於批評儘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只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歷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裡,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面時,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面加三個字的註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讚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只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麼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面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著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諡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

  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

  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易經》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

  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難得糊塗】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很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諡號。經歷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代完全不同,寧武子卻安然地做衛國的兩朝元老。

  「邦有道則知」,這個邦就是古時國家的別稱,國家政治上了正軌,他的智慧、能力、才具發揮出來,了不起!可是後來到了衛成公的時候,政治、社會,一切都非常混亂,情況險惡,他還在朝,也參加了這個政治,可是他在「邦無道」的時候,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什麼都很無知。但從歷史上看出他並不笨,他對於當時的政權、社會,在無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見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無能,沒有什麼表現,可是他對於國家、社會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給他下了一個斷語:「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說寧武子那種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人還可做得到,但處於亂世那種愚笨的表演,就難以學到了。

  人們到了社會歷史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權變亂時,在前一個君王手上,充分表現了政治才能的人,本來是很容易遭忌的。這是政治上千古以來不移的定例。

  何以如此?有點莫名其妙的,也許是人類心理的通病,能幹了會有人妒忌的。為什麼妒忌?只能說是人類天生的劣根性,我們必須以學問、道德來消磨它。這種妒忌心理,到了事業或利害相對的時候,就忌刻別人。所以學問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這些罪惡的心理,消磨了、轉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

  所以孔子說到寧武子,當初他的才能表現得那麼高,應該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變亂的時候,他表現很碌碌無能,沒人打擊他,也沒有人仇恨他,這一點修養是別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時,聰明才智很容易露鋒芒;「其知可及也」,這點大家還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實無華、老實平淡、笨笨無能的樣子,「其愚不可及也」,這就很難做到了。

  這裡我們就想到清朝名士鄭板橋,說過幾句很了不起的話:「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頂聰明的人,不是故意裝糊塗,而是把自己聰明的鋒芒收斂起來,而轉進糊塗,這就更難了。下一句話說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權位都讓給人家,心裡很舒服,並不希望人家事後報答,只要當時心裡舒服就好。這也是孔子說寧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不如歸去】

  下面講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與的「與」字是驚歎詞。這一節等於孔子的一段傳記。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到晚年的時候,要想回來講學的自白。

  這裡談到學問之道。我們要特別瞭解的是,孔子在這段時間周遊列國,對於國家天下大事,瞭然於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權的機會,但是他不要,他認為國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須要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於是他決心回到自己的國家講學去。此時他很感嘆地說:回去吧!回去吧!

  「吾黨之小子狂簡」──小子是年輕人。黨是指古代的鄉黨,也就是魯國這一些跟隨他的學生們。「狂簡」是兩個典型。豪邁、慷慨,多半年輕人喜歡的個性和作風就是「狂」。輕易、草率,對國家天下事掉以輕心,就是「簡」。我們知道宋代的名詩人陸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學家喜歡捧陸放翁,譽他為愛國詩人。)他的一首名詩:「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與伯仲間。」這是他當時的自述。他在少年時代,希望帶兵打仗,把金人趕出去,那種幻想中的氣魄,非常可愛可嘉;後面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頭髮白了,一無所成的感慨。現在引用他的詩「早歲那知世事艱」,說明年輕人雖然富有衝勁,但容易犯輕狂的毛病,太過衝動,這就是「狂簡」的狂。第二種典型「簡」,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樣,年輕人也容易犯這個毛病。

  「吾黨之小子狂簡」,是說跟自己的這班年輕人,蠻有豪氣,看天下事太容易了。雖然文采不錯,「斐然成章」地議論紛紛,畢竟還未成器。

  像現代許多年輕人搞的書刊著作,大談國家天下事,頭頭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這完全兩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幾十年親身艱苦的經歷,是不會瞭解的。

  所以孔子認為,必須要回國教育後一代,決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養國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這句話,是說年輕人有夠狂的豪氣,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簡單。文章見解固然有,卻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該不該?怎樣是能不能?都不考慮。學問之道,最難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師一樣,要把一塊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這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魯國,獻身於文教的千秋事業。

