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論語別裁》南懷瑾 - 八佾第三(下)




【拍灶君的馬屁】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是衛國的大夫,孔子在衛國很多年,衛靈公對他非常好,但衛靈公又偏寵有名的美人──南子。衛靈公實在很想起用孔子,衛國的權臣王孫賈有一天就對孔子說出:「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的問題。這也是中國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歷史性問題。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見過我們在大陸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歷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戶戶都要送灶,小孩子們非常高興,口袋裡就可裝糖果了。現在用電爐、瓦斯爐,沒有灶了,當然也就沒有灶神。為什麼要祭灶神呢?以宗教思想來說,中國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麼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國的神父來和我研究中國宗教思想問題,他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我說中國絕對有宗教信仰。第一個是禮,第二個是詩。不像西方人將宗教錯解成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狹義觀念。我說這一點的誤解,使我絕對不能信服,因為他非常自私嘛!對他好才救,對他不好便不救。成嗎?一個教主,應該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其次,談到中國「詩的精神」,所謂詩的文學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詩的人,縱使有一肚子的難過,有時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詩,或者作一首詩,便可自我安慰,心靈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給上帝來個見證。第三,中國信多神教,這代表了中國的大度寬容。出了一個老子,還是由東漢、北魏到唐代才被後人捧出來當上個教主──老子自己絕對沒有想過要當教主的癮。孔學後來被稱為孔教,是明朝以後才捧的,孔子也不想當教主。總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開始都不想當教主,如果說為了想當教主而當上教主的話,這個教主就有點問題,實在難以教人心服。因為宗教的熱忱是無所求,所以他偉大,所以他當了教主。

  我們中國,除了老子成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該不該把它稱為宗教,還是一個問題。但是中國人的宗教,多是外來的,佛教是印度過來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來的。我們中國人自古至今對於任何宗教都不反對,這也只有中華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為什麼呢?有如待客,只要來的是好人,都「請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禮相待,誠懇的歡迎。所以我們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號,而且這種風氣,目前已經傳到美國去了。現在紐約已經有教堂,仿照我們中國人的辦法,耶穌、孔子、釋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請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後告訴那位外國神父,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替中國的宗教辯護,而是外人沒有研究深入而已。

  現在我們再講「奧」與「灶」。為什麼他們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學的思想來講。「民以食為天」,這是管子講的名言。因為飲食最值得重視,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過去,教育不普及,講禮治的時代,家裡有灶神、財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中國古代的建築,大都有這一套設計,進門一定是大廳,大廳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之位」。民國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國字,看這五個字,中國人究竟信哪一個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還有財神供在臥房裡,灶神供在廚房裡。「奧」是古代的家神,我們中國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國政治組織的理想。家裡有家長,就有家神。還有灶神,連吃飯都要管。據說灶神一年到頭,不但對家裡人的行為要管,連在心裡起了好念頭,或動過歪腦筋,他都會記錄下來,到一年終了:上天報告好壞。所以鄉下人送灶,弄塊糖給他吃,送一個紅包給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報吉祥。」請他上天報告時,多替家裡講講好話,回來時候多賜些福祉。所以在臘月二十三以後,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間,他在天上還未回來以前,不在家裡的時候,偶爾背後轟他一下,暗地裡幽默他幾句。

  中國民間這些神話故事,現代也可以歸到「民俗學」。要瞭解這些,起碼要看《荊楚歲時記》這本書,尤其是南方──長江南北過年過節的風俗,這本書大概都有了。

  在人世間的社會上有里長、鄉長、區長。在看不見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歸誰管?歸閻王管。閻王去歸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歸誰管?玉皇大帝的媽媽──瑤池聖母。由此看來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來個聖母,佛教的觀音菩薩,中國的瑤池聖母。所以女性還是最偉大。同時也可知人們講了半天的宗教,儘管教理和教條如何如何的,但他們最後還是崇拜女性的,因為母性的慈愛畢竟是最偉大的。像這樣一個宗教組織,無所不包,代表了中國人的政治哲學思想。所以天與人是一貫的。

