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佔中」時期的京港關係蠡測（下）
筆者在上周本欄預測，經過“佔中”一役，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就出現一些深刻的、不利於雙方發展的變化，一是：北京將會更強勢地對香港實行“一國化”；二是：香港的本土意識將孕育更嚴重的分離主義。上周談了前者，本周集中談後者。
筆者覺得，“佔中”使三、四年前已經萌芽的本土意識得以深深紮根，“佔中”之後，本土意識將結成分離主義（或曰“港獨”）的果。
在各個“佔領區”內，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我主場”、“人大不代表我”、“我城我捍衛”、“不願做奴隸的香港人站起來”等一類強烈反映本土意識的口號、標語、大小字報等等。這些意見反映了年輕一代的集體覺醒。
30年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提出“民主回歸”（見港大學生會致趙紫陽總理的信），30年後，同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卻提出“民主獨立”（見學生會刊物《學苑》
2014年9月17日），從支持“回歸”到主張“獨立”，這反映了香港兩代青年人思想上一個重要的變化，我們必須問：孰令致之？
兩代青年人都面臨相同的“前途問題”。筆者一代的青年，面臨的是所謂“九七大限”，那時的最大憂慮，是香港將於1997年交回一個在人權問題上有斑斑劣跡 的共產主義政權。當年的年青人，他們的父輩乃至自身都很可能是因為逃避共產主義災難而南逃來港的。他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這一代的年青人，面臨的“前途問題”，則是2047“一國兩制”的大限問題，到時的最大憂慮是：理論上香港現行的“一國兩制”行將結束，很可能就與大陸並 為一國一制。最能反映這種憂慮的是《學苑》2014年4月27日的特輯：《2047：香港盡頭》。由於他們對現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權仍然屢屢遭到踐 踏，使他們擔心，2047年香港沒有“兩制”的護身符後，香港將面臨中國大陸同一命運。他們認為，現在不出來抗爭，將來恐怕不能抗爭。
一位年輕佔中朋友對我說：「你們上一代的年青人沒有為香港爭取到民主，到了2047年，你們都已經老了，社會變成怎麼樣對你們都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對我們來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出來，到2047年要承受沒有民主的惡果的，是我們這一代」。
年輕一代的這種憂慮，也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兩代年青人的“前途憂慮”，同樣是出於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和抗拒，同樣是因為不願意與共產黨有什麼瓜葛，但兩代年青人的處方不同。
我們那一代，本土意識尚未萌芽，而香港公民社會尚處於雛形，主體意識並不強烈，所以當時沒有人對“中國人”身份產生異議。我們面對前途危機的解決之道是提出“在民主的基礎上回歸”。
有人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民主回歸”，其實質是“民主抗共”。他們對香港民主的追求，是在接受中國主權的前提下，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方式，通過年年“六四”、“七一”的大規模群眾示威集會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到了現在這一代，本土意識已經萌芽，而香港公民社會相當成熟，他們敢於挑戰
“中國人”身份。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看到上一代年輕人的抗爭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毫不湊效。在這情況下，他們認為香港擺脫“前途問題”困擾的最佳方式就是乾脆實行“民主獨立”。
有關兩代年青人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及其背景見下表：
導致新一代年青人產生獨立意識的，主要是回歸以來17年，中共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缺失。
第一，中共97前對香港民主的承諾，到97後不斷跳票，終於導致人大831決議，死死關閉真普選的大門。
第二，中共往往以“一國”壓“兩制”，使“兩制”的空間日漸壓縮，使香港出現嚴重的“大陸化”趨勢。
第三，回歸以來歷屆特首都無法根據 “一國兩制”的原則，勇敢地維護香港這一制。這就迫使民間“強化”本土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所謂“港獨”只不過是民間自覺捍衛“兩制”的一種比較極端的表現方式。
這三方面筆者過去多所論述，茲不贅。
經過“佔中”的洗禮後，本土意識將不可避免地強化為分離主義。這種分離主義會否結成“港獨”的果，還要看中共能否深刻反省自己的錯誤，還是一味推諉外國勢力策動“港獨”。