  這一段,在時間上說,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國講學的情況。為了整篇《論語》的行文,特地安排在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陳蔡之間,遭遇困難以後,決心要回國講學了,於是發出了這個「宣言」說明他回國講學,對一些人或事,所採取的態度。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吳泰伯三個人是非常佩服的。關於吳泰伯,在下面還有專篇。中國歷史上這三個人,都是薄帝王而不為的人,他們本該當君主的,可是他們都謙讓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老大讓位給老三,老三也不幹,結果兩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強擔當政權。伯夷、叔齊這樣讓國,吳泰伯也是這樣的人。孔子到處提到他們,非常尊敬他們、崇拜他們。

  在這裡又提到伯夷、叔齊有不念舊惡的美德。過去有人對不起他的,過了就算了,不懷恨在心。這有什麼好處呢?有!「怨是用希」,能夠不懷恨別人,寬恕了別人,所以和別人之間的仇怨就沒有了,而壞人漸漸也會被他們所感化。

  為什麼《論語》編到這裡,把這句插進去呢?因為孔子在魯國做過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現在電視上《包青天》節目中,包公的那種政風。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殺掉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過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沒辦法。既然要回國講學,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拋諸腦後了。過去有人對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隨他去。我們回去教學吧!

  雖然如此,他又講了一件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個魯國人,人家說微生高這個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認為大家的話說過分了,他並沒有符合這種修養。「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漿。他沒有,自己便到別一家去要一杯醋來,再轉給這個要醋的朋友。孔子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很好,很講義氣,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必轉這個彎。微生高轉了這個彎,就不能算是直。

  這一點值得我們研究了。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還會講到──是「以直報怨」,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思想的爭論點。什麼是「以直報怨」呢?你打我一記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過分吧!總可以吧?因為你打我,我實在生氣。至少,你罵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這總可以吧?這就是「以直報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這個主張。

  「以德報怨」是老子的思想,後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說,你對我不起,我不恨你,不報復你,反而對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俠義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張「直」。所以中國俠義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傳於民間,所謂「睚 必報」,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這種精神演變而來。那麼孔子這個思想對或不對呢?我們不管他聖人不聖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把聖人這頭銜供到上面去,問題則要討論。

  拿中國傳統的俠義思想或道家的思想來說,對於一個有困難,有急用而來借錢的朋友,正好自己沒有錢,於是轉向他人借來,給這困難的朋友,這是義所當為的事。但孔子在這裡卻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不是直道的行為。

  就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論語》是整篇連貫的,不能一節一節拆開來看。而且二十篇《論語》,也可說是全部連貫的一篇大文章。那麼在這一個基本觀點上,來看這一句話的含義。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孔子晚年周遊列國後,要回國講學了。他發表「宣言」,首先提出來「不念舊惡」,過去的都過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說他。現在應該回去,為自己國家、為天下人,打一點文化的基礎,來教育後代。第二點他也說明,雖然過去不問,但好的還是好,壞的還是壞。並不因為既往不咎,壞的就一下子變好了。這裡不過借用這個「直」字來作說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一點,是孔子解釋直道行為的要點,那麼,後世的儒家就發生問題了。

  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所有讀書稱儒家的人,都變成胸襟狹窄,結果就成為剛才所例舉過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了。難道說讀書人多半不管別人,不能具有這種俠義的精神?這是誤解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我的觀點,連貫全篇的思想看起來,孔子是故意向當時魯國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國的人,透露了一個消息──雖然對於你們,在我心裡並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們不要害怕,我要回來了。

  何以見得是這樣的呢?下面孔子還有一句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個丘是孔子的名字。我們過去老式的唸書,念到這裡不稱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諱,要挨揍的。於是另外拿一個字來替代,而念成「某亦恥之」。現在時代的忌諱不同了,無所謂。

  這裡孔子又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面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就是寫《春秋左傳》的左丘明,古人認為左丘明是當時的聞人。古代所謂的聞人,就是名氣非常大,可並不是官,也不是一個固定型的人,所以稱聞人。後世對幫會領袖稱作聞人,這個觀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這句話是說,左丘明討厭這種說假話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樣,討厭這種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裡,還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這樣的人,他的行徑就太不對,用心也太奸險了。左丘明作人的態度不屑於這樣,我也不屑於這樣。