  王孫賈問孔子這個奧與灶的問題,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訴孔子說,你老是跟諸侯往來,我們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講幾句好話,是沒有用的呀!你拜訪了諸侯,還是該來向我們燒燒香。孔子卻作正面的答法:「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是中國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說一個人真的作壞人、做壞事,怎樣禱告都沒有用,任何菩薩都不能保佑你。所謂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換句話說,人有人格,尤其須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來的庇護。如果進教堂,上帝就保佑,那麼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賄賂的罪。同時也等於孔子答覆王孫賈說,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於如此而已。

  從上面的話也可知道,由周代開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終走人文文化的路線,所以孔子又說: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這就是前面提到過,中國夏、商、週三個朝代文化的演變:夏尚忠,殷尚質(鬼),周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於忠誠、樸實。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質樸,但是宗教觀念很強。周代文化呢?我們今天講孔孟思想中的中國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監於二代」,是說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

  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鬱鬱乎文哉」,鬱鬱是形容詞,意思是非常茂盛、偉大與光輝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稱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啟後,發揚周代的文化精神。這是連接到上面所講的宗教文化之後。孔子認為只有人文文化這個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量力而為 謙虛好學】

  現在講到另一段: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鄒。鄹人之子即指孔子。這一段所講的應該是正當孔子做魯國司寇的時候──司法行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古代官制,無法與現代比類,為了便於瞭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擬),參與了代表國家、代表王室的宗廟大典。他進去以後,對於每件事都要問問清楚,向人請教。走哪裡?坐哪裡?每事都問人。於是有人笑他說,一般人亂捧,都說孔子這個人了不起,處處懂禮,可是這個「鄹地佬」進了大廟,什麼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請教。這話被孔子知道了,他說:「這就是禮啊!」以前我們提到過,假如出國到了別人的國度,風俗習慣不同,對人家的事,不懂的應該多問。到人家家裡也是一樣,求學問也是一樣,做事也是一樣,誠懇向人請教,就是禮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傳統的武功──射箭,那時的武功還沒有發展到少林寺、武當派(這些是唐、宋以後的事)。周代的軍事武功是車戰的時代,最重要的武器還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標準,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麼程度,相當於現代打靶、射箭的標準,在於射中了紅心沒有,而不問箭能否透過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標的,就絕對夠標準,箭能不能透過牛皮,則不作考慮。因為每個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強壯,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過牆,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紅心,也就夠標準了。

  這一段是說明作人做事,夠不夠道德的標準,只問合不合正道,並不苛求他對事功成就的程度。因為沒有機會給他表現,環境不對,時代不對,他也就無從表現,這有什麼辦法?由此觸類旁通,對人對事就可減掉些苛求了。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個月的初一為朔,十五為望,月暗為晦。過去沒有訂出現在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時候,不過不像現在這樣重視。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國家,向天地祖宗,稟告所作所為,這就是所謂的「告朔」。用現在觀念來說,就是說在那時發表政見。對誰發表呢?對天地鬼神。現在對大眾發表政見,講了不兌現的也有。當時對天地鬼神講的話,如不兌現自己就害怕了,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在監視管制。所以告朔這件事也很鄭重。

  從前告朔時一定要殺羊。到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風氣已開始衰敗,這些禮儀的精神,也慢慢跟著衰落變化了,所以子貢當時準備去掉告朔時候用的餼羊。餼羊是蒸過了的,等於現在拜拜,殺了豬羊,還沒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這就是餼羊。子貢當時想,拜拜就拜拜,這隻羊可以省下來。所以孔子告訴子貢說,你的主張也對,為了經濟上的節省而不用羊也好,為了表示誠懇而不必用羊也好,不過我不主張去掉,不是為了這隻羊要不要省,而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精神。固然不用象徵性的東西,只要內心誠懇就可以,但現在的人,真正誠懇的心意發不起來了,就必須要一件象徵性的東西才能維繫得住,所以你子貢愛這隻羊,而我更重視這禮儀和它的精神內涵。

  由這件事我們就懂得,在社會上,或在政治上,有時絕對空洞的精神,並不足以維繫一件事物,而必須配合某些實質的東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實不至,有時候就要失敗了。

  這裡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話,頗為感慨。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謅也。》

  這段話,連起上一段來說,是說作人處世的艱難。我想大家有時也會有同感。一個人想做個忠臣,有時候也很難。對主管、對領導人盡禮,處處盡忠合禮,而旁邊的人會認為是拍馬屁。

  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當過長官也當過人部下的,都有這種經驗。如果自己毅力不堅定,見解不周到,受環境影響,只好變了。那麼該怎麼辦呢?還是以禮為準,也是上面的話「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人格還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別人儘管不瞭解,只看自己內心真正的誠與不誠。誠正的建立,久後自知。自己的見解與人格的精神,等待時間來考驗,等待時間來證明並不是他人說的那麼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錯換八卦袍的諸葛亮】

  平常一般人談到修養的問題,很喜歡引用一句話──「寧靜致遠,澹泊明志。」這是諸葛亮告誡他兒子如何作學問的一封信裡說的,現在先介紹原文: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志與歲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諸葛亮《誡子書》

  有人說文人都喜歡留名,其實,豈只文人喜歡把自己的著作留給後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賢者難免。先不談古人,就拿現在來說,幾十年來,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們放在書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幾本書?尤其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章,看完了就丟,只有三分鐘的壽命,因為它缺乏流傳的價值。一本著作,能夠使人捨不得丟掉,放在書架上,才有流傳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難的。清代詩人吳梅村說的:「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一點不錯。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說:「但在流傳不在多」。比如諸葛亮的一生,並不以文章名世,當然是他的功業蓋過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兩篇《出師表》,不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卻成為千古名著,不但前無古人,也可說是後無來者,可以永遠流傳下去。他的文學修養這樣高,並沒有想成為一個文學家。從這一點我們也看到,一個事業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於文學,一定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文學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難兼備,責人不必太苛。

  諸葛亮《出師表》外,留下來的都是短簡,文體內容簡練得很,一如他處事的簡單謹慎,幾句話,問題就解決了。看他傳記裡,孫權送他東西,他回信不過五六句話,把意思表達得非常清楚,就這麼解決了。

  這一篇《誡子書》,也充分表達了他儒家思想的修養。所以後人講養性修身的道理,老實說都沒有跳出諸葛亮的手掌心。後人把諸葛亮這封信上的思想,換上一件衣服,變成儒家的。所以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這種文字說理,文學的境界非常高,組織非常美妙,都是對仗工整的句子。

  作詩的時候,春花對秋月,大陸對長空,很容易對,最怕是學術性、思想性的東西,對起來是很難的。結果,諸葛亮把這種思想文學化。後來八股文也是這樣,先把題目標好,所謂破題,就是把主題的思想內涵的重心先表達出來。他教兒子以「靜」來做學問,以「儉」修身,儉不只是節省用錢;自己的身體、精神也要保養,簡單明瞭,一切乾淨利落,就是這個「儉」字。「非澹泊無以明志」,就是養德方面;「非寧靜無以致遠」,就是修身治學方面;「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是求學的道理;心境要寧靜才能求學,才能要靠學問培養出來,有天才而沒有學問修養,我們在孔子思想裡也說過的,「學而不思,思而不學」的論點,和「才須學也」的道理是一樣的。「非學無以廣才」,縱然是天才,如沒有學問,也不是偉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還要有廣博的學問。學問哪裡來的?求學來的,「非靜無以成學」。連貫的層次,連續性的對仗句子。

  「慆慢則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驕傲」的這個「驕」字。講到這個「驕」字很有意思,我們中國人的修養,力戒驕傲,一點不敢驕傲。而且驕傲兩個字是分開用的:沒有內容而自以為了不起是驕,有內容而看不起人為傲,後來連起來用以驕傲。而中國文化的修養,不管有多大學問、多大權威,一驕傲就失敗。所以孔子在《論語》中也提到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學,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驕傲,和很吝嗇不愛人的毛病,這個人就免談了。

  我們中國人,力戒驕傲,現在外國文化一來,「我有了他真值得驕傲」這類的話,就非常流行,視驕傲為好事情,這是根據外國文字翻譯錯了,把驕傲當成好事。照中國文化規規矩矩翻譯,應該是「欣慰」就對了。這是幾十年來翻譯過來的東西,將錯就錯,積非成是,一下子沒辦法改的地方。但是,為了將來維護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要想辦法的。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都要慢慢改,轉移這個社會風氣才是對的。這是說到慆慢所引出來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則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滿,慢就是自以為對。主觀太強,那麼求學問就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為什麼用「險躁」?人做事情,都喜歡佔便宜走捷徑,走捷徑的事就會行險僥倖,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輕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這個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對,還是把它改過來。──年齡跟著時間過去了,三十一歲就不是三十歲的講法,三十二歲也不同於三十一歲了。人的思想又跟著年齡在變。「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後悔,已經沒有法子了。