  把孔子這兩句話,和對微生高的話連在一起,再把上面「歸與──歸與──」連貫起來,如我剛才所說的,是孔子歸國辦教育前的「宣言」。等於是對魯國政治上這班怨恨他、怕他回來的人說,我對你們是不同意的,但沒有仇恨,我要回來了。一連串貫通起來,便成了這個意思。但非定論,我只是作如此說而已。對與不對,另俟高明。

  下面接著孔子回到魯國了,我們把它連起來,就像是孔子的一段傳記歷史。也可當一部小說,也可當一部電影看。

【一樂也的對話】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有一天,顏淵和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閒談,孔子就說:「盍各言爾志」。「盍」是一個虛字,中國古文裡經常有「盍」「夫」這類虛字,等於我們現在的「嗯」、「那麼」。他說,:你們年輕的一代,把你們的願望、志向講出來聽聽看。在這裡,我們等於在看話劇,台詞中表現了孔子學生的個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個性。子路是很有俠氣的一個人,胸襟很開闊。他說,我要發大財,家裡有幾百部小轎車,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還有其他很多富貴豪華的享受。但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希望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錢,問我要;沒飯吃,我請客;沒房子,我給他住。氣魄大!唐代詩人杜甫也有兩句名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是子路這個志願的翻版。他說修了千萬棟寬敞的國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窮讀書人都來找我,這是杜甫文人的感嘆。而子路的是俠義思想,氣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給予上等的供應。「與朋友共」的道義思想,絕不是個人享受。「敝之而無憾」,用完了,拉倒!

  顏淵卻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養非常高,與季路完全兩個典型。他說,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最好的道德成就,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卻不驕傲。「伐善」的伐,就是誇耀。「無伐善」,有了好的表現,可是並不宣傳。「無施勞」,自己認為勞苦的事情,不交給別人。「施勞」的意思,我主張這樣解釋。在上面也提到過,聖賢與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聖賢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聖賢比英雄還要難。換句話說,英雄可以施勞,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別人的煩惱、痛苦上。聖賢則不想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的肩膀上,而想擔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顏淵講「無施勞」,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身上,這是顏淵的所謂「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這兩學生的理想志願完全不同,都報告完了。孔子聽了以後,還沒說話,我們這位子路同學,可忍不住,發問了,老師!你先問我們,你的呢?也說說看。孔子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實現,這是最難做到的了。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學家──總之什麼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都有安頓。「朋友信之」,社會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懷疑。「少者懷之」,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懷抱,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美麗的盼望。也可以說永遠要愛護他們,永遠關愛年輕的一代。

  我們仔細研究,如果這三點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人,如果要為他加一個頭銜,就是聖人,或者神仙,或者如來。因為這三點,對上一代,自己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謂聖人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講到這裡,這篇對於學問之道實際的討論,引用孔子的話,作個結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這就是學問之道的點題。主要的要與第一篇《學而》連起來。孔子這幾句話,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算了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能隨時檢討自己的過錯,而且在檢討過錯以後,還能在內心自我審判。怎樣受審判呢?就是自己內在打天理與人欲之爭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衝動的感情。這是學問的基本;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隨時會碰到,而無法避免的事。

  例如吸煙的人,戒煙非常難,看見了煙,理智告訴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識地會伸出去取煙。其實人生隨時隨地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願做,但慾望一起,就壓不下去,理智始終克服不了情慾。

  所以孔門儒家的學問重點,在於內訟和自省,自己在肚子裡審察一番。孔子在這裡就講到,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隨時自己反省、隨時檢討自己、責備自己的。這是特別提出孔子講作學問的重點所在。

  在下面還補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根據孔子上面所說,以他活到六七十歲的年紀,周遊世界各國,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隨時反省的人,頂多只有一個,是他的學生顏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並沒有那麼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於我們說在三家村裡。(古代的「邑」,等於現代的鄰或裡。漢唐以後,「邑」的觀念又不同了,相當於現代的縣。如果把漢唐以後的「邑」的觀念,拿來看春秋戰國時的「邑」,那就錯了,這是研究學識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著補充說,就是在十戶人家的三家村裡,也一定有講學問道德的人。對事的忠、對人的信,都像我一樣,只是不像我一樣肯努力去多方學習而已。

  孔子認為許多人有天才,但沒有加上學識的培養,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問題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為沒有學養,不知道把這種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養出來。要使這種心理上善良的本質見之於行為,就必須加上學問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