  看諸葛亮這篇《誡子書》,同他作人的風格一樣,什麼東西都簡單明瞭。這道理用之於為政,就是孔子所說的「簡」;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說的「儉」。但是文學的修養,只是學問的一種附庸,這是作學問要特別注意的。由歷史文化談到諸葛亮的學養,到此告一段落,現在再繼續原文。

【孔子的換心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個問題,以現代的觀念來說,就牽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作法,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魯定公所問的,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而孔子答覆他的,是領導的道德,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換言之,乃是在駁魯定公。認為用方法──手段──是錯誤的,所謂領導應該是以「德」領導人。從什麼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就在這「君使臣,臣事君」兩句話中的「使」字。

  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以一個「王者」──這是隨便借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之尊問孔子,孔子當然也尊重他。魯定公問,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幹部?相對的,一個忠貞的幹部,對於領導人,又應該用什麼方法理事及自處?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很婉轉。而孔子則用兩句話,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兩者是對立的。忠也是一樣,就如孔子的話,上面對下面以禮,禮敬──也是愛的一種形態,等於父母愛子女的愛心。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行,道德的風行,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係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兩句話就答覆了魯定公的問題。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認為對於忠孝的觀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其實不然,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好像老子是反對孝、反對忠的。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有幾個孩子,其中一個最乖的,於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標榜他,而忘記了基本上「家庭不和」這個問題。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個個都是孝子,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於「國家昏亂有忠臣」也是同樣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才表現出他的忠貞,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雖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沒有那種成仁的表現機會。因此我們對歷史、對國家,並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樣的情形出現,而希望國家能長治久安。所以用白話來說老子這兩句話,加上一個「才」字,成為「六親不和才有孝子,國家昏亂才有忠臣。」那麼就可以知道老子並不是反對忠、孝了。假如在一個團體中,我們說某某人是好人,那麼其他都是壞人了嗎?希望全體都是好人,無所謂誰好誰壞,這就最好。

  孔子答覆魯定公的話中,意思是說,你不要談領導術,一個領導人要求部下能盡忠,首先從自己衷心體諒部下的禮敬做起。禮是包括很多,如仁慈、愛護等等,這也就是說上面對下面的如果盡心,那麼下面對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語說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換,這忠心就換出來了。

  現在要研究《論語》,為什麼把這段話放在這裡?這就是我們上面說過的,此乃《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整個社會上下一片混亂,亂到持德者寡,用術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現代人們流行的一句話,常說「你少用手段」,尤其這六七十年來,每論團體或個人的經驗,玩手段的一個比一個高明,誰都玩不過誰,玩到最後還是個笨蛋。所以還不如規規矩矩、誠懇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誠懇當作手段,這個手段還值得玩,這也是最高明的。

  這六十年來的變亂,對於手段,誰都學會了,誰要玩幾套手段,別人沒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實人最可愛,講道德的人才是最可愛,最後的成功還是屬於真誠的人,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們從現實生活中,也可體會得出來。孔子答覆魯定公這幾句話的時候,就是針對著當時的風氣。一個風氣之來,就像颱風一樣,不但下層、中層社會受影響,上層也是一樣。魯定公是領導階級的上層,結果還是犯了這個毛病,孔子就針對他的毛病,開了這個藥方。

【追的哲學】

  講完這方面以後,又講到純文學的觀點。

  《子曰: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又在討論《詩》的文學了。剛才談政治,現在又談《詩》;上面和魯定公談的是政治風氣,也包括了社會風氣,那麼政治的風氣、社會的風氣哪裡來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禮的立場來講,它是由文化而來的;談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視的《詩經》。

  我們知道《詩經》是代表各地社會風氣的自然演變,《詩經》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愛。講到《詩經》的男女相愛,有一句話要注意的,孔子在《禮記》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卻往往避而不談,偏偏談到最起碼的、最平實的這兩件人生大事。

  我們曾經說過,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這句話不是孔子說的,是與孟子同時代的告子說的,兩人的話相近,但觀念完全不同。男女飲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後天的基本慾望。一個人需要吃飯,自嬰兒生下來開始要吃奶,長大了就需要兩性的關係,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動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類文化就從這裡出發。

  說到這裡,我們就聯想到,影響這個時代觀念的兩種思想,一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影響了這個時代;另一個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認為人類一切心理活動,都由男女性慾的衝動而來,這一思想對現代文化影響也很大。弗洛伊德原來是個醫生,後來成為一個大心理學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義,也是幾個醫生鬧出來的,有人依據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觀點,來看歷史文化(這個性不是我們所說人類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為的性。)認為歷史上的英雄創業,就是一種性衝動,乃至說希特勒是性變態心理。我們現代思想界受這說法影響的也很多,乃至把舊的歷史寫成的小說,多半都加上這種觀念。甚至許多戲劇、電影故事,總要插上一些性──醫學上的性;而文學上改用一個好聽的名詞──愛,等於一個人穿上外衣、結上領帶,好看一點,也禮貌一點而已。

  在中國古老的文化中,我們懂不懂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詩經》第一篇選了《關睢》,根據「飲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倫理是由男女相愛而成為夫婦開始的,所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會一切的發展,都由性的問題開始。

  曾有一位學者對我說,他有一個新發現──「性非罪」論要提出討論,他所指的這個「性」是狹義的,指男女性行為的性而言。我沒有立即答覆這個問題,他把文章留下來,後來函電催問,我始終覺得礙難直接答覆,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大概談了一下,但還是避開了他那個觀點。我認為這是人生哲學上最高的問題。究竟這是本能的衝動嗎?這個本能又是什麼?不過我告訴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的。中國文化中,過去的思想──萬惡淫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亞當和夏娃不吃那個萍果,一點事都沒有,上了魔鬼的當去吃萍果,他們也認為性是罪惡的。曾經聽過一個笑話,說西方文化是兩個半萍果而來的:第一個萍果是亞當夏娃吃了,闖了禍,所以我們人類到如今那麼痛苦。第二個萍果,啟發牛頓發現了地心吸力,中國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曉得。另外半個萍果,是木馬屠城記所表現的英雄思想。這是西方文化來自兩個半萍果的笑話,當然這不是偶然說說的。

  西方與東方宗教家都認為性是罪惡,哲學家則逃避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看孔子,他可以說是哲學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認為現代觀念的什麼「家」、什麼「家」都可以給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我們中國人自己對他的封號最好──大成至聖先師,我們不要跟外國人走,給他加上了一個「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當。

  孔子認為「關關睢鳩」男女之間的愛,老實講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惡,性本身的衝動是天然的,理智雖教性不要衝動,結果生命有這個動力衝動了。不過性的行為如果不作理智的處理,這個行為就構成了罪惡。大家試著研究一下,這個道理對不對?

  性的本質並不是罪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這個大欲。但處理它的行為如果不對,就是罪惡。孔子就是這個觀念,告訴我們說,關睢樂而不淫。大家要注意這個「淫」字,現代都看成狹義的,僅指性行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時候是廣義的解釋:淫者,過也,就是過度了。譬如說我們原定講兩小時的話,結果講了兩個半小時,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寫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關睢樂而不淫,就是不過分。中國人素來對於性、情及愛的處理,有一個原則的,就是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現在觀念來說,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衝動,要在行為上止於禮。只要合理,就不會成為罪惡,所以孔子說關睢樂而不淫。

  但《關睢》這篇詩中,也有哀怨,我們看這一篇詩,很好玩的。雖然只有幾個字,假使用現代文學來描寫,就夠露骨的了。它最後說:「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個求,就是現在白話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時候睡不著呀!睡不著還在床上翻來覆去打滾哩!但古文用「輾轉反側」四個字都形容盡了。可見這中間還有哀怨,儘管哀怨,並不到傷感、悲觀的程度。這個道理就是說一個人情感的處理適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對音樂是外行,但在許多地方,聽到播放日本音樂,只要他一開口,聽起來就使人有不勝哀戚之感。隱隱象徵了這個海島民族的命運,也可以說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現。不管它怎麼變,一聽就知道是日本音樂,哀怨中有悲愴,悲愴中有哀怨。

  現在我們的音樂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呢?恐怕還沒有做到。我們讀了孔子這一段話以後,對於目前社會上的文化思想,必須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覆魯定公問政之後,隨即談到詩的問題,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備「詩」的感情,從政更要把握「詩」的情操。

【傳統歷史上的精神堡壘】

  這個又轉到另一個文化問題: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學生,他白天睡覺,挨了孔子的罵。這個問題,等下面講到的時候再討論。

  魯哀公問社。什麼叫社呢?這裡的社就是社稷的簡稱,有形的社稷壇,過去國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壇,就是代表國家和天人之間的象徵。我們現在社稷的精神象徵,譬如過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謁陵獻花,幾十年來,我們還沒有完全正式確定這個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賓到國父紀念館致敬了。相對的,假定我們去國外做國民外交,或者負了國家外交任務出去,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別的國家,就要隨他們的禮俗,到他們所尊奉的地方行禮。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禮貌,也是現代國際上外交的禮貌。像當年西方英雄拿破崙,當他到每一個地方,即如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他也要到伊斯蘭教教堂行禮。這點他實在很聰明。

  同時我們再看到一點,從十七世紀末葉開始,印度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統治,英國並派了總督駐在印度統治。英國人也深懂這套手法。所以有人說英國人專門研究老子,因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國總督出門,看到印度的婆羅門教(印度在宋以後沒有佛教了,那時起佛教已經完全移送到中國來,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羅門教),總督立即停車,下來站在路邊合十,讓婆羅門教士先過去。這就是說尊敬一個地方的民間信仰,對於他的工作很有幫助。這是由社講到社稷的精神而牽涉到的附帶問題。

  現在回到本文,哀公問宰予,社稷壇與歷史文化演變有什麼關係呢?宰予告訴他夏朝社稷壇上栽的是松樹,殷朝栽的是柏樹,周朝栽的是栗樹(有如現在的國花,是國家的標誌。)不過他說栗樹栽得不好,栗樹使人看了會害怕,戰戰兢兢。宰予後來回到孔子這裡,報告見哀公的問答,孔子聽了以後就感嘆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覺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沒有錯,只在這件事上還不大妥當,但對前輩的聖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評,所以他說已經既成事實,再說也沒有用。對人與人之間相處來說,既成事實,勸也勸不轉來了,過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這番話,雖然看起來是對歷史的一個寬恕,實際上透過這個寬恕,表明了孔子認為周朝的這件事是有問題的。這是怎麼說的呢?因為社稷壇種的樹,就像是一個民族文化、國家精神的標誌。如日本人以櫻花為國花,雖然很爛漫,但總是開得不長久;其他各民族、國家也都有標誌。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蓮花。再看歐洲人的標誌用猛獸,有虎、有獅;印度人用的是飛禽;美國人用老鷹,也不太好;中國文化則用龍,龍是水、陸、空三棲的東西。

  對於文化的標誌,我們要特別注意選擇決定,但有時有人漫不經心就定了。過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為杜鵑城。後來在一次宴會中碰面,說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鵑城沒做成,否則我第一個反對。因為杜鵑是亡國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鳥名,又名子規,又叫望帝。唐人的詩所謂:「望帝春心托杜鵑」,有一個神話故事,上古時蜀國亡,蜀國的太子傷心而死,精魂不散,變成杜鵑鳥,晝夜啼哭,淚枯血出,滴在花上變成杜鵑花。這一些事,和《易經》的讖諱之學也有關係的。許多看起來不相干的事,有時候關係很大,尤其研究國家的歷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對於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過他也只好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了。所以我們將來在處事的時候,必須注意這些事情,這也是學問。

【責備賢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的時代比孔子早一點,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對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經讚歎過,如果沒有管仲助齊桓公稱霸的一段歷史,我們幾乎變野蠻人了。在這裡他說管仲的器局太小,這話也是對的。管仲不過幫助齊桓公完成霸業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這樣的器局就嫌小了。這是他評論歷史的感嘆。

  但是有人就問,管仲是講究節儉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都夠得上儉的。這裡的「儉」字,正如諸葛亮《誡子書》中所說「儉以養德」的那個儉字一樣,包括了許多東西。我們提到儉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說他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儉,孔子也再三提到儉,下面有關儉字的話也蠻多的,上面談到諸葛亮時,已經介紹過了。

  歷史上稱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個人「儉」德的描寫。成大事的人很少說話,講出來一兩句話,扼要簡單,解決了一切問題。既不沉著,話又多的人,那就免談成什麼大事了。

  孔子說了管仲的器局小,別人並不和他爭論這個問題,而提出來問管仲是不是夠得上「儉」德的修養。可是孔子的答覆,從個人來說,以管仲有三歸之堂,可以說他在經濟生活上非常浪費。三歸堂是建築物的名稱,就是說他的宰相府,還是相當講究漂亮的,可見他還不夠儉樸。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看到漢文帝的儉樸、節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還補起來穿。後來景帝、武帝時代的經濟繁榮,就是他打下的基礎,因為他本身就非常儉樸。所以管仲的生活,誠如孔子說的並不儉樸。

  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說他「官事不攝」。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統籌。只知因人設官,重重疊詹設置了太多的部門,其實可簡化而他沒有簡化,這是在行政上的不儉,那他怎麼算得「儉」呢?

  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到,要真正處理好公事,制度與編制的緊縮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瑣,這是孔子對管仲兩方面的批評,也是我們後人應該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儉德上,孔子有所批駁之後,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禮的問題來。

  中國文化以禮義為中心,懂禮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認為管仲在這方面的修養還不夠。雖然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但他還不能擔負領導歷史文化的重任。這是什麼道理呢?邦君齊桓公在大門外建立屏風──塞門。(講到這裡,我們順便講到現在很難看得到的,古代衙門前的大屏風,上面都寫有「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四句話,已經流傳下來一千多年了。後來到清末腐敗的時候,大概是我們革命前輩老黨員罵清朝的傑作,改為「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欺欺欺欺」的笑話。)在中國的古禮,只有領導人、諸侯才可以有塞門,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擺起這樣東西來,這就是不懂禮。

  其次國君為了外交的關係,有反坫之壇,這是兩國元首見面時用的。結果管仲的家裡也有反坫。就憑這兩點,如果說管仲也懂禮的話,還有哪一個不懂禮?如以管仲作懂禮的標準,人人都懂禮了,這是孔子對管仲批評的話。下面就談到中國文化與「禮」並稱的「樂」了。

【敲響了的活禮樂】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大成。》

  這是孔子講音樂的原理及作用。大師樂是古代專門掌理樂教的官名,他的職掌重在以樂配合政教,當然也包括了當時的一般音樂。

  講到這裡,也是中國文化很可惜的事,因為我國原有的古樂早已沒有了。現在我們能夠聽到的,只是明清以來的遺音。據朋友們說,目前在韓國,還可以隱約窺見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的大樂章──《秦王破陣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調,還可欣賞到中國的古樂和古樂器的流風遺韻,同時把詩、詞譜在中國的古樂器上彈出來。除了韓國,在日本也還找得到一點影子。所以說中國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說,這也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處,人家外國人說我們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的好東西太多,滿不在乎的丟,外國人聽了也沒有話說。

  孔子和魯國的大師樂討論音樂的原理。他非常謙虛地說,音樂的原理大概可以瞭解──其實孔子對音樂是很內行的。接著他就談論一首代表國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響開始的時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輕輕地舒展,慢慢地發聲。跟著下來,由小而大,但是很純正。後來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莊嚴肅穆,最後這個樂曲奏完了,但還是餘音繚繞,後面好像還有幽幽未盡之意。這便是成功的音樂。這些是孔子的客氣話,請教的態度,也證明了他深通音樂的修養。

  今日我們看到自己國內的音樂,的確是問題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輕薄有餘,溫柔敦厚不足,實在可歎。不過一切文化,今日都處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湧變之間,始終未定。舊的已經打倒,新的如何建立,還要靠我們這一代的繼續努力了。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儀是一個地名。古時的這個「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謂「封人」,是管諸侯國界的人。勉強拿現在的職務來講,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來請見孔子之時,從字裡行間看來,他似乎有被擋駕的樣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說,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每個人我都見過。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們的老師孔子儘管偉大,像我這樣的人,你老師也應該接見一番。他說了這番話以後,跟隨孔子的那些人無話可說,就安排了一個機會,讓他去見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談了些什麼話就不知道了。他出來以後,就告訴孔子的弟子們說:你們諸位不必擔心文化的衰落,我們中國文化有救了。天下亂了這麼久,文化已將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學問道德將影響你們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為警惕世界的木鐸的,你們不要擔憂了。古代木做的鐸,是用來敲響作警惕用的,好像廟堂裡的敲鐘打磐一樣。

  這是對孔子從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讚歎,所以也放在講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畫龍點睛,別有用意。

  跟著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這是孔子對禮樂文化的批評。韶是舜樂,代表那個時代,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精神,他說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現在西方觀念來說,真、善、美的價值都具備了。但武王時代的音樂,代表那時代的歷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說它是至善。等於對社稷壇標誌的批評一樣,都有點遺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這一篇的結論,所以我說《論語》是整篇連貫接起來的,是完整的。《八佾》講歷史時代文化的精神。那麼,這篇最後引用孔子對於當時那個時代的批評作結語,就特別有韻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原則,一個時代到了衰落的時候,最怕在上面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單位主管,待部下和對人並不寬厚,這是很嚴重的偏差。

  講到這裡,我們看中國歷史上,記載了許多作人或作官的過分尖刻或涼薄。什麼是刻?所謂「察察之明」,為人太過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發揮他的才能。因此,中國古人在政治領導上,都採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儀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祿山之亂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終於靠郭子儀打敗了安祿山,收復兩京,迎唐明皇還都。郭子儀也因功封王。以後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儀的兒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厲害,郭子儀的兒子說,公主有什麼希罕,你父親的天下,若不是我父親替你們打回來,還有你公主當嗎?這句話的確講得太嚴重了。公主氣了,馬上回宮去報告唐代宗。郭子儀聽了兒子的報告,也嚇壞了,知道這件事可不得了,馬上把兒子綁起來送到宮中去。唐代宗自然先聽到了公主的報告,說郭子儀他們意圖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兒一番,要她先在宮裡休息。見親家把女婿綁進宮來,不但不生氣追究,反而問老親家好好把個兒子綁進宮來是為了什麼?郭子儀報告並論罪一番。唐代宗真是個好皇帝!他對郭子儀說,他們小倆口吵架是年輕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幹嘛呢?「不癡不聾,不做阿姑阿翁。」這個故事後來也編成了平劇及其他地方戲。故事本身也說明了如果一個當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難為了。

  前幾天,有位同學當了法院的庭長,他來看我,我告訴他一句話:歷來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這句話就是當公務員的也要注意。什麼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據條文,一個字一個字去推敲,在雞蛋裡去挑骨頭,真是要了命。雖然法律的條文,完全合於邏輯。但有時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邏輯是用不通的,舉個例子來說,法律規定,抓到小偷應該送到法院辦,如果打他兩拳打傷了,小偷可以告你傷害,在法理的邏輯上完全對,但講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對的。

  所以我和這位同學說,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講邏輯,則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告訴作公務人員的朋友說:「公門裡面好修行」。否則的話,人們便把公務員的過錯、怨氣統統都累積到政府頭上。自己如果多動動腦筋,別人就省了氣力,同時也消弭了怨氣,這就是道德。

  所以「居上要寬」,要求別人過嚴,別人沒這個本事;天下無全才,不必求之太嚴。如果要求過嚴,希望別人都是聖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隨便用得像機器。這是不可以的,切記居上要寬。

  為禮要敬,並不是只限於下級對上級行禮要恭敬,上面對下面的愛護,也包括在禮的範圍之內。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誠懇、真摯,不真誠沒有用。天天行個禮很方便,搞慣了成機械式很容易,但中間沒有誠意就沒有用。同樣的,做長官的對部下的愛護關懷,也要有誠敬之心,假的關懷沒有用。

  臨喪不哀,以前講過,我們到殯儀館弔喪,沒有一點哀戚之意,毫不相關,何必去呢。但這個喪也是狹義的,廣義的是對於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沒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屬於「臨喪不哀」的一種情況。

  孔子提出來這三點,有感於當時春秋時候的社會風氣那麼壞,孔子講這些話,都是開藥方。當時有這種壞風氣,他就開出醫治的方法。所以他說像這個樣子的社會,就沒有什麼可看了,這是感嘆當時文化思想的衰落。實際上我們看歷史,每到衰亂的時候,都有這種情形,豈止春秋戰國而已呢!

  《八佾》這一片,把前後對照起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是在闡揚中國文化的思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